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潜规则之江湖与庙堂江湖是山寨版的朝廷，同时，也是放大版的家族。所以排座次、定名分、合山头这种学问，无论是在家族还是在江湖，或是在庙堂，都在使用、都需精通。所以深谙此道的 “公明哥哥们” 才能下得梁山、上得庙堂；但更谙此道的朝廷也不怕 “送人” 上梁山、“诱其” 来招安。最厚黑之二把手的取而代之厚黑学之翘楚 —— 公明哥哥上山后，明面上在晁老大面前十分谦恭，私底下却不断扩大自己的嫡系人马，将老大架空。其次是带领人马出去攻城掠地，既扩大自己在一线将士中的威望，积累资本，又避免和晁盖的近距离接触，减少与老大的直接矛盾冲突。最后取而代之的那几场戏，演绎的也是颇为传神。最无奈之官逼民反第一个被逼上梁山的林冲和最后一个被逼上梁山的卢俊义都是社会精英，他们都没理由去做强盗。可官府中的人用权力或因收受贿赂而陷害他们，使他们做良民而不得。还有受 “丹书铁券” 保护的大周皇帝后裔、举止温文尔雅的贵族柴进也终于反了，这大宋还有什么希望？称草莽的不一定是真英雄
匪暴之徒也最易奴性十足
替天行道的很可能是伪君子
天命自居的也可能是真小人

这本书本质并不是要对水浒传进行分析，作者只不过是在借着水浒传这个标本对中国历史进行反思。如果想要了解中国，水浒传可谓是一把钥匙，其中有很多底层的生存状态，至今依然能够看到，至此我也不知道该说点啥好。

中国人勤劳，能吃苦，这点无人能否认。同样，中国人具有经商的天赋，对市场反应十分敏锐，不亚于犹太人，这点也没人否认。你看看那些沿海农民偷渡到美洲、欧洲，吃尽了苦头，从刷盘子做起，一点点积攒钱财，别人休息的时候他还在打拼。没几年下来，好多人成了小老板了。经济学家陈志武曾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 富有？我仿照这个句式同样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商人勤劳精明，却不能把买卖做大做长久，突破不了 “富不过三代” 的宿命？无论是英美，还是我们的邻居日本，上百年甚至几百 年的大企业，有些还是家族企业，如洛克菲勒、希尔顿、松下 等，可以说是很多的。我们中国有几个上百年的大企业？那些 老字号，是没法和人家这些国际大企业相比的。而且同一个企 业，就算名字不变，换手率也很高。这些年那些上了富豪榜的 企业家，先后落马的有多少？从《水浒传》中能对这个问题做一点思考。我们先从三个民营企业家的命运谈起。宋朝是个军事羸弱和经济活跃不对称的跛脚鸭。看过《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的人对大宋首都之繁华大约有些简略认识。后来到了杭州，大宋只剩下半壁江山了，可靠半壁江山，南宋维持了一百五十年，原因是当时商业发达，官府主 要财税的来源不是农业，而是商业。读读宋代林升很有名的一首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从这首诗中就可看出当时的杭州多么热闹。而陆游也有两句诗：“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能抓住时令，把杏花卖到深巷子里来，可见第三产业是何等的发达。即使是小说家所言的《水浒传》，重点写造反和招安，其中也有不少笔墨写到了市民阶层的生活和市场经济的活跃。比如燕青陪着宋江，化装进东京城，去找皇帝的相好李师师这一回。书中描绘的市井景象好不热闹。商品经济发达必然会诞生一批民营企业家。《水浒传》中有三位较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即渭州 “镇关西” 郑屠、阳谷县西门庆和大名府的著名员外玉麒麟卢俊义。这三个民营企业家都没有得到善终，郑屠有欺男霸女之嫌被鲁达三拳打死；西门庆谋色害命被武松杀掉；卢俊义被诬通贼后不得已上了梁山，最后和宋江等人一起受招安，征辽，平田虎、王庆、方腊后终免不了兔死狗烹的下场，被权臣们用毒酒毒死。三人善恶不一，其人品道德有天壤之别。普通人读到郑屠和西门大官人被打死时，觉得痛快；读到卢俊义被害时，免不了因英雄末路而伤心。但仔细比较三人的命运，便会有一个饶有趣味的疑问：为什么无论是为恶还是为善，这些商业界的成功人士都逃脱不了家破人亡的结局？在皇权社会里，世俗权力高于一切，没有现代的立法、行 政、司法三分，民间对官府权力使用很难进行监督，官府的种 种行为也很难公开公正。那么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商业的繁荣 是畸形的，民营经济的发展不可能有自由、宽松、法治化的环 境。私营者的成功与其说依赖个人的能力与机遇、法律对财产 和经营活动的保护，还不如说更依赖于和官府的关系以及心狠手黑、大胆奸猾。“灭门的府尹，破家的县令”，公共权力的无限膨胀可以通吃一切，自然也可左右民营企业家的活动，经营 活动往往并非按照成文的游戏规则运行，而是按照诸如 “无商 不奸，官商结合” 的潜规则运行。要么你就依靠官府横行霸道， 免不了被武松这样的人自我执法干掉；要么不亲近官府而被剥夺财产最后走投无路。“为富不仁” 和 “为仁不富” 的怪圈在《水浒传》的世界中，就已经存在。～～中国商人富不过三代的宿命（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