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1517：全球视野下的 “奇迹之年”》。四个历史事件发生在当时世界的不同角落，内容表面上无甚关联，但在今天看来，皆是时代变革和人心不安的写照。贝加莫，1517 年 12 月 —— 天军之战 1517 年 12 月中，据当时欧洲基督教世界流传的书信和小册子记载，在意大利北部贝加莫地区的维代洛 (Verdello)，人们模糊地看到令人不安的一幕：两路由各自国王率领的大军，突然聚拢在一片树林前的开阔空地。队伍中有步兵、骑士和炮手，他们每天四次列阵，冲着敌方摇旗呐喊。两军统帅时不时踱至阵前，似在进行谈判。经过长达一周的对峙，谈判似乎无果而终。12 月 23 日的一份小册子详细地记录下了当时的场面：那位身材魁梧的国王终于失去了耐心，他撂下铁手套，抛向半空中，不耐烦地摇摇头，朝列阵完毕的将士们飞去一个眼色。顷刻间，喊声震天，金鼓齐鸣，像地狱里的金属匠在打铁般震耳欲聋。伴随着怒斥和咆哮，士兵们挥舞着军旗，向敌方阵营猛冲，双方扭打厮杀，其状惨烈。半小时后，一切又突然平静下来，再也看不到任何异样的情景。一些胆大的人跑到近前一探究竟，却只看见数不清的野猪在原地打转，而后渐渐消失在森林里。尤卡坦，1517 年春墨西哥耶稣受难日，1523 年 —— 众神归来的血光之灾当尤卡坦半岛的玛雅人 1517 年春第一次发现西班牙征服者们的身影，以及六年后的耶稣受难日，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 (Tenochtitlán) 的阿兹特克人再度发现西班牙人登岸时，对于这些中美洲文明的原住民们，就像欧洲基督徒解读贝加莫天军之战一般，感受到非比寻常的征兆。但他们并不觉得这些陌生的面孔预示噩运将至，反而视他们的到来为吉兆。这还要追溯到以前曾经发生的自然界异象，当地人相信那是众神因愤怒而弃岛离开的异兆，今天这些陌生人想必是宽恕岛民后 “归来的神祇”，他们为此欢欣鼓舞。西班牙人登岛之后，一篇用阿兹特克官方语言纳瓦特尔语写成的报道回顾了他们来前的异象：噩兆一：西班牙人到来的十年前的夜晚，天作异象，夜幕像朝日初升般殷红，像熊熊烈焰汇成火柱直冲云霄，点亮四野，火光交汇在天际的正中央，而后又像伤口流出的血一般飞溅倾泻。火焰最初出现在东方，午夜时分升至中天，日出时在朝霞的掩映下缓缓消散。整整一年，每晚天空都出现这样的景象。人们因此惊惶不安，手足无措，恐惧地猜测火光意味着什么。噩兆二：位于圣地特拉卡特坎 (Tlacateccan) 的权力殿堂 —— 战神维奇洛波奇特利 (Huitzilopochtli) 神庙突然在无人纵火的情况下自燃。人们看见神庙被烈焰吞没，木柱被大火卷噬，大声惊呼：“快来啊墨西哥人，跑起来！我们能浇灭大火，快拿起水壶！” 但当大家试图用水扑灭大火时，火焰竟蹿得更高。他们无法遏制火势，神庙最终被烧成灰烬。噩兆三：当天只是飘了一些毛毛雨，也没有雷鸣，却有一道闪电突然直劈向火神修提库特利 (Xiuhtecuhtlis) 神庙。我们把这道闪电当作不好的征兆，觉得是太阳自己击中了神庙。噩兆四：一束火光自西向东划过天空，之后分作三绺，抛洒开星星点点的艳红炽热的光雨，拖着长长的尾翼横空扫过，众人无不瞠目结舌，惊恐的呼号如沉闷的钟声响彻夜空。噩兆五：狂风掀动水面波涛汹涌，湖海因愤怒而滚烫翻腾，水高万丈，猛烈拍击岸上的院墙，掀翻屋瓦，淹没房宇，这一幕就发生在我们眼前的海域，在墨西哥。噩兆六：夜夜都能听见一位妇人哭泣，午夜时分她到处游荡，哭喊着、埋怨着：“我亲爱的孩子，我们不得不逃离这座城，奔向苦难！” 有时能听见她哽咽地说：“我的孩子，我能带你们去哪儿呢？” 上述四个历史事件发生在当时世界的不同角落，内容表面上无甚关联，但在今天看来，皆是时代变革和人心不安的写照。无论是欧洲的君主、学者，还是市民、农民都将贝加莫的天军之战解读为重大事件的先兆，究其根源是欧洲的基督教世界感受到来自土耳其穆斯林的严重威胁。后者所向披靡，1517 年征服了开罗，推翻了依然强大的马穆鲁克王朝，当其时，大有从埃及北部的亚历山大进犯意大利南部之势。同一时间，尤卡坦半岛和墨西哥的印加人也在当时的自然现象中预感到重大变化即将发生，他们认为十年前的天作异象是愤怒的众神弃岛而去的征兆，看到西班牙人登岛，便以为众神已宽恕了岛民，将重新归来。如果说意大利的天军之战是给欧洲人敲响了土耳其来犯的警钟，那么中美洲原住民对自然现象的误读则让他们降低戒备，放松警惕，招致杀身之祸。同一时期的广东又是另一番景象，“中央之国” 那成熟精密的官僚系统从一开始就让葡萄牙人认清自己凡事皆 “有求于人” 的处境，在方方面面都需谨遵当地高度仪式化的规则，而 “不守礼” 就是对泱泱礼仪之邦大明帝国的大不敬，必受重责。施托滕海姆和维滕贝格则见证了宗教改革先行者马丁・路德两次思考上帝的心路历程。第一次，他像时人一样感受到来自上帝的威慑。正如希罗尼穆斯・博斯 (Hieronymus Bosch) 的宗教画所展现的，人们害怕生杀予夺的上帝，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圣人庇佑。而 1517 年的论纲则反映了他对上帝的全新见解，认为救赎只存在于耶稣基督和上帝的仁慈中，这种质朴的、福音教的观点后来被视为宗教改革的思想基础。尽管内容各有不同，但这四个历史事件都反映了当时的宗教 — 宇宙观。人们认为上帝或神明不仅决定了世界的秩序，而且直接干预俗世的具体事务，向世间传达隐秘的信息。印加人从天气闪光和天象中读出神谕，拉丁欧洲的基督徒们将天军之战视作上帝敲响的警钟。正如印加人在震怒的神祇面前战栗一般，年轻的马丁・路德在电闪雷鸣中感到上帝的威严与峻厉，上帝冷酷无情，说一不二，度量着人的灵魂该不该得到救赎。而在中国广东，延续几个世纪的宇宙观思想一直适用，在这种理念中，尘世的组织就像天宫一样。在宇宙的中心 —— 在 “中央之国”—— 坐着中国皇帝，他是各民族必须朝向的中心。所以当葡萄牙国王在信函中胆敢以平等的口吻称呼中国皇帝，当葡萄牙使团拒绝屈从于中国的世界观时，中国宫廷只能将之视作对宇宙的安宁与平衡肆无忌惮、异教徒般的对抗，必须坚决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