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解的密码” 与 “皇帝的新装”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日本对外经贸摩擦日益高涨，进而引发剧烈的政治摩擦、社会摩擦乃至文化摩擦，不少西方人士对日本大加挞伐。1989 年 8 月 7 日，在美国《商业周刊》出版的 “反思日本” 特集中，卡瑞尔・范・沃尔夫伦（Karel van Wolferen）、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等四人被正式冠以 “对日修正主义四人帮” 的名号。四人中，约翰逊是著名的政治学家和国际问题学者，其余三人在职业生涯后期虽纷纷步入学界、登临讲坛，但彼时却身份各异，范・沃尔夫伦是荷兰《新鹿特丹商报》的驻日记者，法洛斯长期为《大西洋月刊》等刊供稿，普雷斯托维茨曾在里根政府时期担任美国商务部的顾问。主流学界对于约翰逊之外的三人虽偶有提及，但大多采取井河不犯、敬而远之的态度，但范・沃尔夫伦于 1989 年所著的《日本权力结构之谜》（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 People and Politics in a Stateless Nation）一书却成为各界瞩目的话题之作，风光一时无二。该书出版之后，《外交事务》《国际事务》《国家利益》《历史学家》《威尔逊季刊》等诸多欧美期刊均在第一时间刊登了书评，日本国内的评介更是不计其数。维基百科甚至单列有该书的词条，亦可见一斑。三十年后的今天，该书的中译本也终于姗姗来迟，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在中译版前言中，范・沃尔夫伦开宗明义，透露从一开始就希望将此书写成一部 “日本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百科全书”。吊诡的是，在三十年前的日译版序言中，他也曾白纸黑字地强调，自己想写的仅仅是剖析 “日本权力行使方法之书”，绝非 “政治社会百科全书”，读者之所以有后者的错觉，大概是由于书中的观察记述太过细致全面。全书对于日本权力构造的剖析巨细靡遗、极尽铺陈，涉及政府、政党、国会、财界、司法、教育、工农、中产阶级乃至黑帮、媒体、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近乎包罗万象，亦不乏洞见。该书的英文版于 1989 年 4 月上市。甫一面世，就在日本国内遭受诸多批评和质疑。为此，在 1990 年 9 月出版的日译版中，近十页的日译版序言犹如一份辩护词。鉴于这一序言并未被纳入中译本，其中的不少自我辩白颇值得转述。范・沃尔夫伦认为，其作品饱受批判的原因无非有三。其一，世界上没有一个政治体制愿意被置于解剖台上，日本尤甚。其二，日本手握大权的官僚极力否认他们行使权力的事实及其在日本的重要性，因此作者的无情揭示恐使其原形毕露。其三，在日常生活中，普通日本人对于与权力行使相关的 “表象”（建前）与 “实质”（本音）已混为一谈、真假莫分，而他无非是聚焦 “实质”、道出本源而已。范・沃尔夫伦强调，在对政治事务进行有意义的讨论时，避免做出价值判断 “不过是一种幻想”，个人对特定问题的关注未必就是 “偏见”（第 36 页）。在他看来，主观的 “批判” 与客观的 “分析” 截然不同，自己的本意实为后者，之所以遭受种种非议，盖因被误解为前者且被贴上了 “反日” 的标签，同时也由于他将日本的诸多 “非正式联系” 大曝于天下，不免遭到有权者的记恨。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日本一直是个另类，也因此成为让许多宽泛的理论框架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存在：对西方中心论来说，它表明东方国家也能实现现代化；对种族主义来说，它证明有色人种同样可以成功；那些信奉 “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 的人，则会发现日本式的 “勤勉革命” 居然也能达到同样效果。看起来最令人费解的是：所有现代国家至少都有一个强大的政治中心，有清晰的权属并推进决策，但日本的权力却分散在各个官方机构中，其中心看起来是 “空无” 的。尽管如此，它却仍然有效统一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暧昧的 “系统” 按欧美的标准，日本在诸多方面都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结合。这既激起西方对它的兴趣，也常常引发不安，不过随后常常被一种自欺欺人的乐观愿望所安抚，那就是：“当日本越是现代化，就会变得越像我们。” 有时日本也乐于利用这种错觉，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没有威胁的小伙伴，但越到后来，有一点就越是清楚：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强大起来的日本并不会按西方对变革的预期行事，相反，当西方在失望之余加剧批判、对日本施加压力乃至不惜以贸易战对付时，日本反倒更强化了自身的态度，反唇相讥地要求美国先管好自家的事，而欧洲也应认清自身的 “发达国家病”。在双方论战最激烈的那些年代，日本甚至高调地宣称自己的模式要远远优于欧美。这些年来的事实证明，日本当时对自身力量的认知也是一个幻觉，但有一点仍是明确无误的：日本社会的运作有其自身的逻辑，很难变成西方那样。就像当年一些西方观察家逐渐意识到的，日本根本不是 “用西方的游戏（规则）来打败西方”，更可能根本没在玩西方的 “游戏”—— 就像游击战中所说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两个不同的巨系统即便存在很多交流，但却不一定会趋同，认清这一点后，就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与其寄望于对方的改变，不如去尽可能地理解对方。这就是《日本权力结构之谜》所试图解答的问题，它提供了一个 “内部的外人” 的视角，既不同于日本人的自辩，也不同于那些摸不着头脑的西方观察家，而着重指出：用西方的逻辑来期待日本，是注定要落空的，而要理解日本的制度运作，最关键点既不在其国家（state），也不是其社会（society），而是另一个需要大写的 “S”—— 系统（system）。 你没看错，范・沃尔夫伦在书中创造了一个颇为模糊的概念 ——“系统”（the System），并强调其与政府有所不同。至于 “系统” 究竟为何物，在这一皇皇巨著中，答案似乎无处不在，但又从未有所明指。在日译本序言中，范・沃尔夫伦倒是寥寥数语道出了全书的精义。他指出，日本权力结构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即权力拥有者内部各种集团之间存在着种种 “非正式联系” 与 “非正式交易”。官僚、经济团体和企业集团的经营者构成了权力拥有者的主要组成部分（日译本序言第 24 页）。这种政治经济模式 “在根本上是失控的”，整个 “系统”“没有舵手”（第 602 页）。之所以要用 “系统” 这个术语，是为了表明一个事实：在日本，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边界是模糊不清的，系统 “既不是‘国家’，也不是‘社会’，但不管怎样，它都决定着日本人的生活该如何，以及谁该服从谁。” 因为日本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推行在半自治系统之间分享权力，而很多上层人物却把集体意志表现为仁慈的、不掌握任何实际权力的，似乎只是为了顺应民意。在这种情况下，权力责任都缺乏清晰的归属，因而到底谁应负责，永远都没有答案。首先，范・沃尔夫伦一再重申，日本 “根本没有一个强大的政治中心”，没有谁具有广泛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日本的权力 “分散在若干半独立、半相互依赖的实体当中”，但缺乏一个有权对其他实体发号施令的实体，各个团体 “不受管制”，缺乏权力中枢（第 64-65 页）。这是原著副标题中 Stateless 一词的本意，但无论是日译本还是中译本都省略了这一副标题（同样耐人寻味的是，除了标题，英文原著在书的正文中似乎从此再没有出现过这一单词）。其次，在日本的政治生态中，“管理者” 才是掌权者和 “统治阶级”。官僚的作用和影响力远大于政治家。作者认为，是官僚而非自民党对日本国内各个政策领域的讨论实施了监督，而这些讨论的大部分又源于外部环境对日本施加的压力。不仅如此，官僚还代替议员制定政策、提出法律议案（第 49 页）。从十九世纪末开始，“特定的官僚权力和政治权力整合”，最终形成了这个 “系统”（第 512 页）。与之相类似，企业和企业协会也是系统的 “牢固核心” 和 “整合在政体中的根本不可缺少的器官”（第 549 页）。为了突出这一发现，作者提出了不少惊人之论。例如，在他眼中，执政的自民党 “并不是真正的政党，实际上它也不进行统治”（第 39 页）。这是因为，自民党缺乏 “基层党组织”，既无 “规范领导更替的普遍机制”，也没有 “明确的政治原则”，“在西方所能接受的概念中，它根本不能被称为一个政党”（第 45 页）。再次，日本的经济进程全面受控于政治权力，在利益至上的理念下，日本政治结构内的经济意识形态是高度政治化的，且从战前到战后一以贯之。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本书的对立面，“日本株式会社”（Japan Inc.）之说虽然失去了高度集权、科层分明的形象，但在发展导向、唯利是图的特征上却无变化。范・沃尔夫伦强调，企业的强大影响力和不加约束的产业扩张，“才是日本在国际关系中的根本要素”（第 549 页）。因此，表明上看，对于当时已处于白热化状态的日本对外贸易摩擦，作者在书中只是旁敲侧击地零星提及，但事实上其对 “系统” 的分析、对日本政商关系的阐释却直指这一摩擦的肇因。范・沃尔夫伦指出，“日本的系统一直奉行结构性的贸易保护主义，这就为日本制造商和银行屏蔽了竞争，而系统中的公司却是靠着这种竞争打败了西方公司”。这个因素 “似乎确证了日本和世界贸易之间的不平衡会永远存在”（第 592 页）。这样一个看似战无不胜的系统却有一个天生的缺陷，那就是无人有权作出政治决策来改变目标，换言之，“整个系统是没有舵手的”。这在冷战后的时代表现得尤为明显：当外部环境不再像以前那样稳定时，面对变动不安的国际局势，日本却迟迟无法采取明确有力的变革之举。所以，日本的问题就在于：“系统” 可以轻而易举地实施近乎绝对的控制，不仅是对那些潜在的叛逆思想，个人的独立性也受到了压抑，用本书中的话说，“长久地坚持某类思想的人特别少见；不仅是因为这么做没有好处，还因为这经常与周遭环境的社会 — 政治要求发生冲突”。换言之，为了被系统所接纳，人们主动削平了自己的棱角，日本人身上那种井井有条的纪律性极大地抑制了意外情况的出现，但问题是，一个社会要创新突破，却恰恰需要这些独立思考的个体，何况一切都可控的结果，就是既安稳，也缺乏惊喜。 说来讽刺的一点是：日本当下的种种问题，都是因为它以前做得太成功了。战后全国上下一心实现了战前无法想像的国家富强，而且国民作出自我牺牲来达成这一目标，几乎没什么怨言；但在实现这些目标之后要继续如何前进，却无人知道，更缺乏有远见的政治家来推动。“二次维新” 的说法说了一遍又一遍，但到最后往往只是一些表演，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推动。实际上人人都知道，日本需要某种 “范式转换”，就像以前从农业社会毅然向工业社会转型所需要的那种推动力，如今向后工业社会、后冷战时代的转变也需要这样的变革勇气。这样的变革力量，要么孕育自社会内部（比如工业革命时代的英国），要么有一群权力精英推动（明治维新就是如此），但前者需要容纳与现有制度化环境相异的创新 / 破坏思想，后者则需要明确的权力中心，这两者在当下的日本却都是缺失的。其结果，日本就像一艘在汪洋中的打转的大船，虽然船上的乘客有不少人明知道方向在哪里，但却无人能推动它向那个方向进发。当然，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要想实现这样范式转换都是极其困难的，只不过欧美国家的 “系统” 相对开放，更有可能孕育新因子，而国家与社会之间也远不像日本那样暧昧不分，这使它无法像日本那样做到高度和谐稳定，有时甚至爆发激烈的冲突，但也由此不断孕育着自我更新的力量，使它更具活力。这恐怕也是日本的另一个致命弱点所在：实现全面控制的代价就是 “系统” 本身难免封闭，因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几乎是无法被彻底控制的。到最后，日本可能面临着近代开国时相似的局面：由于 “系统” 已经高度稳定，缺乏自我变革能力了，此时唯一能推动它的力量就只能来自外部了，因为唯有外部环境才是它始终不可控的。它何时、以什么方式回应迫近的挑战，这很难预料，但有一点或许可以肯定：在一个权力中心缺乏决断力、甚至根本就没有权力中心的系统中，有效的行动取决于全社会一致认识到变革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