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象征的重要性小小县衙，三省六部的建制齐全，知县如同皇帝，一是提供权威的象征，二是调节行政体系内部的纠纷。而知县亲自过问的案件，要么是案情特别重大，以至于处理是否得当会影响到他的前程；要么是 “三省六部” 不能妥善处理这个案件，甚至因为这一案件起了冲突，必须由一县最高权威来拍板。二、自治传统和经济考量使用非正式制度、自治、协商等手段来控制行政成本，是中央集权的一种不得已，也是一个社会能够得以运行的真正底色。说不得已，是指行政权力，尤其是中央集权体制的中央，天生谋求对行政事务事无巨细的控制，只是受到技术手段、行政成本的约束，才允许利益群体通过自治、协商来解决日常事务。说是底色，因为无论行政权力有多强大，技术手段有多先进，社会得以存在的根本，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交往。协商、定约、形成不成文的规范，这些行为的过程与结果就是社会本身，如果有某种权力实现了彻底的控制，人与人之间不再需要直接的交流和博弈，那社会也就消亡了，那不是美丽新世界，是 matrix。三意识形态的作用县令和吏役们都会用儒家的标准意识形态为自己的权力赋予合法性。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强调道德的，统一的，不可质疑的意识形态只会制造伪君子，还不如完全功利的价值取向，多数人做真小人。站在今天的视角，这种批评是成立的，原因在于技术手段和制度建设使得社会的凝聚力空前的强大，一套对普通人来说过高的道德规范既不能用作惩戒社会成员的手段，也不能作为凝聚共识的核心价值。但在前现代社会，形成一种通用的 “语言”，认同一种共同的价值，来形成彼此之间稳定的预期，降低交易成本，这是天字第一号的事情，其他所有的算计也好、大义也罢，都得让路。当然，“团结”“一统” 这样的价值取向有没有道理，是不是还有更优的选择，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根据哲学指出的规律，民族国家这一当下的 “绝对正确”，有一天也会消解，无论是从概念上，还是实践上，都变成一个陌生的、难以理解的旧事物。于是意识形态也会消解，包括对它的讨论。很难想象一个社会在没有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如何运作，这可能是我们作为现代人的狭隘，也可能是人类能享受的最后的 “田园牧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