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的最后一个都城，蔡州，被窝阔台的蒙古大军团团围困。围城一个多月后，城内居民粮储渐渐耗尽，万余名饥民聚集到尚书省前请愿，要求出城觅食，未获答复之后他们在内城游街大呼。金哀宗闻知，命令每天放一千名饥民出城…… 饥馑之下，城内开始吃人，僻静街巷中潜伏着结伙作恶之辈，专门伏击行人、勒死分食，甚至拿到市场出售。负责城内治安的 “都弹压” 官逮捕了一伙杀人劫财的强盗，审讯中发现，他们后台居然是精锐部队 “忠孝军” 的两名军官…… 这是《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中的一段内容，将八百年前的惨烈兵灾呈现在读者眼前。此书描写的是 13 世纪前期蒙古和金的战争，特别是围绕金朝三座都城的攻防战：中都（今北京市）、汴京（今开封市）、蔡州（今汝南县）。作者在后记中说，中国目前的历史作品还较少涉及围城战史，而自荷马史诗以来，西方关于围城战的记载已经蔚为大观，所以此书极大的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说到中西围城战史的差异，和欧洲相比，我国古代的经典围城战确实不太多，这可能有地理环境的原因：欧洲古代国家普遍较小，纵深浅且多山地，城市大都在沿海，很容易遭受外敌围攻，甚至是海陆两面围攻，所以城市攻防战往往等于国家存亡之战。而中国国土辽阔纵深很大，敌军不容易长驱直入、围困都城，而且都城一旦有警，皇室很容易 “西迁” 逃走，有足够的后方可供避难，也不会变成都城攻防战。此外，城市攻防战还有社会因素：如果是同属中原文化的两方对决，不易升级到惨烈的围城战。一般在野战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胜利一方已可以用多种政治手段解决，如分化和利诱对手投降。比如秦灭六国、刘邦灭秦，西晋灭吴、隋朝灭陈，基本都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都城攻防战。而另一方面，如果进攻方是北方民族等所谓化外蛮夷，双方文化差距过大，就不容易实现政治解决。入侵者不熟悉中原，多重视劫掠而非接管治理，难以顺利接管原政府体系，也很难用政治手段争取守方投降。所以一旦有异质文化的外敌入侵，往往会发生惨烈的消耗战。

每日一书：《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皈依全真教的金末诗人王元粹有一首避难诗，诗中哀叹：“嗷嗷二十载，何时见升平？我生值世乱，世乱难为生。” 这大概是那个年代所有人共同的心声。据说，成吉思汗极为鄙视她的父亲卫绍王，公开宣扬：“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为之耶！” 拒绝承认他的皇位。卫绍王即位不到两年，成吉思汗就挥军南下，攻掠金朝的西北境，屡屡围逼中都。就在强敌压境之时，至宁元年（1213 年），大将胡沙虎发动兵变，杀害了卫绍王，拥立岐国公主的堂兄金宣宗完颜珣登基。又过了一年，成吉思汗再度兵临中都城下，宣宗许嫁公主，乞求讲和。“时公主见在者七人”，入宫挑选的蒙古使臣，一眼就看中了这个长相并不出众，眼神却透出聪慧坚毅的小姑娘。她的母亲钦圣夫人袁氏心疼女儿，愿意一同远赴漠北。从后来发生的事件看，这对母女仿佛又很幸运。公主出嫁不到三个月，宣宗为了躲避蒙古兵锋，迁都南京（又称汴京，今河南开封），史称 “贞祐南渡”，这是金朝加速崩溃的历史性转折点。这个由东北女真人建立的政权，早早就令西夏和高丽俯首称臣，在极短时间内灭亡辽国，使北宋蒙受了 “靖康之耻”，俘虏宋钦宗、宋徽宗北上，渡江追击宋高宗入海而还。“绍兴和议”（1141 年）后，宋高宗向金朝皇帝称臣，南宋每年要向金朝交付 “岁币” 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大悲阁既然又名 “护国仁王佛坛”，当与供奉《仁王经》有关。这是一部传说有 “护国” 神异的密教经典，全称《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经中的《护国品》有几段类似政治预言的记载，说是大乱降临人世，先有七种天地灾难：一、日月失度；二、星辰失度；三、大火四起，焚烧万物；四、时节改变，寒暑不恒；五、暴风数起，昏蔽日月；六、天地亢阳，百谷不成；七、四方贼来，侵国内外，兵戈竟起，百姓丧亡。汪古人本来是金朝的边疆属民，还负有为女真人守卫西北界壕的任务。他们扼守的边界，据考证是金朝的净州以北、今内蒙古四子王旗直到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的一段界壕。不过，金朝尚不知道，此时汪古部首领早已公开投靠了草原上崛起的蒙古霸权，后来还成为与成吉思汗家族世代通婚的帝国新贵。相对于分散的、独立行动的 A、B 两支蒙古军，金军 C 拥有 “内作战线” 或中心位置（la ligne intérieure ou centrale），也就是一支军队对抗两支及以上敌军应该采取的路线。凭借这一优势，金军能在短时间内调动和集中全部兵力，趁敌军各部尚未集中之前，连续、逐一击破他们。所以，如果双方兵力不悬殊，“一切中央或内线的位置，总是要比外线的位置（按：比如在金军两翼作战的蒙古军）有利”。如果这个欧洲人受雇于蒙古人，他可能会建议：若非十分肯定中西两路主力都能面对金军取得绝对优势，最好不要分兵作战。毕竟，大量成功的战例，例如，李世民对王世充和窦建德，萨尔浒之战中努尔哈赤对明朝的杜松、马林和刘，拿破仑在意大利对奥地利的博利厄和撒丁军，坦能堡战役中兴登堡对俄军萨姆索诺夫、伦南坎普夫…… 都来自名将对中心位置和内作战线的巧妙计算。抚州南边的野狐岭，是一道东西走向、蜿蜒五里，海拔一千六百多米的石头山脉。后来元朝人用 “高岭出云表，白昼生虚寒”“涧谷深叵测，梯磴纡百盘” 这样的诗句来形容它的险峻（周伯琦《野狐岭》）。往来使节行旅，如有幸北上途经野狐岭，一定会惊讶地发现，只要翻过这座山，便骤然闯进了另一方世界，四处散落着游牧民的白色帐篷和毡车，羊马成群。前往大雪山觐见成吉思汗的长春真人丘处机，伫立在野狐岭上极目北望，只见满眼 “寒沙衰草”，不禁感叹：“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 不过，北方南下的骑士，如在同一地方驻马俯瞰，肯定有另一番感叹：自野狐岭向南，便是利于铁骑驰骋的一马平川。野狐岭战败，给金朝的命运投下了漫长的阴影。经此一役，女真人苦心经营数十年的西北军精锐一朝尽丧。此后有十年左右的时间，金朝再无能力同蒙古军打一场旗鼓相当的野战。南宋还传言，金朝为此投入的 “百年兵力”，都 “销折溃散殆尽”。史家甚至评论：“金之亡，决于是役。” 正月初五，金哀宗将亲征临时指挥部设在了长垣（古蒲城，今河南长垣）东边的沤麻冈，离卫州大概二百余里。完颜仲德最后试图劝阻金哀宗，他扯住御马的马嚼子，跪下恳求：“存亡在此一举，卫州决不可攻！” 金哀宗挥手令他退下：“参政不知！” 从 1211 年蒙古南下，到 1234 年蔡州陷落，二十三年，看似短暂，可对于生活在金国版图上的 8413136 个家庭、53532151 位居民来说，他们身受的剧烈而恐怖的冲击，远远强于一场超大规模的自然灾害，比如超级地震，或者超级瘟疫。皈依全真教的金末诗人王元粹有一首避难诗，诗中哀叹：“嗷嗷二十载，何时见升平？我生值世乱，世乱难为生。” 这大概是那个年代所有人共同的心声。天崩地陷，人伦剧变，神州陆沉。这一切结束后，成千上万的人，从围城中、从废墟中、从山寨中、从囚牢中、从地穴中，从五花八门的藏身处缓缓走到阳光下，发现他们曾经熟悉的那个世界，早已不复存在。莎翁将海难的幸存者形容为 “被大海吞噬，又被吐出”（all were sea-swallow'd， though some cast again）的人。他们正是这样的 “幸运儿”。毕竟，有太多的人已经没有机会再看一眼这个残破的世界了。

看那充满欲念的古城遗址，游魂野鬼仍然徘徊不散。人的欲望，就如惨烈的战场。不论古今，都永不变改…… 靖康耻的时候，女真人绝对想不到一百年后他们比徽钦二帝还要悲惨，这就是历史的诡异之处。金哀宗比之徽钦二帝，没有最惨只有更惨，天道轮回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