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中国史》我非常喜欢，看了多遍，纸质的也购买一套。因为突破了传统朝代的框架，不讲人事斗争的权谋机关，从人口，地理和生产，政府组织架构上分析，让读者从大视野看历史，看出历史的必然。宋朝的国土在北宋时大约 280 万平方公里，南宋时进一步缩减到 200 万平方公里，所以基本上是一个地方政权，当时整个中华大地上的人口（辽金宋）占了世界上一半的人口。而宋一直占据人口优势（40-70%），整体汉族人口（农耕人口）也占 90%。汉唐的中国儒家统治完成了大一统郡县制政府架构，皇权的立储长子继承制，两税法和盐铁专营，但统治架构中军队还是要骑兵为主，关中地区原先以游猎游牧为主。随着人口增加，农耕化程度越来越高，供养长安城越来越吃力，长安城彻底陷入困境。可以从南方运粮吗？一直在运。但随着缺口粮食不断扩大，运粮成本太高了。粮食从大运河到洛阳，卸船后走 400 公里山路到临潼。再装船沿渭河、灞河、浐河到达长安。这么费劲，干脆搬到洛阳得了。（明朝的余子俊给皇帝算了一笔账：我军八万兵马驻扎陕北，每年耗费粮草 150 万两白银，运费就要 825 万两白银，是粮草的 5 倍多。这段路途大约 500 公里，可见古代陆路运输成本有多高）。宋朝稻米良种（战城稻）的改良引进，让粮食产量空前提高，这样的产量一直延续了千年都没有被突破。科举制度，解决了统治精英的阶层流动，儒家经典的教育普及，让当时的政府体制达到农耕文明的最高效率（官民比例 1:7500），农业税 10%。宋朝也基本奠定了儒家统治的框架，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清末。中华大地的人口激增（因为生育也因为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不断南迁）。辽金等游牧民族不断被融合（1:10）的人口数量比例，但游牧民族下马耕田后，自然是战斗力的下降，宋一直用钱财赎买和平，而游牧民族靠武力掠夺生存，虽然表面上农耕民族是丧权辱国，不断被欺凌，但游牧民族只是注入新鲜血液后，还是消融了。夏金辽和蒙元，在历史的长河中闪亮既逝。农耕文明时期，骑兵对步兵有碾压的优势，“北伐” 很难成功，军人是个专业技能，会种地就不会骑马打仗了，军马畜牧需要的资源要比农耕多太多了，施展提出的是中华文明是《枢纽》，我认为是融合，上古时代 “中国” 不是一个具体的国家，王所在的国家（城）就是中国。王搬到哪里，那里就是中国。宋朝因为雕版印刷和纸张的使用，让文化不断积累传承，文化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而游牧民族武力强悍但文化落后，很快就泯灭了，成吉思汗 70 万人口席卷欧亚大陆，可只是过了百年就星散了，只有文明才能延续传承。

继续读外国人写的中国史：《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是 “哈佛中国史” 丛书的第四卷。从 10 世纪唐代后期到宋帝国早期，中国发生的转变标志着中华帝国出现了历史上决定性的断裂 —— 北方士族靠着谱牒的政治优势而形成的 “旧世界”，在延续了几百年后在 880—960 年间的混乱和内战中消失了；随着士族的衰亡和士大夫阶级的出现，旧的治国之道被遗落。士大夫阶级受到儒家学说的熏陶并通过了科举考试，决心承担起重塑中国传统的责任。他们在政治、意识形态、哲学、文化、文学、艺术、科技上所取得的成就与那些改变了日常生活的、强大的经济力量结合在一起，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并界定宋代是一个转型朝代。德国汉学家迪特・库恩把对宋史的研究，聚焦在两个关键词上，一是 “转型”，二是 “儒家统治”。转型，是指经历了唐朝中后期和五代十国的动乱，传统的、由皇帝和 “士族”“门阀” 共同构成社会上层的旧模式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 “职业文官”—— 士大夫阶层。宋以后的中国，就由 “皇帝 + 士族” 的模式，转变成 “皇帝 + 士大夫” 的模式了。儒家统治，是指儒家思想变成系统的治国理政指导思想，以及社会生活的规范模式，从官员选拔、学术思想、市民生活、家庭伦理、国防外交、商业活动，各个角度，全方面地影响着宋代的中国，甚至直接决定了这个王朝的生与死。作者认为，今天中国和中国人的一些特质，就是形成于宋代的，所以可以说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塑造与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