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教士的开拓和献身精神值得学习，司徒雷登的一生经历反映出美国基督教文化的矛盾和撕裂，他可以说是非常热爱中国的白皮华人，出生在中国杭州，11 岁才回美国受教育，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中国渡过，从他母亲开始就在中国募捐办学，他的首任燕京大学校长（教务长）任上，主要工作就是往返于中美四处募捐，乞讨化缘，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东亚汉文化圈重视教育，也理所当然的认为教育公办是国家理应的付出，可西方高等教育是教会精英集团的私学，办学理念完全不同（燕大在 52 年并入北大）。书中记述他一次劝捐见督军孙传芳，「孙问：“你们外国人为什么要来中国做教育？”，我回答说：“文明是不分国界的，她不是民族的，而是世界的。只有通过各国文明的交流、融合，才能增进相互的了解。我们的目的就是学习中国的古文化，并促进新文化的建立。”，“感谢你对中国的好意，但你来找我是为了什么？”，“我来向你筹集捐款。” 显然，孙将军当时并没有捐款的意愿，他站了起来，说：“我们以后再谈吧。” 不过，在我临走前，他还是捐了一百美元，之后又捐了两万美元。孙将军的一个儿子后来就在《燕大》读书，学习很刻苦。」本书还记述了他在抗战时期被日军软禁的困难时期，战后美国人想居中调停，成立联合政府，完全不怀疑他的美好初心，可美利坚帝国本性必然带来悲剧的结果，「别了，司徒雷登」，老人回美后罹患中风，在病榻上辗转 13 年，2008 年终于骨灰安葬于出生地杭州，魂归故里。从司徒雷登的经历，可以看出任何以国籍和种族区别都是无聊和幼稚的，美国和日本都有对华友好的人士，同时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复杂性也认识不足，国内有些专家还为中国的 “一边倒” 痛心疾首，可看现在杰弗里 - 萨克斯教授的幡然悔悟，全世界百年来的任何战争都有美利坚的身影，「做美国的敌人是危险的，但是做美国的盟友是致命的」。

一百年前、基督徒、传教士、燕京大学创办者、校长、美国驻华大使，这些复杂的概念构成了司徒雷登，书籍的文学性不是关键，这些独特身份视角下的中国才是值得我们去了解的宝贵之处。

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1876 年出生于中国杭州，父母均为美国美南长老会传教士。司徒雷登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扮演了复杂而多面的角色，其核心贡献集中在教育、文化及外交领域：1. 创办燕京大学，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创建背景：1919 年，司徒雷登受命合并北京汇文大学与协和大学，创立燕京大学（后并入北京大学）。他通过 15 次赴美募捐，筹得超百万美元资金，购得清代亲王园林淑春园作为新校址，打造了融合中西建筑风格的校园。・学术建设：他提出校训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并引入哈佛燕京学社（1928 年成立），促进中美学术合作。燕大培养了 42 名两院院士、11 名工程院院士，以及大批新闻、外交等领域的精英。・师资与理念：他高薪聘请顾颉刚、钱穆、陈寅恪等学者，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同时倡导学术自由，支持学生参与抗日救亡运动。2. 抗战期间的民族气节・反对日本侵略：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司徒雷登因拒绝与日军合作被关押三年零八个月。他在狱中坚持为燕大学生争取转学机会，并拒绝透露抗日组织信息。・支持学生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亲自带领燕大师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本侵略，展现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感。3. 中美文化交流的桥梁・语言与本土化：司徒雷登能说流利杭州方言，自称 “更像中国人”，并推动燕京大学本土化，如将英文校名音译为 “Yenching” 而非直译。・学术合作：他促成了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推动中美学者互访与联合研究，提升了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4. 晚年对中美关系的反思与推动・调停国共冲突：1946 年任美国驻华大使期间，他试图调停国共矛盾，但因美国对华政策失败而受挫。1949 年解放军攻占南京时，他拒绝随国民政府南撤，一度寻求与中共接触。・历史评价的转变：尽管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将其视为 “美帝国主义象征”，但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界重新评价其教育贡献，2008 年其骨灰安葬杭州，被视为中美关系缓和的象征。司徒雷登的传教士背景使其对马克思主义存在偏见，任驻华大使期间支持国民党政权，这些行为成为其历史争议的焦点。然而，他在教育、文化融合及战时立场上的贡献，仍被广泛认可为连接中美历史的重要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