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强问责的时代背景下，治理必须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和精细化。疫情防控的任何普遍适用的文件，必须有足够的细则。否则，就有可能出现合成谬误：局部的 “合理”，比如医疗机构为了免责而拒诊，导致的是整体的谬误 —— 母婴安全的失守。如果一个地方治理水平较高，即使自上而下的文件没有细则，也能防止合成谬误的发生。也就是说，强问责必须和较高的治理水平结合起来，如果是强问责和弱治理的组合，那有可能导致的是日益增多的 “甩锅” 卸责，然后上级不得不再次介入，进行纠偏。

本期几个看点：拜登的 “控股” 玄机：拜登政府的 “高明” 之处在于，在不增加出资份额的前提下，通过引导同盟体系内部资源的流向，达到提升美国 “控股权” 的目的。相较于奥巴马跟特朗普，我觉得这就是拜登高明的地方👍。薇娅搞不懂金枪鱼生意：这一篇其实写的就有一点问题，主筆企图用日本著名的筑地海鲜市场中活跃的中盘商，来说明什么事呢？跟直播间的主播带货又有什么关系？想说明两者之间的差距是什么？这种不断提出疑问，但是没有给出方向的说法，真是像极了那些博眼球的网络标题文😅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个别问题，目录目前没有链接，无法直达文章。

最爱的杂志，文笔流畅，观点到位。使用得到之后，最吸引我的几点：1. 购买名家老师的课程，可以帮我打开视野，丰富思路。有些热议话题更是给予框架讲解，便于迅速理解。2. 强大在线图书库存，可以针对一个问题锁定关键词迅速搜索。目前有点像我的私人图书馆。3. 订阅功能，无需再打开不同杂志 app，其实下载之后打开的次数也不多。自从这里订阅，提醒一来，倒是可以做到期期不落。

一本杂志，一点收获每个人生命中那些神秘的、难以言喻的时刻，其实正是一个个极珍贵美丽的故事被孵养的最神秘的时候。在人类无法承受的恐怖、噩梦和哀痛中，在找不到一丝丝救赎可能的时候，故事却常常在无意中救赎了听故事的人。我们能在这些纷繁绚烂的小故事中看到命运的无奈、人生的悲痛，也能从中感受到极美极深的震撼。即便说故事最幸福、最美好的时光结束了，但人类依然能在生命中的某些时刻从小说、故事中触碰到那种冰与火、神与魔之境。

《雄狮少年》的结局，也是反神话的。少年一跃而起，跳过了高山，但跳不出现实。舞狮，并没有改变他的人生，他依然是那个底层工人。在电影院，大众需要的是神话，而不是生活的真相。

今年有幸，在忙碌之余阅读南风窗杂志。初读 2022 第 1 期，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南风窗》杂志以其深度的挖掘和敏锐的社会洞察力，为大众展现出了一个既高端又贴近现实，既谈论政治经济又描绘小众生活的良好平台。2022 第 1 期，我在《南风窗》杂志中并没有读懂多少也没有更深刻的领会到更多的知识与美好，但我一字不落的耐心将第 1 期读完，直至第 2 期，我才深刻理解到《南风窗》的《初衷》，即用文笔展现社会万象，画尽人间波浪。从大人物的谈经论道到小人物的生活杂事，每一篇文章的论述与描写都会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才是我们普通人生活中真正需要的文章。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相信在未来的学习当中，我将以持之以恒的坚持，深度挖掘南风窗杂志中的每一篇文章所呈现出的社会价值和其深刻内涵，以此来充实我空虚的大脑。同时我也坚信我的知识储量与阅读量将会对我个人而言有质的提升。

最近一段时间，西安的疫情牵动着无数人的心。作为一个人口超过 1200 万的超大城市，西安这次的疫情，被认为是武汉封城之后最严重的一次。相信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安的 “封城” 能尽快结束。社会经济生活恢复正常。由于病毒不断变异后传播速度更快、传播链多点暴发并且隐秘等原因，像西安这次遇到的早期疫情失控的情况，不会是最后一次。同时，与不少西方国家如今的 “硬闯” 思路不同，我国仍然坚持动态清零的防控总方针，像西安这种超大城市为了短期内控制疫情而接近武汉式的 “封城”，也可能不是最后一次。这对超大城市的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考验。西安发生的孕妇流产等事件，就引起了社会高度关注。针对多起看病难就医难突出问题，1 月 6 日上午，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医疗服务保障工作，有关部门和地方负责同志作了检查。她指出，发生这样的问题十分痛心、深感愧疚。防疫期间，医疗机构决不能以任何借口将患者一拒了之。当天下午，西安市卫健委主任在新闻发布会上鞠躬道歉：“在这里，我代表市卫生健康委对这位患者深深地道歉，对疫情期间特殊人群就医通道不顺畅、工作要求落实不到位表示深深地道歉。” 一旦封城，正常的社会运转停摆，但民众的基本需求（吃饭、就医等）不等人，就需要能够启动应急机制来满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问题，也正是在 “封城” 最初一段时间暴露得最充分。事实上，对于疫情期间如何救治孕产妇，国务院在 2020 年就出台了文件，明确要求坚守母婴安全底线。文件规定得非常详细，比如对邻近预产期的，要协调落实产检及分娩机构，并及时通知到人，确保衔接。但是，要把文件的规定落实到现实生活中，有大量的细节问题需要执行者去完成。尤其是在 “封城” 开始那段较为混乱的时间，需要执行者的责任心和办事能力。西安一位市级机关干部就这样介绍过下沉到基层后面临的困难：在封控两三天后，“特殊人群的就医保障问题就凸显出来，有半夜监听不到胎儿胎心的孕妇，有羊水突然破裂的高危产妇，有透析病人，有在家练单杠摔伤的，有切菜切到手的，甚至还有不能停药的精神病人……” 因此，工作专班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甚至要 “不惜动用一切或公或私的关系和力量来解决这些疑难杂症，例如我们曾想用床单或被子将高危临产孕妇抬下高层，幸亏借到轮椅才长舒一口气；又由专班班长动用私人关系辗转联系到医院，由专班的队友用私家车将产妇及时送入院区……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孙春兰召开的专题会议就提出，孕产妇等急需就医的，要设置定点医院，保障连续的医疗服务。每个区都要安排定点医院负责接诊，由社区安排专门的车辆，给予通行证，开通绿色通道，点对点接送病人到医院。如果这样的绿色通道能在封城一开始就立马启动，孕妇流产事件可能就不会发生了。而在孕妇流产事件中，有一个细节是，孕妇晚上 8 点多到达医院，在门口由于核酸问题无法入院，一直等到晚上 10 点多，悲剧发生。显然，医院相关人员是为了免责而拒绝没有核酸检测的临产孕妇就医。前述专题会议也明确提出，对危急重症患者，不论有没有核酸证明，在医护人员做好防护的前提下，都要第一时间收治。这也让人不得不思考：在强问责的时代背景下，治理必须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和精细化。疫情防控的任何普遍适用的文件，必须有足够的细则。否则，就有可能出现合成谬误：局部的 “合理”，比如医疗机构为了免责而拒诊，导致的是整体的谬误 —— 母婴安全的失守。当然，如果一个地方治理水平较高，即使自上而下的文件没有细则，也能防止合成谬误的发生。也就是说，强问责必须和较高的治理水平结合起来，如果是强问责和弱治理的组合，那有可能导致的是日益增多的 “甩锅” 卸责，然后上级不得不再次介入，进行纠偏。

1912 年，刚好是 100 年前，奥匈帝国作家卡夫卡写成了中篇小说《变形记》，讲了一个悲惨而荒诞的故事：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是一位推销员，有一天，他突然变成了一只甲壳虫，然后被家人赶出家门，直到冻毙街头，一命呜呼。在大学时代，最初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时常惊叹于卡夫卡的愤世嫉俗，以及奥匈帝国作家们的脑洞之大。奥匈帝国在一战之后分崩离析，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等纷纷分离出来，散作一群在国际政治博弈中一直都缺乏存在感的中东欧小国。但作为一种阶段性历史现象，繁星璀璨的奥匈帝国作家群体却是一个特殊存在，卡夫卡、茨威格和哈谢克（《好兵帅克》作者）是最著名的三位。他们的作品选材不尽相同，但无不拥有擅长心理和细节描写的细腻特点，并且充斥着一种对社会的深刻失望。茨威格最后与妻子一起服毒自杀。卡夫卡的《变形记》是这种失望感的最好诠释。很多文艺批评家认为，《变形记》体现了物质主义对人的异化，人们在物质和利益面前抛弃了亲情，即便是血缘关系，在金钱面前也是一文不值。

正如他所说，每个人生命中那些神秘的、难以言喻的时刻，其实正是一个个极珍贵美丽的故事被孵养的最神秘的时候。在人类无法承受的恐怖、噩梦和哀痛中，在找不到一丝丝救赎可能的时候，故事却常常在无意中救赎了听故事的人。我们能在这些纷繁绚烂的小故事中看到命运的无奈、人生的悲痛，也能从中感受到极美极深的震撼。即便说故事最幸福、最美好的时光结束了，但人类依然能在生命中的某些时刻从小说、故事中触碰到那种冰与火、神与魔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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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半部分对 2021 年电影的总结很精炼，尤其是对女性主义电影的定义与解读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