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项飙因此书而红，在英语一般的情况下拿到了牛津大学的奖学金，现在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本书也成为社会学经典（虽然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还是有差异的），作者因为是温州人，有机缘用几年时间记录了北京 “浙江村” 的兴衰，也记录了那个 “沸腾的年代” 非常细致详尽，比《工业霸主》《何日请长缨》更好的反映那个时代，具体内容推荐阅读，几点感触。在和平年代想阶层跃升，经商比科举熬资历的路更宽泛，当年北京本地人在体制内一个月拿的薪水不如浙江人一天赚的（平时一顿饭钱），这方面南北方，内地和沿海意识上差异太大，广东，江苏和浙江高考竞争也激烈，但并不是都挤独木桥。印象深刻的是浙江村后期形成的社会组织形态，联想到分布全球的唐人街，意大利的黑手党，都属于外来人不被主流社会接纳不得已形成的社群，可终究不是长远之计，在任何国家地区，如果当地政府弱时，允许社群自治，当政权稳固后都不会让这种社群存在，莫斯科也好，东南亚和南亚的排华都是如此。不要迷信和相信原有族群的团结，本书很好的展示了浙江村内部的各种争斗矛盾，提醒我们如果移居他乡，就要下决心远离老乡，无论是婚嫁还是合作都要融入本地社群，现在 “浙江村” 已经彻底消失，大红门现在是当地村委主持的著名食品蔬菜批发市场，“强龙难压地头蛇”，出海企业也应引以为戒，欧美企业在中国能成功的都是本地人管理团队，日韩等经营不好的都是坚持外籍小圈子，中资企业无论是去东南亚还是印度或非洲要想成功，融入本地人脉和文化是关键，传统温州人和福清人在欧美的小圈子也在衰落，他们的后代因教育原因，也离开了古老的唐人街，融入了当地人的社会。

这本书是项飚博士大学期间一项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记录了位于北京的一个外地人聚居谋生，并在服装行业产生国际商业影响力的故事。浙江村的产生与改革开放其实并无因果关系，只是勤劳的温州人民外出谋生的一个小插曲，但浙江村在北京的发展壮大，一步一步融入国有经济的过程却是与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密切相关的。读完此书第一感叹勤劳的中国人民总是能找到谋生的方法，其二是中国的相亲邻里关系的存在是社会生活的基石，就算在再现代的大都市里，关系话题也被用各种形式演绎着，这不是优势或者缺点，但是需要被我们正视，这些古老的关系会被现代版本的关系替代，但是这些关系学却是西方社会很少存在的，不应该用简单的人情世故或者劣根性来概括。

人类学家项飙的这部 33 万字的人类学调查报告，一改我对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枯燥的认知。当时作为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项飙老师在丰台 “浙江村” 深入调查了 6 年，理论结合实际，内容实在是扎实。这不是去社区发几份问卷调查就能得到的，不是长期相伴，以及深入调查对象的生活，不可能获得如此细致以及 “隐秘” 的事实。书中案例、出场人物以及涉及到的理论极为繁杂，如果是我，很难想象如何将这些内容展示出来。但本书从目录阶段就已经将整个研究脉络阐述得十分清晰。虽然我花了近 12 个小时才看完，但绝不是因为枯燥，是因为生动。有些案例或者有些 “经济账”，让我忍不住停下来自己拿笔来计算。温州人能够成为先富裕起来的一批人，这是有他们的道理的，对于我们现在的社会发展同样具有参考意义。建议阅读本书前先把序言和目录看完。

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双重对话：我和 “浙江村人” 的对话，和以此为基础的我和读者的对话。我希望保持对话的开放性，让读者进入我和 “浙江村人” 的互动、进入我的思维过程。没有细节，就没有对话的展开。我不掌握 “浙江村” 的所有事实，也不是他们的代言人，我想做的，是把读者带到 “浙江村”。我希望读者通过看我怎么和 “浙江村人” 互动，读者能够直接地接近他们。

断断续续花了两周，终于读完了纸质版。这是一本多年前我就知道是五星的作品。项飙基本上诠释了在北大的顶尖学者依靠兴趣和自驱力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你很难相信这是一个本科生的作品，这里面的田野与原生材料的鲜活程度让你感受到他的幸运，但是关怀与理论厚度却让你感受到他的见识。浙江村是一个小社会，这个小社会从最基本的生存开始，一步步发展壮大，直到深刻改变了在地的一系列关系与社会面貌，尤其是这些事情竟然发生在北京。你会感受到魔幻，感受到不可思议，也感受到这些记录对于我们当下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项飙是能走出象牙塔的一流学者，与真实的社会为伴，与人和人的互动中发掘出真实的人类学。

如果你知道或者读过项飚老师的著作，那这本书我相信你一定不会错过； 如果你和我一样对 1984-1995 年这段时期的中国有兴趣，这本书会带给你很多真实的视角； 你也可以把这本书看作是 “浙江村” 村民们自己的写的书，这并不妨碍它本身是一本严肃的社会学著作，这本书既是浙江村里面的村史，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切面，虽然他仅代表项飚老师个人的视角，但是却无比的真实； 我在这本书收获的关键词有：社区的形成、边界的跨越、社区当中的 “系”“关系丛” 等，当然我也看到了很多那个年代的历史局限……

作为项飚记录的特定人群的同地域人，我同样经历了那一段充满机会、躁动、钱与关系交织、实力与魄力担当的年代。社会学的观察视角，一种是真实，真实到必须跳入被观察者的日常生活，成为他们的一份子，才能录得真相和背后的所有故事，沿着被观察者的记忆河流，把他们的关系串接起来。另一种是逻辑框架，之所以成为一种学科，就是普通人只负责叙述，而观察者需要归并整合他们的叙述，用适合的框架成就理论固定。项飚记录的这一群中，实际上是当年在全国、全世界寻找赚钱机会的温州人的一个缩影，跟着书中年代的叙事，也勾勒起我的很多记忆，算自己看书的一点补遗。1、做私活极其普遍，赚钱的热望。温州没有什么大型的国企，最多是一些国营小企业，最后也都倒闭。自小，看到的亲戚朋友，都是自力更生，以做私工给自己赚钱为首要目标，就算在一些企业上班，有技术有门道的，大家拉来私活可以共享，你做电焊，我做冷作、他做基础等等。那是在 1980 年代，大家做私活的，一般清楚谁哪方面的活比较好，有活的时候随时组合出一个小团队，一活一组合，有活再组合，也有亲戚带朋友的，在温州，这叫” 做生活 “，我觉得很生动，就是赚钱给自己更好的生活。我父亲当年是机械工程设计师，并不只是会画图纸设计，在具体操作上，也是一把好手，舅舅是开铁匠铺的，交友极广，所以有很多 “生活” 的信息来源，舅舅会推荐父亲参与 “做生活”，父亲的活也很受认可。只是当年做私活还是担惊受怕的，都是拼命赶工，记得父亲说起一次在丽水做铁闸门，腊月寒冬大雪纷飞，实在干累了，几个人就直接睡在铁门板上，脚还穿着鞋子露在雪地里。可能温州人是穷怕了，有机会就是拼了命地赚钱。2、到 XX 开店，成为 1990 年代的最佳选择。书中的浙江村，讲述的主要是衣服生产直接在北京销售的一条龙，我所经历的是各类灯具在温州组装，然后，通过散布在全国各地开灯具店的亲戚朋友销售的一条龙。我的记忆中，成都、重庆和石家庄，是听到的亲戚朋友开灯具店的最多城市。都是亲戚带亲戚，朋友传朋友，过年回来吃新年酒是赚钱信息交流的最大机会，看到谁今年赚到了大钱，一般开年就会有亲戚到同个城市，开始做什么品类的生意。灯具生意当年也是这样，温州人当年交流的认知都是当地的人普遍较懒，温州人开店最勤快，啥活都愿意干，所以能赚到钱。3、四海为家，哪里有钱赚就奔赴哪里，哪怕是连地理位置都还不知道的国家。就像书里说的，从某种程度讲，温州人很早就树立了地球村的概念，反正是哪里听到消息说有钱赚，就直接奔赴哪里，较少考虑自己的年龄和风险。大概在 1995 年，父亲还组织了个饭局，送别两个朋友赴波兰做生意。席间，我听出来，他们只是从某个渠道知道，通过谁可以到波兰去，听说那里的钱更好赚，至于做什么贸易，他们都还没有想好，只是现在刚好两个人都闲着，一合计，就准备去了。你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都能找到温州人的足迹，好像是一个道理，他们更注重机会，干了再说。4、国家管理能力和蓬勃市场的边界地带，让黑社会孕育。有老实赚钱的，就有想通过不法手段不劳而获的。特别是 1990 年代，城市化商业化进度急速加快，公权力寻租的空间变得很大，那时候，办什么事情，就要通过关系，白关系就是维系好各种政府管理部门的老爷，过年过节送礼品都是规定的动作，经常性地请吃酒也是维系的要义，黑关系是和一些黑帮的人物，能说得上话，或者至少不会来找你麻烦。实际上，就像港片里拍的香港 1970 年代一样，两头都要花钱消灾，你赚 10 万，大概 3/4 万要出来打点各路神仙，才能安心赚钱。最后，就像马尔克斯的马孔多一样，所有的历史在当时，都是动态流动的，就像一滴墨水滴到池塘，我们记录了墨水扩散的一个时间片段和形态，可以描述、比喻、尽量让远方的人们在脑中构建一个当时的意象，一旦叙述成为文字和框架，总难免会丢失其中一些细节，特别是被观察者用生命经历的年代图景，和个体的沧桑变化，就像我看到当年父亲做私活时裸露在雪地里的一双脚，只有父亲自己才是真切的感受者。

私营的旺盛生命力，城乡结合部的艰难

“系” 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它是不同关系的组合。在 “浙江村”，一个系包含两个 “亚系”。一边以亲友关系为主，我叫它 “亲友圈”。“亲友圈” 主要包含三种关系。一是一般的亲戚；二是同村的同龄群或者同学关系；三是 “文革” 中的同一派系的战友。另一边以合作关系为主，叫作 “生意圈”。“生意圈” 里的是客户。客户是熟人，但还到不了亲友这一层。两个亚系有重叠的部分，即既是亲友，又在生意上合作的部分。这个部分构成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关系

1、独特的优势产业 2、产业链集群延伸，丰富从业人口 3、内部产业壁垒

体会到了改革开放后为什么温州人有那么多人成为老板和企业家，温州人从商成了很多人的对温州人的标签。

看完这本书，我就像在 “浙江村” 同住过，看到为了挣钱，没日没夜的干，与同村人相互交流信息，相互介绍资源。看到他们合作，分开，展开新的合作。彼此间真实的情谊，真正邻里关系的具象化。他们生活的环境也有各种冲突，打架斗殴，吸毒。我对 “真实” 两个字特别特别的在意，而作者把这种真实表达出来，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他们那一代人确实赚钱了，他们赚钱好像比我们这一代人更容易。可我们生在了什么样的环境下，我们如此不同，为什么想要他们同样的结果。我希望，有更多的社会工作者，把社会真实的一面，展现在用眼前。更希望我们自己活在真实的现在，努力去创造未来，让我们自己也有别观察和记录的一天。

好的纪录片，让观看者诧异，怎么镜头里的人那么甘心、自然地展露自己生活的各种细节，导演通过剪辑去表达很小小的个人观点，更多的留给观众去体会。可能是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但阅读此书有同感。

以 “浙江村” 为棱镜，折射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底层移民的生存智慧与韧性。项飙通过细腻的田野调查，展现了这群 “流动者” 如何在制度缝隙中构建非正式经济网络，以血缘、地缘为纽带完成社会资本的重组与扩张。对初学者而言，书中 “实践社会学” 的视角尤为珍贵，它打破对边缘群体的刻板想象，揭示出 “边缘” 与 “中心” 的动态博弈。“浙江村” 从临时聚落到扎根城市的历程，既是对传统城乡二元结构的挑战，也为理解当代社会流动提供了鲜活注脚。这种自下而上的生命力，恰是转型中国最真实的呼吸。

“浙江村” 是由来自浙江温州地区的服装加工、经营户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形成的聚居区，人口规模多时曾达到近十万。“浙江村” 的发展完全在政府规划之外，大部分的家庭作坊没有注册，治安和环境 “脏乱差”，是一个典型的非正规经济。虽然非正规经济在全世界、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 “浙江村” 又有其特殊性。它是由一穷二白的流动农民在离天安门广场不足五公里的地方形成的，是在面临着严格的社会控制、在当地政府的不断轰赶清理（通过没收生活生产工具、断水断电、限期搬走、强行驱逐等方式把外来者赶出北京，其中以 1995 年 11 月的大清理最为彻底）中不断壮大的。反过来它又不断推进城市社会的变化。

很好的一本书。

代理制的基本安排是：（一）加工户和销售户之间是经销关系，价格由加工户定，但销售户的意见也有重要作用。加工户的基本原则是：不能让自己的代理商不赚钱。（二）在代理商和非代理商之间，加工户要首先照顾代理商的利益。比如说在销售旺季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要先把货给代理商，在价格上也要优惠。（三）代理商应该以销售这一品牌的服装为主，或者专卖一种产品。代理商做得越专，他将在加工户那里得到越大的优惠。这是因为，加工户希望通过这一办法，使自己的产品在该地区打出品牌，占领稳定的市场。（四）代理商应该经常向加工户反馈信息。

算是一本大部头了，但很好读，内容也很吸引我，八九十年代的温州人太神了，作为东北人，我的父辈那个时候应该还只是拿着每个月几十块的工资在国有企业工作，而自己做生意的温州人已经可以月入几万几十万。会更理解父辈的想法，也会更理解那些快要消失的小时候的生活记忆。

今天，我们对 1997 年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对中东局势、对微软公司的产品满天飞、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及对国内农民的流动等等现象都觉得 “可以理解”，认为它是我们 “现代化” 进程中不免出现的事情。而 “浙江村” 这样的社区突然出现在首都，则难免叫人感觉有些突兀。我在调查中经常听见这样的话：（“浙江村”）和首都形象、和现代化大都市极不相称。不少人对我用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全身心扑到这个社区里作调查，感到不解：它难道能代表我们这个社会发展的什么主流方向吗？然而，这个惊讶，却正是我作这个调查，同时也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力之一。人们的 “不可思议”，不仅仅是少见多怪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因为 “浙江村” 这个事实和我们对社会的普遍的认知模式不相符合。在这个意义上，“浙江村” 有可能给我们带来新的认识。

陆陆续续听了两周，没有形成系列性知识，但深感此书可读性很强，带我了解了那个年代的发展特征和部分社会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