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认为东南亚的经济是政治权贵和经济权贵之间关系的产物，这种关系由殖民时代发展而来，并在后殖民时代继续存在，只是特点有所不同。大亨阶层符合政治目的，并创造了巨大的个人财富，但对促进整体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什么贡献。他们的巨额财富主要来源于一种叫 “特许经营权” 的东西，并且进一步垄断了一系列民生工程，通过收租来获得现金流。这是一种基于腐败政治和权钱交易的畸形经济模式，是对世代平民的剥削，值得我们警惕。

英国作者，描写简介东南亚著名华裔富豪的历史，上世纪战后，东南亚风云变换，一方面纷纷独立建国，又处于美苏（中）两大阵营的暗战前线，分两大阶段，中国开放之前。从印尼的排华，到新马分家，总体上受英文教育的买办型商人开始风生水起，四小龙的发展，也使得东南亚一直经济增长处于世界前列，到 80 年以后，中国大陆崛起，更带动区域间的华裔富豪资产倍增。作者立场有误，语调酸葡萄。二战以后，新兴国家中，只有东南亚在威权体制下，完成工业化，而华人也被称为东方的犹太人，包括新加坡称为远东的以色列，这些英国的原本的殖民地，在华人的辛苦奋斗下，财富一直在积累，区域在中国的影响下，远东的经济实力已经超过欧洲，成为世界经济未来的中心，书中记述的大部分华裔家族都能够审时度势，开枝散叶，繁荣发展，并没有如南美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华人在东南亚一直处于少数族裔，背井离乡，艰苦奋斗，华人强大的文明基因，让他们和当地西方统治阶层格格不入，华人是少数，只能自成体系，当年抗战的捐款，一直心系祖国。在中国没有强大前，一直如流浪的吉普赛人，受排挤。从菲律宾，印尼，越南多次排华，惨遭迫害，只能顽强求存，虽着中国的崛起和强大，这些海外华人无论从商机还是文化认同上当然靠向大陆。书中没有提霍英东的最终是中国国家领导人，李嘉诚的汕头大学，等等不一而足。书中对新加坡的成功也是只字不提，充满英国殖民者的偏见和酸楚。英国人一直玩用当地人抑制华人的把戏。

每日一书：《亚洲教父》。“儒教的好处就是让亚洲人民心甘情愿地承受痛苦。” 香港大亨陈启宗，《亚洲金融》杂志（2002）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巨富，官商一体 (不只勾结这么简单) 及裙带关系之深，港官港商不能望其项背，他们中不少行为真的有点像 Mario Puzo 笔下 (也是后来的同名电影)《教父》中的黑社会头目，此中最臭名昭彰的是苏哈托的次子汤米 (Tommy，原名 Hutomo Mandala Putra,1962— )，其行径与西西里黑手党教父无异，他于 2000 年 (乃父于 1998 年下台) 因受贿、盗窃国家财产 (欠印尼央行十余亿美元) 及非法侵占国家土地等罪名被判十八个月徒刑，在狱中指挥 “门客”，成功暗杀判他有罪的法官而再加十五年刑期，但他有怨无悔、再下狠手，2003 年派出手下由警察开路捣砸刊登其罪行的流行杂志 Tempo 并殴伤多名记者 (此事闹上国际法庭，却因没有人敢做目击证人而不了了之)。汤米其后 “上诉得直”，已于 2006 年 10 月 “有条件” 获释…… 把其他纯商业大亨和这类借父荫强取豪夺的流氓型人物并列，不加引号是不合理的。史塔威尔又指出，不少巨富特别是新马泰的，其中年子孙，买汽车或其他 “奢侈品”，都要征询老人家的意见，老人面有不悦之色，提议便自动取消；这种说法可能言过其实，不过，这样做的后辈的确大有人在，但那也许是摸准了老人家悭俭性格故意讨其欢心之举 —— 后辈必需讨老人的欢心，以彰显老人手握财权的 “效应”。据史塔威尔的描述，“教父” 们之所以多有此种性癖，很大部分原因是被他们的太太纵容而 “性对象” 供应源源不绝，得之全不费工夫；其次是这些 “教父” 大都没有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 (有的只是 “生意伙伴”)，社交生活乏味枯燥，因此寻求年轻女性的性慰藉，几乎是唯一的 “解闷” 方法。大亨阶层符合政治目的，并创造了巨大的个人财富，但对促进整体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什么贡献。相反，经济增长来自于向高效率的出口型跨国公司输出劳务的策略和输出小型企业，这些小型企业大多从事制造业，或与制造业有关。“竹网” 一词流行开来，被用来形容周围地区华人之间可见的关系，以解释他们的经济活力。总之，严肃又煽情的媒体花大钱获得了这些文化分析，因为其神秘性和共济会色彩确实能成为故事的卖点。笔者观察亚洲发展中国家长达 15 年之久，认为在决定社会繁荣与否时，体制远比人重要得多。日本、美国以及大部分欧盟成员国都很富强，而使这些不同国家富强起来的不是个人，而是更有效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的当代经济景观在两种历史性力量的相互影响下成形：移民和殖民。技术为移民潮带来了便利。第一艘汽船在 19 世纪 40 年代投入使用，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广泛使用于亚洲的航线。所谓的两次鸦片战争（1839—1842 年和 1856—1860 年）打开了中国沿海的主要港口，尤其是传统的南部移民中心，它们很快通过汽船与东南亚的主要港口连在了一起。当地的汽船路线相当复杂，从而决定了许多移民的目的地。例如，中国海南岛海口至泰国的曼谷航线的开通，导致大量华人进入泰国，所以在泰国，许多华人的祖先都来自海南。苏加诺时代对于所有的华裔来说都是痛苦的，就连黄仲涵的资产也被国家没收了。但是结构层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因此当 20 世纪 60 年代苏加诺下台时，马来西亚很快回到了以前的状态（这只是表面现象）。亚洲教父的历史是他们像变色龙一样灵活调整他们身份的历史。政治权贵与经济权贵的种族分割需要这个；殖民主义需要这个；最近，对华裔大亨来说，中华的崛起以及它对海外爱国华侨的吸引力需要这个。大亨们早已经习惯于随需而变，“适应” 各种环境和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大亨们常说的亚洲商务的部分 “游戏”，虽然他们不一定知道这个比喻是完全进口的外来词。例如，霍英东的长子霍震霆这样简述他父亲的一生：“这并不是钱的问题。这是一个游戏。” 印度尼西亚的林绍良和马来西亚的郭鹤年都是过去半个世纪最著名的大亨。他们之间的关系最能说明问题。从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起，有许可证保护的郭鹤年一直主宰着马来西亚的糖和面粉等产品。当他想进军产糖大国印度尼西亚时，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他的印尼同行。林绍良对苏哈托的影响无人可比，苏哈托规定只有军队可以买卖糖，而军队很多糖的买卖都是通过林绍良进行的。郭鹤年鼓动林绍良游说苏哈托垄断小麦进口和面粉加工，利益与军队共享。在 30 年的时间里，郭鹤年和林绍良共同投资小麦和糖的贸易以及糖的生产。他们常被媒体称为主要的竹网同盟。两人祖籍都是中国福建的小镇，相距不过 40 公里。据分析，李嘉诚在用人、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的技巧对他的事业很有帮助，这使他成为最富有的教父。李嘉诚的帝国里有许多来自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而其他教父只是聘请一个鬼佬装装公司的门面，几乎是在种族上提醒人们谁是真正的主人（在香港，有一个被某地区的大家族所雇佣的孤独的鬼佬，他只有部分时间有正经事干，所以有时间每日去写有关他活动的博客）。股东众多的汇丰银行从未有过危机，尽管人们可以指责其长期准垄断的地位。汇丰银行也是东南亚少数几个给股东长期回报的上市公司之一，教科书上说这样的回报只有在新兴经济时期才会有。另一方面，有计划、有步骤地掠夺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银行财产，不仅诈取了小额投资者的资金，还削弱了整个经济。“儒教的好处就是让亚洲人民心甘情愿地承受痛苦。” 香港大亨陈启宗，《亚洲金融》杂志（2002）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证券市场一下子从 1993 年底 1994 年初的顶端跌到了谷底，很多公司的收入没能达到投资者的期望值，但银行还是在继续发放贷款。东南亚人民逆来顺受的听从，一方面增加了他们勤劳、有恒心的名誉，但另一方面也加强了他们领导人的自恋和自大。有 1/4 华裔血统的阿基诺，在会见李光耀之后就给他贴上了 “傲慢的家伙” 的标签 [7]。英国女王那痴迷马术的女儿安妮公主，听了李光耀的遗传理论之后，直截了当地评论说：“这在马身上不适用。” 很少有人敢和李光耀争辩，因为他的新儒教城市国家在 1993 年和 1994 年发布的增长率是两位数。金融危机时，教父们用中央银行的贷款购买外汇（由此导致印尼卢比贬值），再把外汇出口到新加坡或其他地方。2003 年，银行重组局把林德祥的两个印尼公司卖给了新加坡的加里波第公司，一个是印尼大象轮胎厂，另一个是印尼 GT 石化公司。在稍年轻时，这位大亨很喜欢去很远的中国南海钓鱼。他和全家及公司里的高级管理人员每次都会离开几天。在旅程中，他们会在一个岛上停下来补充给养。这个岛的沙滩上有个小店，大亨很喜欢这个小店的店主。店主是个华人，白天要连续忙一天，半夜还常被黎明出发去捕鱼的本地渔民叫醒买柴油或其他一些必需品。渔民们常常因没有钱而要求赊账，店主很豪爽，一概答应。他娶了位带孩子的海南女子（那时几乎没有人这样做），负责照顾她和她的女儿。几年来，教父逐渐和他成了好朋友。教父观察到他们之间的唯一差别是他出身于富人之家，受过极好的教育，继承家产当上了亿万富翁；而店主没命地工作，却赚不到钱，年纪很轻时就累死了。“这是真正的东南亚故事。” 教父会冷冷地说，一脸回忆美好过去的样子，还会给听着的人倒一杯很好的法国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