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观点：在以前，有能力的人不会永远脱离他们的 “草根”。结果不仅是知识分子参与乡村的生活，而且还会鼓励当地的其他人参与。现在情况则有所不同。目前，那些在青年时期曾受到过乡土社区培育的人已不再回去为其所用。最近有很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有一位老师劝他们回家乡去，他们原则上都能接受，但又非常现实地说他们回不去了。事实上我也没听说有一个人回去的。他们宁可待在城市里，费劲心思谋个职位，或无处供职，靠朋友资助为生。他们回不了家，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不愿，也是因为回家生活已经很不现实。在没有离乡之前，好像有一种外在的力量在推他们出来，他们的父母、兄弟和其他亲人也为他们想尽办法实现离乡的梦，有的甚至变卖田地或背负债务。当他们大学毕业时，他们发现几年的离乡生活已把他们同乡土的关系割断了。乡村没有大学毕业生的工作。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学校学到了西方现代科技知识，更因为他们已经适应了那种与乡村生活截然不同的新的生活方式和观念，这一变化已足以使他觉得自己已有异于乡村人了。所以，今天的大学生毕业回到乡村后无人交流，没有人理解他，他自己竟然经常觉得被家人疏远了。即使他回到家乡，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学校里学来的知识没有用武之地，因为中国的大学并不培养去乡村工作的人才。从大学里学到的东西常常是来自西方的知识。知识不应分国籍，我们也应该快速现代化，要现代化就要引入西方知识。现代知识必须提供乡村传统制度改良的方案。但问题是大学生无法找到一座桥梁能把他学到的东西介绍和运用到自己的家乡农村中去。没有这样的桥梁，现代知识只能徒劳地悬在空中。结果是不断输出子弟的乡村同时丧失了金钱和人才。

第一， 所谓的 “士绅”，就是文人加地主。士绅有两个主要来源：一个是取得科举功名但没当上官的读书人，另一个是在职官员的亲属或者是退休以后 “告老还乡” 的官员。第二， 士绅是古代中国的稳定器，因为他们可以在当地提供公共服务，还可以向政府反映民情民意，表达民众的诉求。第三， 士绅在近代中国沦为 “土豪劣绅”，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工业品的冲击打破了乡村社会的经济结构，使士绅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从缓和走向紧张，从共生关系变为对抗关系。

80 年代初期开始，费孝通 “行行重行行”，接续了他的 “乡土重建” 事业，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致力于小城镇建设及城乡、东西部区域协同发展的调查研究。与此同时，他也深感全球化问题的压力，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 “三级两跳” 的时代关口，在尚未完成从乡土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之时，又面临着 “跳进” 信息社会的时代要求，由此急需处理技术的跃迁速度远远超出人类已有的社会组织对技术的需求这一重要问题。在费孝通看来，这不只是一个经济制度问题，同时它也含有社会心态方面的巨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