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经济的成长，有一个重要的要素，就是中国庞大的供应链网络，它极为深刻地改变了过去人们所熟悉的经济逻辑。中国有一系列不为人知的特色小镇，却在某个领域的生产上具有世界性的地位。这些小镇生产的产品都是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对于要素价格应该会很敏感，中国相比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些要素价格方面早就没了优势，但为什么这些小镇还能垄断相关产品的生产呢？仔细观察一下会发现，这种能力不是用 “低技术” 可以定义的，其背后是一整套供应链体系的支撑；脱离开这种供应链体系，当然还能生产出来，但没法把成本控制到那么低。特色小镇的案例，所反映出的并不是某几个企业的力量，而是中国制造业作为一个体系的力量；它让中国在无论高低技术的行业当中，即便在要素价格不占优的情况下，仍然能保有强大的成本控制能力，从而具有竞争优势。在高技术行业，中国制造业体系所具有的独特力量更为明显。高技术行业首先依赖于创新，今天世界的创新中心当然是美国，但进入 21 世纪之后，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美国的创新能力需要结合于中国的大规模制造能力，才能把创意真正地产业化。简单化表达就是：美国创新、中国生产、全球销售。4. 这个趋势的出现，与美国创新经济的转型相关。1980 年代，美国通过了《拜杜法案》，法案对发明的知识产权做了一系列新规定，其后果是刺激了小公司在技术层面的创新，大公司在这方面的优势不再。小公司开发出大量在某个方面非常尖端的技术，像苹果公司这样的大公司，会去购买它们的技术授权，然后整合出新产品。对这些小公司来说，最优策略不是自己去进行那种整合，而是吸引更多的公司来购买自己的技术。于是，大公司能做各种产品上的创新，但是对于技术没有垄断，无法阻止其他人来模仿自己；有技术的小公司则希望吸引更多公司来购买自己的技术，这就进一步刺激了很多公司去模仿大公司的产品创新。5. 大公司由于不再有技术壁垒，就只能追求速度壁垒，创新的速度比别人都要快，以确保优势地位。为确保创新效率，它们就必须将生产流程外包出去，所以大规模外包便构成了西方这一轮创新经济的内在需求。6. 大规模外包需求的出现，正好跟中国一系列经济演化的节奏匹配上了，中国在这个时候形成了强大的承接外包的能力，顺势获得了超高速度的经济成长。所以，中国的高速经济成长在相当程度上是由西方的创新经济拉动出来的，无法脱离世界大势获得解释。而中国承接外包的强大能力，奥秘就在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上。7. 外包的承接方必须能够同时满足效率与弹性这两个要求。生产流程中倘若没有效率，就拿不到订单，要有效率就得专业化；但如果过于专业化又会被锁死在特定的需求上，上游的需求一旦发生变化，下游的承包方就会面临巨大风险，所以生产流程中又必须有弹性，但有弹性就难以专业化。效率和弹性这两个要求是矛盾的，在同一个企业内部难以同时实现。8. 中国则通过供应链网络把效率与弹性这两个要求放在不同位阶上同时实现了。供应链网络中的单个中小企业都极度专门化，只生产被拆解到极为基础的元素的零件。由于已经拆解到极为基础，这些产品的通配性反倒会特别好，可以和许多别的工厂生产的其他零件形成各种各样的配套组合关系，配套关系可以依照上游订单的变化而不断动态重组。9. 这样一来，高度专业化的单个中小企业保证了效率，它们不断动态重组相互间的配套关系，以整个网络为单位又具有弹性。这样的供应链网络是无法靠计划建设出来的，它只能在市场过程中自生地演化出来，中国加入 WTO，更顺畅地进入世界市场，也更加快了供应链网络演化的速度。10. 分析供应链网络时有个重要变量，就是规模。规模越大，网络里的中小企业就越多，分工越深，越有效率；网络里各个节点动态组合的可能性也越多，越有弹性。一旦网络的规模超过某个临界点，在成本控制能力上就会出现一种质的变化，开始从全球吸纳对供应链有需求的制造业。中国拥有巨大规模，供应链网络的发展已经过了那个临界点，结果就是全球的中低端制造业都向中国方向转移。11. 在未出现实质性技术变迁的前提下，这种转移差不多是终局性的，也就是说，要转移进来相对容易，要转移出去则难得多。除非是对供应链需求很低，并且对于远距离物流成本很敏感的产品，才能够从中国转走。12. 但是这并不排除中低端制造业有可能从中国外溢到邻近的东南亚国家。之所以说是外溢而不说是转移，在于东南亚国家在供应链网络的规模优势上同样是无法与中国竞争的，所以它们可能承接从中国供应链中溢出的一部分生产环节，但无法取代中国的制造中心地位。

前些年产业是溢出还是转移，确实一下子比较难以看清楚。但是回到这些年经济突飞猛进的源头，或许更能悟出一些道理来。如若作者回忆的：1980 年 2 月 7 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文章强调：社队企业要发展，就必须在生产和经营上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次公开肯定市场调节的作用，并且是在社队企业（乡镇企业）这个层次上提出的。四十多年过去了，还是要老老实实地做一名谦虚好学的小学生，更加尊重市场的力量。

疫情前的越南调查报告，从调查报告的角度不错，可以说非常棒，5 星。但从非虚构文学来看就很差，太多结论性的词句，和 “变量” 很相似。有点拿着锤子找钉子的感觉。“中国干部”，中国的全产业链等等，如果全球依然是全球化趋势当然是没问题，但长期来讲，变数还是很多。想想 30 年前的台商在中国，低端的都撤回了，当时的 “台干” 老了，台湾还是要靠台积电，中国也如此，从国家的角度，智能化制造业升级，工业 4.0 当然是趋势，从个人来讲就要想方设法逃避 “内卷” 才行。

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        2019 年，施展老师及其团队在越南进行了深入的调研，本书可以说是其在 2019 年度的调研报告。        书名已经概括了本书的结论，所谓制造业向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的转移，事实上可以算是中国制造业的 “溢出”，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一、为什么是溢出        近年来，互联网上充斥着由于贸易摩擦，制造业大量逃离中国，在东南亚建厂的新闻，中国制造业似乎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但根据施展团队调研得出的结论，所谓制造业外迁，事实上只是供应链的特定环节（大部分只是最终的组装环节），迁移出了中国。而这些环节越是离开中国，越是对于中国制造业的依赖性更强。        新闻中我们更多的关注，随着中美贸易摩擦，中国对美出口大幅下降，而没有注意到，我们对越南为首的东南亚出口在大幅增加。二、我们有广州        在施展老师调研中，不止一次听到这句话：我们有广州。广州指的是以广州为代表的供应链网络。        中国制造业在一系列机缘巧合下发展出了独特而高效的供应链体系，并据此发展出了一系列特色小镇：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鄌郚镇，生产了全世界近 1/3 的吉他；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稍岗镇，生产了全国超过 85%、全世界超过一半的钢卷尺；浙江省诸暨市占据了全球 73% 的淡水珍珠市场；江苏省扬州市杭集镇生产了全世界 60% 的酒店用品；江苏省丹阳市生产了全国 75% 以上、全球 1/3 以上的眼镜；湖南省邵东市生产了全世界 70% 的打火机……        在淘宝上，一根五米长的钢卷尺，刨去各种利润，其生产成本不到两元钱，其背后的成本控制能力绝不仅仅是低技术、低人力成本，而是一整套供应链体系的支撑。中国经济无可匹敌的能力恰恰就隐藏在这里。        东南亚对于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短时间内无法被其它地区所取代。就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 — 信息技术产业而言，一是技术创新，美国有优势；二是商业模式的创新，依赖于足够大的市场规模，这是中国的天然优势。一些新的产品想要落地，必然是要来中国。三、中国干部        所谓中国干部，指的是在东南亚企业中担任中层的中国人，这些中层赚了钱之后甚至会把自己整个村子里的人都带到国外，依托关系网甚至可以把持供应链的上下游，与国内企业形成更紧密的联系。        近年来不断有国家提出去中国化，要把企业搬出中国，但在此次疫情中，这些企业重新认识了中国的优势。不可否认，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国际市场如果想实现去中国化，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豆瓣评分：8.4

书中给出的结论是：所谓 “中国制造业向东南亚的转移”，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向东南亚的 “溢出”。中国制造业的完整供应链，隐性知识是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根基。短期来看，疫情对中国制造业不会有太大冲击，但是把视野放到十几年，二十几年之后，西方可能会与中国行成技术代差，这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严峻的挑战。施展老师还提出 “新汉萨同盟” 的构想，希望让商人秩序和商人法在如今复杂的国际态势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作者看来，现今有大量国际政治争端实际上属于国际经济争端，商会同盟天然地能够穿越各种边界，并提出足够中立，具有道德性的解决方案。

从近其美国企图主导的芯片法案，打脸了自由市场经济后，脑中突然想到了施展老师的这本书。再次拿出来翻阅，在关于国家意志、生产体系与商业秩序的方面，也顺便胡诌一下我个人的想法。 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许多中国企业纷纷前往越南等国建厂，一时间国内外均兴起 “中国制造业转移” 的议论。施展老师以其在越南调研的结果为基础，对该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论述。本书虽然只是以越南举例，但实际上却也指向印度、印尼等被媒体偏爱的中国 “潜在替代国”。这些国家的情形与越南未必完全一致，但其面临的主要困难是相近的，甚至考虑到政府的治理能力和社会的发展程度，越南在这些后发国家之中，应该还能算的上是箇中翘楚呢。关于越南制造业的探讨，更象是一个引子。施展老师以此展开，回顾了后发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逻辑，展望了商业社会秩序的演变进程。虽然我觉得其中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但本书行文流畅，整体立意高远又接地气，加之贴近时事，确实值得一读。溢出一词，非是转移，而是有主导意识的踏出国门。施展老师这用词真是太准确了。

这本书可以算是施展老师上本书《枢纽》的实践版，施展老师通过在国内和国外的实地调研，发现了转移现象，但这种转移就像书名一样是溢出，根本原因是技术、公司组织形式以及生产逻辑的演化，令经济空间以各种方式穿透国界。商人秩序因此有可能走上历史前台，与政治秩序共同推动世界新秩序的演化。这本书是在中美贸易战火硝烟弥漫时候，给我们的一些底气，我们可以 看到美好未来。

本书对应于《中国制造报告 2020》，是对枢纽中所阐述的双循环模型的实地调研和论证，也是全球大变局前夕的一次偏乐观的预测。施展老师的作品（公共领域的作品），以枢《枢纽》为底本，这本《溢出》是枢纽的升级。从逻辑上论证了中国制造业并非转移到东南亚，而是中国的供应链溢出到了东南亚。制造业转移出去的只是作为点的工厂，而作为最有价值的供应链仍然牢牢掌握在中国手上，而且这个供应链也只能掌握在中国手上。旧的低端制造虽有溢出，但关键节点的协同还在国内完成，世界格局并未发生本质变化。当然，各国都有自己的经济账，各企业也有自己的发展规划。政治秩序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商人秩序也在不断显现出强大的力量。在这其间，施展老师关注到了人的价值。中国干部，这个群体在这个历史进程里是独特的存在，也必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相比于历史的纷繁复杂，甚至相比于未来的扑朔迷离，当下都是更难认清的。因为源和流都是人们想象编织出来的，我们源自哪里，流向何方，这是我们想要的故事。而最关键最要紧的，是我们身处何处，是我们该从哪里下手。本书是《枢纽》的序章，是新冠疫情前的研究成果，是那个时候比较可靠的一种对未来的预测。

从 2017 年 12 月 17 日，开始学习施展老师的《中国史纲 50 讲》，到如今精读《溢出》这本书。两年多时间里，我陆续接触到施展老师关于历史、关于政治、关于中国制造的一系列著作，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感觉视野豁然开朗。本书作者施展，本科就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工科，去法国留过学，后来成为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目前是外交学院的教授。为更好的阅读这本《溢出》，建议大家读一下 2018 年施展老师写的《枢纽》一书，《溢出》可以说是《枢纽》下篇的延伸，施展老师不管是研究历史还是中国制造，他始终围绕一个核心问题，“何谓中国”，他试图去诠释历史发展的真正脉络和机理，个人认为这种历史观和方法论，为我们认识这个剧烈变化的世界擦亮了眼睛。
中国能够崛起成为世界工厂，实际上是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几乎在同一时期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西方世界进入到创新经济时代，带来制造业的大规模外包；二是中国分税制改革带来的土地财政的变化，刺激了中国城市化大发展，获得了承接外包的能力，而且这个承接能力远远超出了其他国家的水平。效率与弹性统一的供应链网络在中国得以成长，带来中国经济的崛起。过去世界经济是以西方世界为中心的，是一个 “中心到外围的结构”，现在的世界经济秩序产生了中国这样一个副中心，施展老师提出 “双循环结构”，即中国制造业作为一个中介性的 “枢纽”，衔接起西方发达国家的创新产业和高端服务业，以及不发达国家的原材料产业。在一个属于全人类的总体秩序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枢纽，把海洋与大陆这两种秩序联系起来。而新的世界秩序也会反过来重新定义中国。中国因为加入世界秩序而获得崛起，由于超大规模性，中国的崛起将会深刻的改变乃至重新定义世界秩序，造成全球秩序以及其他国家内部秩序出现一系列失衡，失衡的结果是：一方面其他国家会出现民粹主义反弹；另一方面，如果中国不能有效理解失衡带来的问题，并积极主动与其他国家合作解决这些问题的话，从理论分析将引发一系列贸易摩擦。从 2018 年开始，大规模的经济摩擦真的出现了，而且迅速升级，网上全是中国制造业面临贸易摩擦的严重冲击，大量制造业工厂向海外特别是越南大规模转移的消息，中国经济似乎正面临重大危机。如果单从理论分析，这种大规模转移是不大可能的，海外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承接中国如此大规模的供应链网络转移。为了求证理论分析，施展老师和他的团队对越南以及长三角、珠三角和中越口岸地区做了深入调研。本书可以理解为是一份田野调查报告，理论收获可以总结为 4 点。
1. 所谓制造业转移，实际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溢出的主要是供应链需求较低、人工成本占比较高的环节，通常是最终的组装环节。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事实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转移的越多，越南对中国这边供应链需求就越大，以中国和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之间就越形了一种深度的契合关系。随着贸易摩擦，我们发现越南对美国出口量大幅增长，中国对美国出口量大幅下降，但很少人注意到中国队越南出口的大幅增长。新的模式下，过往理解问题的很多方式需要调整。
2. 能够转移的环节，和通常所说的高技术产业还是低技术产业没有关系，而是和不同梯次工业革命所出现的产业有关系。第二次工业革命形成的重化工业相当于工业经济的基础设施，越南等新兴国家已经失去发展重化工业的历史契机，因此重化工业基本终结于中国，无法向东南亚转移。第三次工业革命形成电子产业，在可预见的未来，它所依托的最大规模供应链网络也会留在中国，因为其所依赖的经济基础设施在中国，但是电子行业的组装会转移，转移的环节与中国供应链网络形成深度契合。第四次工业革命形成的信息技术产业，从其核心技术创新和软件等方面来看，美国起主导作用，从硬件制造方面来看，这是通过电子产业完成的，中国加上东南亚起主导作用。
3. 推动中国供应链网络向东南亚溢出的真正力量，是中国民间的力量。施展老师在调研中发现，贸易摩擦越严重，民间经济就越努力加强自救。所谓自救，就是很多生产环节向海外尤其是越南转移，因为那些地方不必面临美国的高关税。在转移过程中，只有组装环节能够出去，其他环节还需要依托中国供应链网络的活力。这种转移是基于具体的人的活动才能运转起来，施展老师在书中描述了 “中国干部” 这个群体，他们是把中国供应链与越南组装环节衔接起来的重要微观载体，拥有大量的跨文化管理技巧，掌握大量隐性知识，是具有巨大价值的海外智慧宝库。
4. 是 “溢出” 而非 “转移” 的根本原因在于，随着技术、公司组织形式及生产逻辑的演化，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越发分离。经济空间以各种方式穿透国界存在，政治无法真正约束这种经济空间的运转。从国内层面来看，民间经济的运行逻辑和政府政策的逻辑越来越分离成两条线，政策对民间经济的影响机制，已经大不一样了。从国际上看，这还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以国家为单位来思考经济问题已经越来越没有意义了。目前的各种国际经济治理秩序，比如 WTO、IMF、世界银行，以及各种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都是以国家为单位组织起来的，国际经济治理秩序在运转上也越来越有问题。世界必须找到新的治理办法，新办法的根基必须与新变化的动力基础相匹配。商人秩序很可能走到了需要重新站到历史前台的时刻。施展老师在书中提出构建 “东亚汉萨联盟” 的构想。在贸易摩擦的极端环境下，最底层的动力也就是商人秩序的力量将浮出水面。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商人自治组织，至少需要满足五个基本要求：制定自我制定规则的能力，判断和执行规则的能力，共享的道德追求，恰当安置它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依凭的物理空间。目前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以看做是一种有益的试验。何谓中国？何谓世界？这些问题都会在一个永远不会完结的互动过程中，持久的生成和演化。
今年的新冠疫情是一个黑天鹅事件，在一段时间内又将改变中国和世界的政治经济治理秩序。我们又一次面对现实中的极端情况，想必每个人都承受着现实生活中的压抑，《溢出》一书就是施展老师献给所有在压抑中不甘沉沦的心灵的礼物。在极端环境下，我们可以发现民间经济正在 “溢出” 强大动力；也是在这种极端环境下，我们会被促使着去构想未来新的秩序的可能性。对未来所作的构想，需要我们有深远的历史感，因为，真正的历史感从来都是指向未来的。在实践的延长线上，这样一种思想，就是最深刻的历史实践！

普通人看问题是单点，就讲讲越南转移了哪些产业链，劈开纵横分析，但是作者 “溢出” 这个词 用的极好，把中越之间产业链的特征做了精确定义比较，有从全球贸易的角度，历史的变换维度，从各国的政治秩序，文化冲击讲起，从人迁徙的角度看问题，不是物的角度，逻辑很清楚，能够解释今天，还能预判未来，功力深厚，学识渊博，最后把商人秩序和政治秩序的比较，这个是最大的亮点。

#管中窥豹读书计划（第 1308 本）#2023 年精读作家（30）施展《溢出》大家好！今天阅读施展的第一本作品《溢出》，施展半年实地考察走访，解析中国制造业的真实力量。中国的超大规模制造业能力决定了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特殊地位，推动着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共生演化。中国制造业的未来走向如何？贸易摩擦会对此构成怎样的影响？作者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以及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展开了实地调研。你会看到：制造业向越南的所谓 “转移”, 实际上是中国供应链的 “溢出”。推动 “溢出” 的坚实力量，是中国的民间经济。“溢出” 的根本原因是技术、公司组织形式以及生产逻辑的演化，令经济空间以各种方式穿透国界。这本书，让你透过对制造业一线的一手研究，由表及里地看到中国制造业的真实力量与东亚制造业集聚区的演化逻辑。书里的研究不仅着眼于现实，还展示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秩序的未来可能性。2、核心思想：①中国制造业溢出中国的经济成长带来了全球经贸结构的深刻变迁，从沃勒斯坦所说的 “中心 - 外围” 结构变为一种 “双循环” 结构，中国的制造业成为一个中介性的 “枢纽”，衔接起西方发达国家的创新产业及高端服务业与不发达国家的原材料产业。因为我所论证的支撑中国供应链网络的很多条件并未因贸易摩擦遭遇实质性挑战，海外也没有哪个国家有条件承接中国如此大规模的供应链网络转移。而在今天的全球经济逻辑之下，仅仅转移工厂而不转移供应链网络，是构不成实质意义上的转移的。所谓自救，很多都是生产环节向海外尤其是向越南的转移，因为那些地方无须面临美国的高关税。但是，在转移的过程中，只有组装环节能够出去，其他环节仍然需要依托中国庞大的供应链网络。而中国供应链网络的活力，也来自民间经济。因此，贸易摩擦的结果是，中国的供应链网络会加速向海外扩展，但这一过程的主要动力来自民间。②企业家的野蛮生长何谓 “企业家”。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经常会被当成一回事儿，但我们一定得对他们做出区分。职业经理人的职能在于，在给定的目标与规范下，让企业保持良好的运转；企业家的职能则在于，勇于冒险，通过自己的 “创造性破坏”，突破旧有的目标与规范，创造新的目标与规范，在质的层面刺激出真正的发展，而不是仅仅在量的层面简单扩大。企业家要作为创新过程的组织者和创始者，创造性地打破市场均衡，形成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市场经济就是要创造并进而破坏既有的经济结构，这个创造和破坏的过程主要不是通过价格竞争，而是依靠创新竞争实现的。真正的企业家要做的，就是破坏过去的成功路径留下的行为规范，敢于冒险，承担巨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创造出一个激动人心的新愿景，并在此过程中对生产要素进行各种全新的组合。熊彼特甚至认为，企业家是创新的主体，但企业家身份是一种稍纵即逝的状态。一个人由于创造性破坏而成为企业家，但是当他建立起企业，并开始按部就班地经营这个企业时，企业家的身份就消失了。所以，“创新” 是判断企业家的唯一标准。至于什么才算创新，熊彼特划分出 5 种类型，分别是：（1）引进新产品；（2）引进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式；（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5）实现企业新的组织形式。③因为有广州他所说的 “广州” 只是一个意象，实际上指的是整个中国东南沿海 —— 我很快就读懂了他的潜台词。一方面，中国东南沿海制造业体系完善，能够提供越南企业需要的各种原材料和零部件。而且越南与中国接壤，从河内到广州，走陆路和海路都只需要不到两天时间，甚至比从胡志明市到河内还快。因此，越南缺什么去中国买就可以了，不需要自己的产业政策。另一方面，越南规模太小，“广州” 规模太大，后者的外部性效应对越南有着极深的影响。即便越南有自己的产业政策，一旦 “广州” 有了什么新动作，或发生什么变化，越南所依托的外部环境就变了，它的产业政策也就作废了。越南在 2018 年的经济增长率是 7.08%，快过中国的 6.6%。如果仅仅看增长率对比，你可能觉得越南会对中国构成挑战；一旦把规模考虑进来就会发现，增长率能说明的很有限。2018 年，中国的 GDP 是 13.6 万亿美元，越南则是 2425.5 亿美元，后者大约是上海的 1/2，深圳的 2/3，不到苏州的 9/10，大致相当于山西或黑龙江的水平，略低于云南和内蒙古，略高于贵州。如果把越南 2018 年的 GDP 和中国各城市的 GDP 放在一起排序，越南能排在第 8 名，介于苏州和成都之间。越南做得更多的是对进口的中间产品进行简单加工然后再出口，这一过程中能够实现的增加值比较有限。并且，进口、出口中压倒性的比例是由外资企业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把越南的大规模进出口理解为一种特殊意义上的转口贸易。东亚国家的制造业企业将生产流程中的最后环节放在越南完成，并不是以在当地形成足够大的增值为目的的，而是为了两点：第一，利用越南较为便宜的劳动力，完成劳动力占比较高的生产环节；第二，借用越南优越的外贸环境，完成其出口目的。

第一，制造业向越南的所谓 “转移”，实际上是中国供应链的 “溢出”，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事实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在越南和珠三角的调研告诉我们，从中国向越南转移的，并不是某些行业中的整个产业，而是该产业生产流程中的某些特定环节，主要是对供应链需求较低、人工成本占比较高的环节，通常是最终的组装环节。其他环节很难转移出去，仍然留在中国的供应链网络中。结果就是，生产流程中的某些特定环节往越南转移得越多，对中国这边供应链的需求就越大，以中国和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之间从而形成了一种深度的嵌合关系。这样一种转移，还是称之为 “溢出” 更恰当一些。我们在新闻中经常看到，伴随着贸易摩擦，越南对美国出口有了大幅增长，中国对美国出口有了大幅下跌，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对越南出口的大幅增长。在新的生产逻辑下，过往理解问题的很多方式都得加以调整。第二，能够转移的环节，和通常所说的高技术产业还是低技术产业没有关系，而是和不同梯次工业革命所出现的产业有关系。和通常说的产业本身的技术水平高低无关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今天各国之间已经是在工序层面的跨国分工，复杂产品很少能在单一国家或地区内部完成全部生产环节。高技术产业的生产环节中不都是高技术环节，其中的低技术环节如果符合第一点的条件，是有机会转移走的。但是在转移过程中，不同梯次工业革命所出现的产业，其转移逻辑是不一样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形成的重化工业相当于工业经济中的基础设施，由于一系列原因（详见书中内容），重化工业基本上终结在中国，无法向东南亚转移。第三次工业革命形成的电子产业，在可预见的未来，它所依托的最大规模供应链网络也会留在中国 —— 毕竟其所依赖的经济基础设施在中国，但是电子产业中的组装环节会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转移。转移出去的这些环节，会与中国的供应链网络保持深度的嵌合关系。第四次工业革命形成的信息技术产业，从它的核心技术创新和软件等方面来看，美国起着主导作用；从信息技术的硬件制造方面来看，这种制造是要通过电子产业完成的，中国加上东南亚会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第三，推动中国供应链网络向东南亚溢出的真正力量，是中国民间的力量。中国的民间经济和社会带给我特别多意外的发现和感动。我在调研中注意到，贸易摩擦越严重，民间经济就越努力加强自救。所谓自救，很多都是生产环节向海外尤其是向越南的转移，因为那些地方无须面临美国的高关税。但是，在转移的过程中，只有组装环节能够出去，其他环节仍然需要依托中国庞大的供应链网络。而中国供应链网络的活力，也来自民间经济。因此，贸易摩擦的结果是，中国的供应链网络会加速向海外扩展，但这一过程的主要动力来自民间。至于向海外 “走出去” 的具体载体，在各种海外大项目之外，我们通常关注到的都是那些外出设厂的企业 —— 不管是出于全球布局考虑而主动走出去的国际大公司，还是跟随大客户走出去的小供应商企业。但所有企业都是基于具体的 “人” 的活动才运转起来的，过去国内对于 “人” 的层面关注不够。我们在越南的调研中发现了国内很少有人注意到的 “中国干部” 这个群体。所谓 “中国干部” 就是，无论什么 “资” 的企业（主要是台资），只要是把工厂从中国大陆迁到越南的，则中高层管理人员基本上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这群人自称 “中国干部”，是个有几十万人的群体。中国干部是把中国的供应链网络与越南的组装环节衔接起来的重要微观载体，他们在打拼的过程中拥有了大量基于跨文化的调适能力而演化出的管理技巧，掌握了大量可实践但难传授的隐性知识，是具有巨大价值的海外智慧宝库。如此重要的群体居然在国内鲜为人知，期待我在书中的讨论能够引起国人对他们的关注。第四，是 “溢出” 而非 “转移” 的根本原因在于，随着技术、公司组织形式以及生产逻辑的演化，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越发分离。经济空间以各种方式穿透国界存在，政治无法真正约束这种经济空间的运转。信息技术天然地是穿透国界的，这个我们都很熟悉了。而制造业中的生产流程也越发成为一种跨国性的存在，这跟我们过去所熟悉的不一样了。过去我们认为，无论生产什么东西，生产过程中的大部分环节都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完成的。但是在今天，就复杂产品而言，生产过程中的大部分环节是在几个国家中通过跨国配合完成的。倘若把一件复杂产品从元器件到最终产品的全生产流程所经历的物理空间称作生产流程所依托的经济空间，这种经济空间已经是高度穿透国界 —— 也就是穿透政治空间的了。

这本小书是调研分析判断企业离开中国不是转移而是溢出，理由是转移之后离不开中国的供应链，而全球商业模式是 “美国创新→中国生产→全球销”，这样的模式是根本无法撼动的。作者又纵观历史，分析林林总总的政治秩序与商人秩序的逻辑关系，政治秩序可以遮蔽商人秩序但是不可能取代商人秩序。作者还推导出未来会形成 “亚洲地中海” 和 “新汉萨联盟”，算是对 “中日韩＋东盟” 经济联盟的一种推演和展望。

-1- 国家的生存策略国家如果变得极端，很容易灭亡，国家要做的就是变得复杂，在各个方面都寻求发展，不能依附单一因素。-2- 公司的生存策略公司的存在就是为了解决某个问题，比如苹果是个人电脑和手机制造商，微软是操作系统提供商，亚马逊是电商和云资源提供商。他们很难面面俱到。所以一旦问题消失了，公司可能就突然消失了。公司需要不断定义问题，解决问题。-3- 个人的生存策略个人的一生更加短暂，也许来不及找到问题，一生就过完了；也许来不及复杂，一生就流逝了。我们可以成为小提琴家，成为企业家，成为越南移民，成为「中国干部」。我们甚至无法自知自己的处境。人的弹性是因为人的边界的灵活，我们可以用政治力量、经济力量、文学力量撬动整个人类，我们也可以躲在躯壳里什么都不做。活下去，也许就是个人的生存策略。

了解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表达自我身份的历史叙事，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看它的国民教育是如何讲述历史的；另一个是看它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博物馆的展示方式就是其历史观的表达。

框架不变变的是连接框架的变量。过去的历史它不能是简单的重复，可是它是如此的押韵。低端制造出逃？书名更贴切，它是寄生在母体下的溢出。是生态的一环，本身也就没有了好与坏之分。原本利益结构下的边缘人在其它的地方寻找到了生态位借势而动这个也是结构的一种表现方式。

作者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以及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展开了实地调研。你会看到：制造业向越南的所谓 “转移”，实际上是中国供应链的 “溢出”。推动 “溢出” 的坚实力量，是中国的民间经济。“溢出” 的根本原因是技术、公司组织形式以及生产逻辑的演化，令经济空间以各种方式穿透国界。商人秩序因此有可能走上历史前台，与政治秩序共同推动世界新秩序的演化。

很好看，用一个一个调研故事串起来的环环相扣的推演，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企业和越南企业的调研，有几个点让我瞬间理顺了一些疑问：1. 大陆为什么有那么多企业家，一方面是因为早年间政治因素导致的中国有一群非常顶尖的人才只能去企业一线，有能力被压抑，又吃过各种各样的苦，造成一种 overqualified 的现象，尤其是在外资企业里，也正因为当年台资企业来大陆投资可以获得相应的人才红利，更多的台资企业启用大陆人作为管理层，让这批人获得机会，而后创业再逐渐成为企业家。另一方面是冷战后，美国扶持日本经济，日本辐射到周边，形成 “亚洲四小龙”，再进一步产业转移到大陆，机会多起来，实势造英雄。2. 中美贸易战以来，很多人担心中国制造受影响，很多企业转到越南发展，会不会影响中国制造的地位，施展老师经过详实的调研认为这不是产业的转移，而是溢出，因为中国的体量决定了供应链网络非常完备，越南的基础设施和体量都不具备与中国一样的条件，再深入发现转移到越南的只是产业链细化后某一些小环节，而且是技术含量低的部分，反而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产业链的一部分，今后中国产业链的布局反而会更大，要对中国制造有充分的信心。3. 由此可以联想到我们现在要融入长三角对接大上海，某种程度上与越南的地位相似，承接上海产业的溢出也很有可能是一些被上海分离出来的技术含量低的部分，反而我们需要去引进某一个大的好的企业，再通过市场培育本土的产业链网络，这样会更有生命力。好佩服这种认真做调研的学者，看得我也好想跟施展老师一起去做深入的调研。

1、我将它看做是一本田野调查的指南，在书中，作者顺着自己的调查路线，解释了关于中国制造业转移的一系列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少有自以为是的论调，严谨的调查推理使整本书显得无懈可击。

发展，时代永恒课题。人，是主体，是发生变化的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