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的良性变革，不应依靠推翻一切的激进革命或构建乌托邦的空想，而应通过基于理性、法治和公正的渐进式改良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应保持独立、清醒的批判精神，致力于推动制度的建设与完善，以防止历史悲剧的循环。1. 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别总想着一步登天搞个完美社会，那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解决眼前的问题，今天比昨天好一点，明天比今天好一点，这就是进步。反对乌托邦空想，坚持脚踏实地、不断进步的改良主义。就像一个人得了慢性病，不能指望吃一颗仙丹就立刻生龙活虎。靠谱的做法是遵从医嘱，好好吃药、健康饮食、坚持锻炼，让身体指标一步步改善，最终恢复健康。老想着找仙丹，反而容易上当受骗，耽误病情。建设一个好社会，不像电脑一键重装系统，能瞬间变得崭新完美。它更像修缮一栋老房子。不能因为对房子的布局不满意，就想着先用炸药把它彻底炸平再重建，那会让所有人无家可归。聪明的做法是，先加固危险的结构，通上水电，然后一间一间地装修，逐步让整个房子变得更坚固、更舒适。2. 在看得见的将来，这个看来都难受的体制还是会歪歪斜斜地向前走，但会有一种力量来推翻这个令人窒息的制度…… 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这个有毛病的体制虽然看着别扭，可能还会摇摇晃晃走一阵子，但底下总有股力量在推着它改，直到把它推翻。旧体制因其内在矛盾而难以持续，新的生命力将从其内部孕育生长，最终取代它。一块看似板结的土地上，压着一块大石头。体制就像这块石头和板结的土地，看起来坚不可摧。但种子（新生的力量，比如市场经济、民间活力）在土壤深处吸收水分和养分，慢慢发芽，根系逐渐壮大。最终，植物的生长力会把石头顶开，让土地重获生机。体制的改变，往往不是被人一拳打碎，而是被内部生长出来的新力量所撑破的。就像一个老城区，规划混乱、设施老旧，但它还勉强运行着。然而，里面的居民自发开起了新的小店，年轻人引进了新的生活方式，这些点点滴滴的变化（新力量）不断侵蚀和改变着旧城区的面貌和功能。最后，改造不再是简单的大拆大建，而是顺应这些已经生长出来的新趋势，让老城焕然一新。3. 不论是左的极端主义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 如果两边的温和派不能掌控局面而逐渐被边缘化，社会就会被撕裂而趋向极端。不管是极左还是极右，走极端都会把国家带进沟里。靠谱的做法是中间派掌舵，不偏激，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来。反对任何极端的主义，倡导务实的中间道路。开车在一条弯曲的山路上，极左派可能会说一直死死向左打方向盘，我们就能回到起点！极右派可能会喊一直死死向右打方向盘，我们就能飞向新世界！结果呢？不是撞上左边的山壁，就是冲下右边的悬崖。而理性的司机（温和派）会根据路况，不时微调方向盘，时而左打一点，时而右回一点，这样才能平稳安全地到达目的地。就像一个人的身体虚弱，极左的办法可能是让他回到原始社会，过清心寡欲的苦行僧生活；极右的办法可能是给他猛灌各种补药和激素，追求短期内的强壮。这两种极端方法都可能把人搞垮。理性的方法（温和派）是讲究膳食均衡、适度锻炼、规律作息，这是一个缓慢但健康的过程。总之，不求颠覆性的革命，但求建设性的进步；不幻想终极天国，只耕耘脚下土地。核心是用法制与公正，打破历史的循环。

坚定、求知、开放、思索，祝他老人家身体健康。

这是一部经济学的学术史，记录吴敬琏、顾准、孙冶方、薛暮桥等老一辈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的求知历程，学界如何在市场化改革中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并推进根本性的市场化改革措施。长时间以来，计划思想占据学界主流，不少人把 “市场经济” 视作洪水猛兽，让大家相信市场的力量并不容易。改革开放前后，建立市场经济的思想体系多有波折，老一辈学者多有付出。但也只有解放思想，才能丰富人的想象力，激发人的创造力，认知的升级先于创造财富。而实干成绩让更多人相信，市场的分工协作和价格机制，从方方面面改善了生活质量。放权让利并不能搞活企业，根本思路是改变资源配置方式。依靠市场配置资源，能有效克服命令经济在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上的缺陷。命令经济太消耗社会资源，又不能带来足够大的产出，很难发现商机，机械的指令也导致资源错配。指令对价格的粗暴干预，导致价格扭曲，价格信号失灵，价格不能恰当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不能够调节产能，导致资源过剩或者短缺，阻碍资金的及时周转。同时企业生产利润低，扩大再生产受阻，生活水平难有提升。迈向市场经济前，我们尝试采用双轨制来改变原有的计划体制。虽然有所改变低效生产的问题，搞活了企业，但是，增量改革不能长久持续。寻租的利益，驱使人们推高原材料价格，让我们进入艰难的物价闯关，双轨制仍然会造成价格扭曲。要想真正改变价格扭曲，还需要彻底的市场化改革。东欧剧变给处于物价闯关的我们一些启示。薛暮桥认为，东欧剧变出在改革不彻底，对传统体制的弊端零敲碎打，跳不出乱物价、软财政、软信贷的圈子，本就会爆发的危机也只是有所推迟。吴敬琏则认为，我们已经走上市场化改革的道路，没有退路，必须从增量改革走向整体改革，长痛不如短痛。从 1994 年开始，市场化改革从财税体系、银行体系、外汇体制、国企制度、社保制度等方面总体推进，由此进入 13 年无通货膨胀的高速增长期。为应对国际性的金融风暴（1998），国家发行数千亿的国债拉动投资，多次降低利率。但是摆脱危机的道路，只有靠市场化的改革启动企业的微观活力。一是产权改革，二是扶持、鼓励民营企业自营出口，三是开放房地产市场，四是国有经济布局调整，转向在资源、能源、重化等所谓战略性部门形成主导和垄断的地位。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史上，吴敬琏的贡献在于，他几乎参与了建国之后所有的经济理论争议。从计划与市场的论战，到著名的 “赌场论”，吴敬琏一直是坚持真理的，能够针砭时弊，努力保持思想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但他的发言不仅是批判，更是为了思考出路，富有建设性，经济思想深邃务实，具有很深层次的研究价值。感谢吴晓波老师带来如此精彩的作品，带我们重温这段筚路蓝缕的经济改革史。

在经济学家的理想图景和社会现实中间的是政治家，他们如何选择。历史是强人推动还是时代潮流？是什么决定了苏联、朝鲜、印度、巴西与中国、韩国、日本、美国的不同发展历史和现状？    社会达尔文主义经不起推敲，还是更相信人的作用。同样环境中，受周围人和各种因素的影响会造就拥有完全不同信念的人。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的动荡岁月里成长，经受 40、50、60、70 年代的剧烈冲击，吴老形成信念是相信市场的力量，相信有力宏观调控的市场能够让中国走向发展、走向富强。当然辩证地、发展地看待问题很重要，一个国家的经济要长期繁荣，需要灵活的政策和权威的法治，这也是 2001 年吴老批评股市不如赌场的原因。    一位游走在几代最高领导层身边的人，拥有独立思想的经济学家，他的观点、思考和建议深深地影响了 40 年来中国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进程。

2010 年的 1 月，经济学家吴敬链迎来八十岁的寿延。对于这位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来说，这八十年是一个与自己的国家图强求富、蹒跚前行的八十年。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史上，吴敬琏之重要性在于，他几乎参与了建国之后所有的经济理论争议，由他的思想演进出发，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变革理念的大致曲线。吴敬链对这个转型国家的贡献，除了改革思路上的创新外，还在于他那份独立思考、直言不讳的知识分子风骨。

吴老是备受尊敬的经济学家，本书是吴晓波老师为其写的口述史传记。没想到吴老也是家学渊源，母亲是中国著名办报人，自己也是努力上进，学贯中西，为中国改来以来的发展献计献策，处处展现出家国情怀，仗义执言，忧民忧国，实乃我辈楷模。

从《茅台传》来到《吴敬琏传》，吴晓波对于企业和个人的耐下心来的深入思考和浅出通俗易懂的表达，让读者了解了更全面的中国。推荐大家再去看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结合这本书看会有更多的视角和解读。

当代中国的改革史上，吴敬琏是经济学家中成就最大的人之一，他达到了他那个专业领域里可能达到的济世高度。而我之所以愿意投入这一工作，却不仅仅为此，在学术贡献之外，我更敬重的是那个自觉地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吴敬琏。在当今之世，像他这样从外貌到灵魂都干干净净的人，实在太少了。

这是一部中国的当代改革史，也是一部中国的当代经济史！

当代中国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痴迷于关于中国的 “娜拉出走后” 的经济研究。

顾准，孙冶芳，蒋一伟三次临终受托。乡镇企业，国际资本，民营企业个体制外力量激活中国经济。计划与市场，股市与赌场，乐观与倔强。

中国的改革主战场在国有体制之外，是所谓的 “增量改革”。之后随着整体改革方案的实施，改革的主要对象转变为体制内的诸多领域。东亚金融风暴之后，特别是 2001 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市场化经济改革的主轴似乎已不可逆转。但是，经济改革的 “大关” 还没有过，要过 “大关”，主要涉及国有经济和法治等政治层面的改革，所以，改革战场就应该进一步拓展。

还未盖棺定论，很多事只能点到为止

80 年间，他的 "救国" 主题有过 3 次转折：20 岁前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 "科学技术迷"，信仰的是 "科学救国" 和 "产业救国"；35 岁前，他相信 "革命救国"，认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将让自己的国家摆脱贫困，变得无比强大，"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60 岁前，他信奉 "经济体制救国"，坚信市场经济将是中国变革的终极目标；而此后的他发现，唯有建立民主法治的社会体制才可能完成现代化的目标，他成了 “法治救国” 的倡导者。

一个具备批判性思维和建构性人格的混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