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外国人，用中国的章回体，把一篇写明朝军户制度变迁的学术书籍，写成纪实文学，真厉害，严谨，缜密，言出有据，推理有自洽的逻辑，值得中国历史学者学习。全书内容 “得到” 听书有很棒的解读，原书学术，读起来还是枯燥，事情是写个简单的事情，对外国人来说很新鲜，对中国人来说很自然，理所当然，朱元璋在建国的时候，殚精竭虑想给他的子孙留下个万事基业，用严格的户籍制度，土地登记制度希望将王朝永固，但任何制度都需要顺应人类的生物演进，所谓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军户也想办法用部分人的个人牺牲，换取家族的演进，作者身为西方人，惊叹中国人的家族的维系力量，海外华人对宗族宗谱的重视。设计再严密精巧的统治制度，都会变形异化。我祖籍泉州，也在闽南地区实际生活了很长时期，西方人惊叹，中国人的家族维系就是中国人的宗教，王朝会更换，家族文化被一直传承。了解沿海闽南文化，读蔡崇达的作品更容易理解。

本書以明代沿海衛所為背景，剖析了在明代世襲軍戶制度下，軍戶家庭與朝廷之間的互動。重點闡述了在與國家代理人的互動中，軍戶為優化自身處境，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採取的一系列策略。這些策略依據福柯 “統治的藝術” 之名，被總結為 “被統治的藝術”。作者敏銳地發現，明朝實行軍戶制度時，正值 “鑄造現代世界中樞熔爐” 的時期。和明朝默認民間對軍戶制度的再創造一樣，當時的不少大國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一定程度的妥協。法國 17 世紀的直接稅，由每個教區的居民自行分配均攤，等於承認一種 “非正式體制”；奧斯曼帝國自願向地方讓渡了部分治權，被歷史學家形容為 “妥協產物的事業”，就屬於這種情況。作者提出設問：或許鑄造現代世界，都有一個向 “被統治的藝術” 低頭、向制度套利讓步的過程，在這個基礎上進而再形成國家、代理人與民間互動的新模式。只憑這個有趣的設問，就足以打開我們對於明朝歷史的新想像、新視野。體制塑造了人，反過來，人又塑造了體制。民間對體制的博弈和扭曲，構成了百姓的日常政治史，而百姓的日常政治史，又是一個國家的政治史、制度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瞭解這種制度的博弈，瞭解民間被統治的藝術，才能更好地還原那個時代，發現國家運行和更替的真相。

教人怎么 “统治” 别人的书有很多，而现实中被统治者远远多于统治者，不管你愿不愿意接受，这都是个事实。那么被统治者该怎么适应、服从，进而利用这一套加在他们身上的统治呢？这本书通过研究历史，对这个话题提出了一些看法。

宋教授的书以民间田野调查为基础，用真实的案例为读者呈现明朝军户与国家制度博弈的过程。给读者展现政府统治下的普通人怎样利用制度规避风险亦或谋利。我的感受是：几百年前的故事现在读起来仍能给人一种代入感，人都是趋利的。在面对坏制度时总会潜能大爆发，总结出对自己有利的经验，进而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

明朝应该是我国历史上封建制度的天花板，之所以能达到这个顶峰，除了开朝皇帝朱元璋用一系列方法将朝政权力收到了自己一人手里之外，还推行了大量前所未有的社会控制手段。特别是在皇权不下县的传统背景下，明代统治者的权力几乎深入到了每一个乡野角落，极尽所能地控制基层社会，这在历史中历朝都未见到的。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这本书，也可以了解到，在我们以为的、似乎无力反抗任何皇权压制的普通老百姓，也能在被动的情况下创造多种方式来化解统治或软抵抗，以维护和保护自身利益，即使这种保护是十分有限的。这本书里就是把这种日常生活的政治称作 “被统治的艺术”，我觉得算是一种挽歌 —— 用现代社会的概念来说，当在已有 “社会” 被挤压到几乎没有空间的时候，他们只好被动创造新的社会空间。这就是来自民间的创造性互动，虽无奈，但有用。

每日一书：《被统治的艺术》。日常政治的 “策略”，是一种本领和技巧，可以被掌握或传授；或者说，它是一种 “被统治的艺术”。正式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总是寄生于非正规过程，虽然正式制度并不承认非正规过程的存在，但没有它们又无法生存；同时，没有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也无法自我创造或保持。——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国家的视角》这本书的 “制度史”，不是皇朝怎样修订制度，而是普通人在不完善的制度下怎样生活。明清时代的普通人，懂得在不同的税收制度之间，通过不同身份的登记，牟取利益。本书所探讨的制度，是 “制度史” 之下的制度的实际运作。凡是国家，必有军队，用以保卫国土、攘外安内。很遗憾，这一历史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军事制度普遍存在，从这里入手做研究往往卓有成效。我们不仅能通过该制度了解国家如何运作、如何动员和分配资源，而且能以之探索国家与其人民如何互相作用、互相影响。这是因为，国家拥有军队，自然意味着拥有士兵。动员民众参军是国家不得不面对的最常见的挑战之一。社会由社会行动者 —— 个人或家庭 —— 构成，但每个社会行动者都在做着自己的选择。大部分时候，他们既不代表社会，也不以社会公益为目的，他们甚至不会产生这类想法。相反，他们追求的是个人利益，是他们认为对自己有益的事物。正如本・柯尔克夫烈（Ben Kerkvliet）所言：“日常政治，即大众接受、顺从、适应、挑战那些事关资源的控制、生产或分配的规范和规则，并通过克制的、平凡的、微妙的表达和行为完成这一切。” 日常政治的 “策略”，是一种本领和技巧，可以被掌握或传授；或者说，它是一种 “被统治的艺术”。朱元璋的愿景不只是设立或恢复运行良好的政府体制。他还希望创建（或重建）一套乌托邦式的乡村秩序。在该秩序下，百姓生活在自给自足的村庄，过着安于现状的日子，亲属和邻居之间相互监督，无须朝廷官吏插手管理。明代中后期，指控军户因正军逃逸而缺伍是谋取不义之财的惯用手段，而且相当有效。年复一年，徭役豁免权的相对优势愈来愈大。这意味着军籍身份加上证明自己已履行军户责任的能力，是大量赋税减免的潜在基础。有时军户百姓会对体制避之唯恐不及，但这项优势，则会说服他们留在体制之内。鄢法真犯的是滔天大罪。“谋反” 位列 “十恶”，乃明代律法中最严重的罪行。除了鄢法真本人，他的 “九族” 也惨遭株连，同时被处以极刑。经此一案，鄢家数十名族人罹难。只有几人侥幸逃脱，一名鄢家少年逃往附近城邑躲藏，一户人家先是收留了他，而后却又将他出卖为奴。明代军队的士兵，大多数其实根本不是真正的士兵，至少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从戎之徒，而是务农之人。即使是在明初，各卫所中仅有少数正军做着我们通常认为的士兵工作 —— 练武、出操、巡逻或偶尔奔赴战场。其余正军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他们很像民户，但与民户绝不相同。所谓 “政治”，往往主要是些日常性的、一般性的问题：在与国家的正式代理人及其非正式委托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如何应付、交涉乃至操纵，以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如何在其他互动中将自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资源加以利用。除了发生一些极端的情况，百姓与国家政权的互动并不意味着逃避、变革或公开反抗国家，而是尽力与国家周旋，尽可能满足其代理人的要求。四大策略类型：“优化处境” 策略（strategies of optimization）、“近水楼台” 策略（strategies of proximity）、“制度套利” 策略（strategies of regulatory arbitrage）、“诉诸先例” 策略（strategies of precedent）。契约在前现代中国经济和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和西方大不相同。其角色之一便是对日常政治的促进。在明代中国，被统治的艺术包括有效地利用契约以便从个人与国家的互动中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能力。

中国古代民间社会的非正式组织生命力强大，被统治也可以是一种艺术。它是与政府的互动和博弈之中，不断体现自身的价值。而其中用到的制度套利让我印象深刻，它不是直接反抗政府的法律和政策，而是寻求一种更有利于自己生存的策略，通过规避相关规定，用符合自己利益的制度来生存和发展，游走在法律和政策的灰色地带，让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个现象起源于中国民间，壮大于非正式组织，例如明代的屯兵制度。

或许铸造现代世界，都有一个向 “被统治的艺术” 低头、向制度套利让步的过程，在这个基础上进而再形成国家、代理人与民间互动的新模式。只凭这个有趣的设问，就足以打开我们对于明朝历史的新想象、新视野。体制塑造了人，反过来，人又塑造了体制。民间对体制的博弈和扭曲，构成了百姓的日常政治史，而百姓的日常政治史，又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史、制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了解这种制度的博弈，了解民间被统治的艺术，才能更好地还原那个时代，发现国家运行和更替的真相。

本书以明代沿海卫所为背景，剖析在明朝世袭军户制度下军户家庭与官府的互动，着重描述和总结了承担兵役义务的军户如何趋利避害，制订出种种策略以优化自身处境。他们既未公然蔑视权威，亦非俯首帖耳，而是在反抗与服从的 “中间地带” 运作，以期将需要付出的代价降到最低，同时使利益最大化。

中国文化中生生不息的源头，是广大的工农人民。随着阅历的上升，愈发能感受到人、人民、人民群众的力量，中国人的关系是中国文化永远的主题。这种关系展现了强大的人们智慧与人的生机，但是这种关系文化里，人性的恶仍旧是使我羞愧的、自省的。在悠长的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中，人们或挣扎、或狡猾的在制度里周旋、试探、抓取、侵犯。这种充满矛盾的行为，在记录与描述中如在制度里作恶，在规则中若滑溜鳝鱼。这种描述不尽正确，一如书中提到的官员们在记录这种相关事件时，也大多以负面案例、或者警示案例、或包涵着批评、不同意的表达来叙述。我也确实陷入这种思考，现代化的公正、法制、透明仍旧是以对抗这些不透明的、模糊的、偏向性的系统机制或游戏规则而诞生。这种历史的螺旋上升性，确实寓于人的发展中。而作为中国人，我们是深知人情社会的勾连的。这种人际关系的纠缠与制度规则的模糊交集，使得这种制度套利得以实现，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当时百姓生存的基石。无论是家庭的分割、雇佣的代替、民事调解一样的公正行为，都展现出一种以人为基础的社会关系调和的方式。而则这种调和方式，让我感到无比震惊的是。即使是当代，其中的基本原则仍旧是不变的。利用关系的状态、人的存在，实现的是明确规则下对细分规则，有意的另类解读。这种逻辑背后导致的规则的扭曲和人对规则的目的性解释，都让我感到深深的不适。但我同样能感受到在那种严苛的、错误的、压迫的规则下，那种深深求生力量。这种矛盾的力量，和其背后的精神，我都有理由认为被继承、发展、运用在当代中国的文化体系中。但相对来说，这种不同时代不同制度下，相似的对规则的利用，又呈现出现代的两极分化的行事结果。而对我来说，之所以对这种行事的逻辑带有主观的意见与想法，也与我的家庭环境有关。父亲常年从事政务工作，其中的人际关系要点，或是处理相关事情的行为，都将那种，通过社会关系模糊规定细则的方法展示予我。这种事情并非指向政治贪腐，而正是正常事务中那种处理人事的随机应变使我印象深刻。也确实在我看来，贪腐的构成要素、行为逻辑是简单、粗暴的。真正充满人的艺术的是对关系的构建、关系对事件的解读、利用关系对事件的拆分、以及事件对关系的影响、最终展示出来的关系对社会规则、国家规定的影响。这种对关系的能力，是我厌恶的、羡慕的、想学习的、不愿意使用的。从小的教育、阅读的书籍、接触到的人或者事情，都让我憧憬、倾向于一个规则的、明晰的世界，在我的构想中，这样的世界是简单的。但是也确实，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体系是不同的，能够沟通的基石也大多是片面的。我们总是难以真正了解另一个人，尽管大多数时候我们并不需要了解他人，只用了解他的行事与立场便足够我们与之产生联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一个规则的世界，要求是对规则解读的一致、解读方法方式的规范、以及对规则执行的细化要求。这个过程中，沟通是无法避免的。正是我在前篇《局外人》记中写道的，人的、人们的沟通是易于建立的，但不同的价值观、价值体系、世界观、经历、事物认知都是不同的。这种情况如果出现在一个事件的执行中，尽管人的善良与邪恶是动态平衡的，但即使是陪审团制度，情感的、非理性的要素仍然如《乌合之众》所述对群众起到明显的作用。事件的结果反而在对规则的执行下，呈现出错误的偏离。而想要逆转这种事件，现代一个通常的做法是将其拉入一个更大的关系中去，用更多的价值体系来平衡善恶的标准，但是这无疑对规则是一种践踏、或者可以描述为无视。而且也又可能带来更多的混乱。人际关系中，感性与理性的交织是相互加强、相关制约的矛盾关系。这种平衡的变化仍旧是在社会关系与法律规则中的一大难点。研究这种难点的过程中，宋怡明提出了制度套利。也确实在这种事件的细则中，是难以预计的灰色地带，也是难以抑制的人本性的展示。在规则执行早期百姓对危险责任的逃避、对生命的挣扎，配合与生俱来的关系，与这种客观的难以为人意志转移的规则相抗争。后期则成为了少数完成资本积累的群体的牟利工具。制度套利是作者宋怡明，一位加拿大作家，在这本书中最常提到的术语。我本身对这个词是认可的，这是一种规范化术语以描述人类的某种社会学或者政治化行为。但是我仍然倾向于使用灰色地带来描述群众在制度下获取的灰色利益，或用弹性空间描述群众在制度下争取的生存空间。这种关系文化，实际也发生在欧美体系中。欧美也仍旧保有许多对关系的解读，但我并没有将这种情况认为是存在于他们的文化根源中的。以我浅薄的理解认为，在封建王朝阶段，中国经历了大一统的、综合性极强、稳定性极强的、长期的社会体制，在这种稳态中，关系的发展将会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巧妙、更加细化、也更能呈现背后深谙的逻辑，以展露文化本身深层的利益趋向和价值趋向。而长期经受这种体制统治的中国百姓对统治体系也有更系统化的认知，也使用了更多关系驱动的方法来与国家规则周旋。而这种互动将关系文化内化于中国文化的传承中来。西方在这一领域的发展更像是，在民主化体制中，媒体舆论成为权力代表的一种激励性发展。而在当代中国，实际处在，对内有关系与规则、人与规则、社会与体制、感性与理性等等矛盾概念争论，对外是意识形态、价值观有所冲突的时期。也是这种时候，《被统治的艺术》予我很深的感触。

明清时期的普通人，在 “制度” 下如何通过变换身份，让家族利益最大化，恩泽后人……

《被统治的艺术》这本书是由宋怡明教授所著，主要探讨了在明代中国，特别是在明代沿海卫所的背景下，军户家庭与官府之间的互动关系和政治策略。这本书着重描述了军户如何在明朝世袭军户制度下，通过各种策略来优化自身处境，以最大化利益、最小化弊端。在书中，作者通过深入研究明代军事制度和社会结构，揭示了百姓在日常政治中所面临的权衡和选择，以及他们如何应对国家制度并利用制度的 "空隙" 来改善自己的处境。作者强调了百姓在日常政治中的角色和策略，探讨了他们如何在遵从规定的同时最大化自身利益，以及如何利用顺从制度的表象在其他协商中获取优势。这本书不仅揭示了百姓在被统治过程中的行为和思维模式，还通过丰富的案例和详细的考证，展现了他们在面对权威和规定时的灵活应对和智慧。总的来说，《被统治的艺术》通过研究明代军户的生活和政治策略，呈现了一幅明代中国百姓与政府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画面，揭示了他们在日常政治中所展现出的智慧和技巧。这本书不仅是对明代社会历史的深入探讨，也是对被统治者在政治环境中应对策略的思考和反思。

凡是国家，必有军队，用以保卫国土、攘外安内。很遗憾，这一历史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军事制度普遍存在，从这里入手做研究往往卓有成效。我们不仅能通过该制度了解国家如何运作、如何动员和分配资源，而且能以之探索国家与其人民如何互相作用、互相影响。这是因为，国家拥有军队，自然意味着拥有士兵。

本书是一部基于田野调查搜集而来的史料，在地方语境下讨论明代制度的社会史著作。作者宋怡明教授是蜚声中外的汉学家。卫所制度也许是我们历史书上一笔带过的内容，但明代卫所制度对当地居民的影响仍持续至今。当我看到最后一部分时，看到那些照片真是感慨万千。田野调查真不易。

本书参考了大量族谱、地方志以及民间口述史，从流水账的记述中抽出有典型性的故事，并且分门别类，用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的格式写出来，除了学术性还很有故事性，所以高晓松称之为 “中国福建版的《百年孤独》”。本书的核心内容：本书以明代沿海卫所为背景，剖析了在明代世袭军户制度下，军户家庭与朝廷之间的互动。重点阐述了在与国家代理人的互动中，军户为优化自身处境，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一系列策略。这些策略依据福柯 “统治的艺术” 之名，被总结为 “被统治的艺术”。宋怡明教授还敏锐地发现，明朝实行军户制度时，正值 “铸造现代世界中枢熔炉” 的时期。和明朝默认民间对军户制度的再创造一样，当时的不少大国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定程度的妥协。法国 17 世纪的直接税，由每个教区的居民自行分配均摊，等于承认一种 “非正式体制”；奥斯曼帝国自愿向地方让渡了部分治权，被历史学家形容为 “妥协产物的事业”，就属于这种情况。宋怡明教授提出设问：或许铸造现代世界，都有一个向 “被统治的艺术” 低头、向制度套利让步的过程，在这个基础上进而再形成国家、代理人与民间互动的新模式。只凭这个有趣的设问，就足以打开我们对于明朝历史的新想象、新视野。体制塑造了人，反过来，人又塑造了体制。民间对体制的博弈和扭曲，构成了百姓的日常政治史，而百姓的日常政治史，又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史、制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了解这种制度的博弈，了解民间被统治的艺术，才能更好地还原那个时代，发现国家运行和更替的真相。

不太好读，缺乏背景知识（个人原因）

作为普通老板姓，了解被统治的艺术，以史为鉴

史官笔下的历史通过官方，官僚体系维护和保存，更多的是上层建筑里统治阶级的历史。而古代普通老百姓们的社会生活和历史面貌从哪里了解呢？我觉得比如像《金瓶梅》描写商品经济发达的北方城市老百姓或者叫市民们的历史面貌，社会生活；《西游记》《红楼梦》里描写的中上层阶级的生活面貌；《窦娥冤》《西厢记》《聊斋志异》《水浒传》《三言二拍》等里描写的中下层人民的生活面貌，《诗经》和唐诗宋词，墓碑，县志，地契，契约合同等等里描写的老百姓的生活等也是中华五千年历史的共同组成部分。史官记录的历史要看，老百姓自己记录下来的当时的社会生活也得看，这样才能互相印证，互相理解，体会到中国古人的智慧与历史的教训。

另一个视角看历史

国家提供的先例便成了将来对其他行动者发起诉讼的资源。这部分地解释了为何一些家族会将法律判决刻在立于宗祠的石碑之上，或将官方文书抄入族谱。使用国家语言，便是在借助国家的合法性和权威，并将之转化为一种政治资源，以求实现自身的目的。如此看来，国家既可以是一种专制权力的工具，也可以是一种创造权力的工具。明代国家既是一个攫取机构，也是一个授权机构。这类资源的价值至少部分地取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充作他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