1938 年，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蒋廷黻在汉口仅凭记忆，一鼓作气写就了五万多字的《中国近代史》。这本小册子由此成为中国第一部从近代化角度探讨百年屈辱史的著作。而在八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重读这部作品，依然能感受到它带来的思想震撼。蒋廷黻在民族存亡关头，以史学家的冷静和外交家的务实，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理解近代中国的独特窗口。蒋老在总论中直指核心问题：“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 他将中国近代史界定为 “中国近代化的历史”，中国能否近代化以及如何近代化成为全书的论述主线。这一视角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堪称革命性突破。与传统的 “屈辱史观” 或 “革命叙事” 不同，蒋廷黻将注意力放在了中国如何应对世界潮流、如何实现自我革新这一更为根本的问题上。他毫不客气地指出：“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 这种冷静的分析，打破了简单地将中国落后归咎于西方侵略的思维定式。在蒋老看来，中国近代化的挫折，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对时代变化的迟钝反应和内部改革的无力。作为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奠基人，蒋老在这方面展现出独特优势。他对国际关系的理解，使他能超越传统史学的局限，从更广阔的视角分析中外冲突。如他将鸦片战争后清廷内部的争论归纳为 “抚夷” 和 “攘夷” 之争，这一概括就精准揭示了当时中国面对西方冲击时的两难选择。而他对琦善等人物的分析，也能跳出忠奸对立的简单框架，指出其在军事和外交上的过人之处。蒋老认为，中国近代的悲剧在于未能及时认清世界大势。清政府仍然以对待传统 “蛮夷” 的方式应对经过工业革命洗礼的西方国家，必然导致处处被动。但蒋老却忽视了清政府怕咱汉人更甚于当时所谓的西方国家这一事实，不能说蒋老的眼界不够，而是在当时的情势下，一般知识分子确实是看不到这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