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毁灭的种子》。“国民党政权只有政治和军事的组织机构，而缺乏社会基础。它与生俱来就是所有政治体制中最为动荡的体制之一。”— 美。易劳逸第一，以美国政府在 1949 年 8 月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即白皮书）为代表。它一方面竭力为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进行辩解，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说明国民党的失败，不是因为美国政府的援助不力，而是因为国民党自身的腐败无能和人心丧尽。此外，也是苏联政府的阴谋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怂恿。第二，一些文人政客声称，国民党的失败是美国政府的罪过。他们说，从罗斯福、杜鲁门到马歇尔和艾奇逊，不是坚持反共防线，而是采取妥协绥靖的政策，国民党的失败，也就是这个政策的牺牲品。第三，大多数学者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其自身的腐败、反动以及对三民主义的背叛。他们以充分的材料，对国民党政权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剖析，提出了比较客观、公正的看法。到了 70 年代，尤其是进入 80 年代后，这种观点逐渐为多数人所赞同，并且出版了不少内容丰富、值得一读的著作。1950 年 2 月 9 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的四个月，参议员麦卡锡在一次演说中宣称：“在我手上，掌握着一份为国务卿所熟悉的 205 人的名单，他们是共产党分子，然而却至今还操纵和支配着国务院的政策。” 通过与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党史会和调查局档案馆的广泛合作，我得以阅读了大量的国民党政府出版的书籍、文章和报告，如兵役部公布的报告以及国防部对反共战争的正式讲评。而且，我还惊奇地发现，在蒋介石的文章和讲演集里，他对国民党政权内部的实情常常是直言不讳的。1938 年 1 月，四川省主席刘湘在南京的医院咽气之后（他八成死于胃癌），他的老婆和川军部下又大声指控这是中央政府为了搬掉执掌川政的障碍，才将他暗杀的。于是，四川的实力派拒绝张群接替刘湘当省主席。八年抗战，川省的 “诸侯”，像潘文华、刘文辉、邓锡侯，就自始至终抵制着中央政府对战时天府之国的觊觎。龙云也像其他几个省的军事首领一样，注意到如果对国民党的政治反对派予以庇护的话，那么他就能在政治上赢得主动权。这或许是因为反对派的责难常常叫中央当局陷于尴尬窘迫的境地，或许是因为把这种对一个 “江河日下” 的政府所抱有的不满情绪积蓄起来的话，就能够在民众中提高自己掺杂着云南人种族优越感的声望了。在云南，对龙云自身的批评不能得到宽容。尽管如此，在八年抗战中，如果不算桂林的话，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昆明还是要比其他大城市享有更多的政治自由。国民党当局对龙云的最大的怨恨之一，就是他 “窝藏左倾分子，结果把昆明变成了共产主义的温床”。在金圆券改革的前前后后，并没有出现过真正的恶棍人物，因为在这次革命的舞台上，所有的参加者似乎更像悲剧中的牺牲品，而不像在扮演故事片中的英雄和歹徒。在这段历史中，如果还可以说是有罪犯的话，也是 10 年或 20 年前的人，那时他们没有能够制定出一套政府体制，来避免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国民党人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未能改变他们的统治和作战方式以适应华西新环境的紧张状态。战前，政府能够无视农村问题，因为城市中心的经济资源已足以维持它的统治。它的军队同样也能够偏重于从西方学来的正统的战术和技术，因为它能够方便地从华东地区的工厂及外国得到武器和物资。共产党人在他们的根据地表明，国家落后的贫穷的内地实际上是能够承受一场重大的政治和军事运动的。共产党人依靠游击战术、唤起民众和发展小型的工业生产，随着战争的推移而强大起来。与之相反，国民党人囿于战前的统治和作战观念，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均受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