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求知、开放、思索，祝他老人家身体健康。

这是一部经济学的学术史，记录吴敬琏、顾准、孙冶方、薛暮桥等老一辈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的求知历程，学界如何在市场化改革中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并推进根本性的市场化改革措施。长时间以来，计划思想占据学界主流，不少人把 “市场经济” 视作洪水猛兽，让大家相信市场的力量并不容易。改革开放前后，建立市场经济的思想体系多有波折，老一辈学者多有付出。但也只有解放思想，才能丰富人的想象力，激发人的创造力，认知的升级先于创造财富。而实干成绩让更多人相信，市场的分工协作和价格机制，从方方面面改善了生活质量。放权让利并不能搞活企业，根本思路是改变资源配置方式。依靠市场配置资源，能有效克服命令经济在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上的缺陷。命令经济太消耗社会资源，又不能带来足够大的产出，很难发现商机，机械的指令也导致资源错配。指令对价格的粗暴干预，导致价格扭曲，价格信号失灵，价格不能恰当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不能够调节产能，导致资源过剩或者短缺，阻碍资金的及时周转。同时企业生产利润低，扩大再生产受阻，生活水平难有提升。迈向市场经济前，我们尝试采用双轨制来改变原有的计划体制。虽然有所改变低效生产的问题，搞活了企业，但是，增量改革不能长久持续。寻租的利益，驱使人们推高原材料价格，让我们进入艰难的物价闯关，双轨制仍然会造成价格扭曲。要想真正改变价格扭曲，还需要彻底的市场化改革。东欧剧变给处于物价闯关的我们一些启示。薛暮桥认为，东欧剧变出在改革不彻底，对传统体制的弊端零敲碎打，跳不出乱物价、软财政、软信贷的圈子，本就会爆发的危机也只是有所推迟。吴敬琏则认为，我们已经走上市场化改革的道路，没有退路，必须从增量改革走向整体改革，长痛不如短痛。从 1994 年开始，市场化改革从财税体系、银行体系、外汇体制、国企制度、社保制度等方面总体推进，由此进入 13 年无通货膨胀的高速增长期。为应对国际性的金融风暴（1998），国家发行数千亿的国债拉动投资，多次降低利率。但是摆脱危机的道路，只有靠市场化的改革启动企业的微观活力。一是产权改革，二是扶持、鼓励民营企业自营出口，三是开放房地产市场，四是国有经济布局调整，转向在资源、能源、重化等所谓战略性部门形成主导和垄断的地位。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史上，吴敬琏的贡献在于，他几乎参与了建国之后所有的经济理论争议。从计划与市场的论战，到著名的 “赌场论”，吴敬琏一直是坚持真理的，能够针砭时弊，努力保持思想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但他的发言不仅是批判，更是为了思考出路，富有建设性，经济思想深邃务实，具有很深层次的研究价值。感谢吴晓波老师带来如此精彩的作品，带我们重温这段筚路蓝缕的经济改革史。

在经济学家的理想图景和社会现实中间的是政治家，他们如何选择。历史是强人推动还是时代潮流？是什么决定了苏联、朝鲜、印度、巴西与中国、韩国、日本、美国的不同发展历史和现状？    社会达尔文主义经不起推敲，还是更相信人的作用。同样环境中，受周围人和各种因素的影响会造就拥有完全不同信念的人。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的动荡岁月里成长，经受 40、50、60、70 年代的剧烈冲击，吴老形成信念是相信市场的力量，相信有力宏观调控的市场能够让中国走向发展、走向富强。当然辩证地、发展地看待问题很重要，一个国家的经济要长期繁荣，需要灵活的政策和权威的法治，这也是 2001 年吴老批评股市不如赌场的原因。    一位游走在几代最高领导层身边的人，拥有独立思想的经济学家，他的观点、思考和建议深深地影响了 40 年来中国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进程。

2010 年的 1 月，经济学家吴敬链迎来八十岁的寿延。对于这位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来说，这八十年是一个与自己的国家图强求富、蹒跚前行的八十年。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史上，吴敬琏之重要性在于，他几乎参与了建国之后所有的经济理论争议，由他的思想演进出发，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变革理念的大致曲线。吴敬链对这个转型国家的贡献，除了改革思路上的创新外，还在于他那份独立思考、直言不讳的知识分子风骨。

顾准，孙冶芳，蒋一伟三次临终受托。乡镇企业，国际资本，民营企业个体制外力量激活中国经济。计划与市场，股市与赌场，乐观与倔强。

中国的改革主战场在国有体制之外，是所谓的 “增量改革”。之后随着整体改革方案的实施，改革的主要对象转变为体制内的诸多领域。东亚金融风暴之后，特别是 2001 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市场化经济改革的主轴似乎已不可逆转。但是，经济改革的 “大关” 还没有过，要过 “大关”，主要涉及国有经济和法治等政治层面的改革，所以，改革战场就应该进一步拓展。

还未盖棺定论，很多事只能点到为止

80 年间，他的 "救国" 主题有过 3 次转折：20 岁前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 "科学技术迷"，信仰的是 "科学救国" 和 "产业救国"；35 岁前，他相信 "革命救国"，认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将让自己的国家摆脱贫困，变得无比强大，"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60 岁前，他信奉 "经济体制救国"，坚信市场经济将是中国变革的终极目标；而此后的他发现，唯有建立民主法治的社会体制才可能完成现代化的目标，他成了 “法治救国” 的倡导者。

一个具备批判性思维和建构性人格的混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