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李海鹏老师在 “得到” 解读非虚构文学，开篇就提到本书，并用 5 讲进行解读，契诃夫在 1890 年的远东之行中，将目光投向了被沙俄称作 “萨哈林” 的土地 —— 这片面积 7.6 万余平方千米的海岛，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库页岛，俄语 “Сахалин” 源自满语音译，本是 “黑龙江口” 的标识，却因 19 世纪中叶的屈辱历史改易归属。彼时清王朝国力衰微，沙俄借《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强行割占包括库页岛在内的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这座曾由黑水都督府、奴儿干都司、宁古塔将军相继管辖的中国第一大岛，沦为沙俄远东属地，更成了流放苦役犯的 “人间炼狱”，而《萨哈林旅行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便以不同视角，为这片苦难之地与沙俄流放制度留下了永恒的文字印记。《萨哈林旅行记》作为契诃夫唯一的非虚构作品，褪去了小说创作中的艺术虚构，以 “社会考察者” 的姿态，为读者呈现了最真实的流放图景。他耗时两个月遍历全岛，以医生的敏锐观察着每一处细节：苦役犯们在极寒天气中从事繁重的伐木、采矿劳作，简陋的棚屋无法抵御风雪，每日的食物仅能维持基本生存；被流放者的家人被迫随行，妇女沦为权贵的附庸，孩童在饥饿与恐惧中成长，“破碎的家庭” 成了岛上最常见的景象。契诃夫没有刻意渲染悲愤，却以冷静的笔触写下 “萨哈林是无法忍受的痛苦的地方”。如果说《萨哈林旅行记》是 “旁观者” 的全景式考察，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便是 “亲历者” 的沉浸式呐喊。作为曾被流放西伯利亚苦役营四年的囚徒，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自己的亲身经历融入作品，以第一人称视角，撕开了沙俄流放制度最残酷的内核。书中的 “死屋”，并非物理意义上的坟墓，却是精神与肉体双重毁灭的牢笼：囚徒们被剥夺姓名，以编号相称，尊严在鞭刑、辱骂中被彻底碾碎；为了争夺一口食物、一件衣物，昔日的平民、贵族、士兵沦为彼此的仇敌，人性中的恶在极端环境下被无限放大；而那些试图坚守良知的人，要么在孤独中枯萎，要么在反抗中被更残酷地镇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书中写道：“在死屋里，人会逐渐忘记自己是人”。对比大英帝国对囚犯向澳大利亚的流放，沙皇体系的笨拙，大英在体系运作上聪明很多，大英开拓出新边疆和忠诚属国，而沙皇给自己培育的是掘墓人。李海鹏老师的五讲解读没有讲透库页岛为何如此，荒蛮的西伯利亚为何成为人间炼狱，地理环境太重要了，人的本能首要是为了生存，环境对人塑造和改造，只要阅读 “大墙” 文学和各种战后综合症病因，就会有感悟，沙皇时期的俄罗斯确实疆域太大了，西伯利亚的环境也太恶劣，沙皇的管理能力无法扩招和抵达，只有放任哪里重返 “原始”，给我们的启示是 “南橘北枳”，后期的赤色也和中国的红色走不同的道路。2025 年 #384

翻开契诃夫的《萨哈林旅行记》，最先打破认知的，是这部作品跳出了文学创作的虚构框架 —— 它不是小说，而是一份带着油墨与海风气息的 “实地调查报告”。1890 年，契诃夫放弃舒适的都市生活，耗时三个月穿越西伯利亚，踏上萨哈林岛这片被沙俄用作流放地的土地。当他的笔落在纸上，记录的不是风景的猎奇，而是铁链与苦难交织的真实，这份 “非虚构” 的底色，让书中的每一个字都带着沉甸甸的重量。 书中最令人震撼的，是契诃夫对 “流放制度” 的冷静解剖。他没有用激烈的控诉，却以近乎白描的笔触，还原了流放者的生存绝境：囚犯们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伐木、采矿，口粮掺着沙子，病了只能躺在泥泞的草堆里；孩子出生在监狱，成长中听不到 “自由” 二字，甚至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不戴镣铐的生活。更残酷的是制度对人性的碾压 —— 当苦难成为常态，尊严被一点点磨碎，有人麻木，有人沉沦，有人用暴力对抗暴力。契诃夫的记录，撕开了沙俄帝国 “刑罚惩戒” 的伪装，露出其背后 “毁灭人性” 的本质。这种冷静的批判，比任何激昂的呐喊都更有力量，因为它扎根于真实的观察，每一个细节都在叩问：以 “惩罚” 为名的暴力，究竟是在维护秩序，还是在制造更深的黑暗？ 而这份沉重的记录中，最动人的是契诃夫藏在字里行间的人文关怀。他不是高高在上的 “观察者”，而是俯身倾听的 “共情者”—— 他会蹲下来和流放犯的孩子聊天，记下他们天真的提问；会耐心听老囚犯讲述家乡的故事，哪怕对方的语言带着浓重的口音；他关注原住民的困境，记录下他们的习俗与信仰如何被殖民开发侵蚀。在他的笔下，流放者不是 “罪犯” 的符号，原住民不是 “野蛮” 的标签，他们都是有喜怒哀乐、有对生活渴望的 “人”。这种对 “人” 的尊重，让这部作品超越了历史文献的范畴：它不仅是在记录一个岛屿的过去，更是在坚守一种信念 —— 无论身处何种绝境，人的价值与尊严都不该被漠视。 合上书页，萨哈林岛的风雪似乎仍在眼前。契诃夫的这次旅行，早已超越了地理意义上的跋涉，成为一次对人性与文明的深刻探寻。这部作品的价值，从来不止于为历史留存一份档案，更在于它提醒我们：真正的文明，不在于对苦难的视而不见，而在于面对苦难时，始终保有对 “人” 的关怀与敬畏。这份人文之光，穿越百年时光，依然能照亮我们思考当下的路 —— 如何对待弱者，如何看待制度与人的关系，如何在复杂的世界中坚守对人性的信念。这，或许就是《萨哈林旅行记》留给今天最珍贵的启示。

听了李海鹏老师的介绍读的，书中对俄国末期萨哈林岛的生活情况做了细致的描述。感叹俄国面积之大，管理之难。俄国的欧洲部分已经高度文明，而东亚部分还处于野蛮社会，这个情况持续到今天。有些期待最后一本《别列津纳河》了。

《萨哈林旅行记》于 1893 至 1894 年间在《俄罗斯思想》月刊陆续发表，1895 年单行本出版。尽管它的体裁被圈定在 “旅行摘记” 上，但是，这本书所具有的严谨性和多方面的精细研究引起了当时社会各界的巨大反响，尤其是其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哲学思考，将契诃夫的写作主题、创作的性质和文学史意义凸显出来，形成了广阔的文学阐释空间；尽管契诃夫本人称这部书是他的 “散文衣柜里的一件粗硬的囚衣”，但是，毫无疑问，《萨哈林旅行记》是作家世界观和文学观的全面展现，具有 19 世纪现实主义潜在的惊人新意。

我只是粗略地听完了，有时间我要再看一遍的。

读完（严格来说是听完）《萨哈林旅行记》，掩卷长思，感慨万分。契诃夫做为已负盛名的大作家，不畏惧艰难，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完成了报告文学样的作品，了不起。他近乎白描的手法，让人如观影般历历在目，曾几何时，那里原是中国的土地呀，有清一代丢了多少肥沃的领土，留下了多少痛心遗憾。通过此书我还了解了日本唯一的少数民族阿依努人的一些事情，填补了知识库空白，感谢作者，感谢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