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说过：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帝国的衰败都是如此，本书讲述庚子国难全过程，文笔流畅，布局错落有致，算是集合这段历史近年研究之大成。帝国最大的隐忧是传位问题，只要环顾世界上各大公司就知道所言不虚，百年老店已属不易，更不要说 300 年的帝国，庚子国难根源在于光绪的废立，也是戊戌变法失败的后续，顶层的权力之争导致动乱外延，国家如此，大公司亦如此。守业的君王 (公司接班人）需要战略定力，不是开疆扩土，而是左右平衡，慈禧早期是理智的，所以就是有太平军大乱，也能 “同治中兴”，到戊戌变法后，女人因爱生恨，失去理智，当年的肱骨之臣老的老，亡的亡，只能任由这个老女人胡闹了。一群手无缚鸡之力，只会嘴炮的文人加乌合之众的拳民可想而知，而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都做壁上观。庚子国难给普通人的教训就是 “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智者不陷于覆巢”，帝国末期如鲐背老人，已经到了更新换代之时，当年的义和团也最终沦为牺牲，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天命难违，所以我不建议年轻人读此类书，书生论政，指点江山都是空谈，就是作者穿越回去，也最多如李中堂做个裱糊匠，根本无力回天，天命难违。本书作者是著名历史学家马勇的博士生，近 30 年来的知识界偏好和西方接轨，对义和团的评价肯定好不了，但周总理是这样评价的：“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去年底在香港的讲演，提到中国为何能不断复兴延续几千年，就是因为中国人重视历史，对中国人来说 “世上无新事”，聪明的中国领导人懂得借鉴历史，基辛格的《论中国》开篇前言，就讲 1962 年教员对印决策：「难以想象，除了中国还有哪一个国家的现代领导人会借用千年之前战役的战略方针作出一项牵动全国的决定。同样难以想象，他确信他的同事能够领悟他借鉴历史事件的深意。然而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国家享有如此悠久的连绵不断的文明，抑或与其古老的战略和政治韬略的历史及传统如此一脉相承。」，所以中国合格的领袖都是熟读历史，本书适合介绍给美国政界，那里现在隐隐然有帝国末日景象，参看乌克兰那些 “民粹 “，如何一步步葬送大好河山。

早年看一新闻，一小偷盗窃电缆卖钱，割价值百万的电缆卖废铜得两万元赃款，后被判刑，定罪按照电缆的损失裁定。 慈禧老佛爷垂帘多年，早就习惯了文武百官大小皇亲的百依百顺，无数风雨也练就了老人家对政治变化的极度敏感，某一天，老人家惊恐地发现，看似铁板一块的政治铁桶出现了某些裂缝。 就像上了年纪的妇女某一天发现了丈夫出轨的苗头，老人家的内心有点儿气急败坏，不过却不能明着表现出来，维护家族的面子是掌门人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何况是皇家的面子，要惩罚出轨的老公，却不能以出轨为理由。 慈禧采用的办法是想办法废除皇帝，这个喜欢跟着一帮革新派乱跑的家伙，可是，废除皇帝不是一件太过容易的事情，在一帮革新派的抵制下，太后的这点想法始终难以实现，更要命的是，皇帝至少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当历史的车轮前进到这个时候，各个外交国家更愿意和皇帝打交道，名正则言顺，孔子的教导不仅在华夏有市场，也是大家普遍奉行的道理，同皇帝打交道，名正。 立大阿哥，是老佛爷的退而求其次的解决方案，可是在推进废立的过程中却让整个局势失去了控制，简单的规则无法驾驭复杂的系统，在废立皇帝的问题上是一个复杂系统，牵扯到革新、外交，也牵扯到各个派别的政治利息，牵扯到洋人对华的态度，也牵扯到本地地方势力的政治野心，可在慈禧的眼里，把不顺眼的皇帝赶下来换一个更容易控制的，这是家事，所有其他的，不过是皇家家事的基础上发生的一些涟漪，一切都会恢复正常。 因此，当有人告诉慈禧义和团是一股可以信任且利用的力量时，老佛爷选择了相信。同时，反对废立的大多数汉人大臣，更愿意同现任皇帝打交道的各路洋人，顺理成章地成了老佛爷的敌人，诛杀汉臣剿灭洋人成了最政治正确的选择，不过这时候剿灭的是洋人的使领馆，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谁让你们这帮家伙挡住了道路呢。 目标可以简单，目的不一定完全一致，有的是想利用义和团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如慈禧。有的是打心底里痛恨洋人，如后来从容赴死的几位王爷，有的是想趁火打劫捞好处的投机分子，如义和团那些个所谓的大师兄首领，当义和团在京城里横着膀子走路，连各个达官都争着以当拳民为荣时让人不由得想起来后来十年浩劫中的革命小将，历史不会重复，历史却何其相似，打着为江山社稷着想的旗号，明正才能言顺，为了言顺，明可以随便正。 念书学历史，容易将哪些人分为忠臣，哪些人分为奸臣，嗷嗷叫地和外面对着干的容易激起大家的共鸣，主张和气生财的总是给人软弱的感觉，从结果看，态度是一回事，水平和实力是另外一回事，无数次的教训说明，在表达态度的时候，需要审视一下实力。 仗最后是打输了，庚子年真是神奇的一年，不可避免的，中国用一种不一样的态度和视角观察和体会外面的世界。 一切源于老佛爷的那点儿私念，为了两万块钱的废铜，老佛爷割掉了整个的电缆。

本书以时间为顺序，清楚的为我们还原了庚子事变的前因后果。太后想换皇上，华北义和团突然兴起，外交使者集体换新，三个看似毫不相关的偶然事件混合在一起，促成了世纪末的大混乱。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选择了保守主义的极端发展 —— 义和团这一条路。这一条路失败了，保守势力随之殉葬，才毫无选择地走上了另一条路，开启了清末新政。但是新政没有挽救大清的命运，新政推行三年后，发生了日俄战争，东亚小国日本竟然打败了沙俄，这个时候决定中国命运的要素中，立宪和革命在赛跑。慈禧误判了形势，过于拖延，在立宪之前，革命爆发了…… 本书用的是现代大白话，详细讲解了当时的那段历史，在保持历史严肃性的同时，字里行间还流益着诙谐与幽默 ，行文流畅。个人认为本书的不足之处是，那段历史带给我们的 “沉闷感” 和 “压抑感”，让人不爽。

一个旧王朝的覆灭，也是处于旧时代的中国与新世界激烈碰撞的 20 世纪序曲。作者描述了 1900 年义和团混乱的场面，很重要的溯源到了戊戌变法作为起因，其实起因更早就是 1840，一个甲子的恩恩怨怨一次算了总账，无数悲欢离合人间惨剧。掩卷唏嘘不已，很有点汴京之围的意思，可是这只是序曲，20 世纪的中国没有偏安一隅的选项，必须发愤图强，进入现代世界。此书极为精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对慈禧的刻画，维持了风雨飘摇的清王朝，但是完全不理解新世界的逻辑，最后只能撒泼打滚来收场。可怜李鸿章风烛残年还要为国拼命。五星推荐！

有些书是没办法用听书的方式来读的，仔细想来，无非是两点，一是信息密度较大，用听来理解很是费劲，二是文字并不全然是白话，需要看到文字才能理解。这本书就是满足了以上两点，亲身体会，只能阅读，但侧面也说明了，书中的内容很有料，值得翻阅。如今的百年之未有大变局，和百年前的庚子之变相比，既让人感到遥远，又隐约有相似之处，只是世易时移，我们似乎在和平的那一端，而停滞、混乱和分裂在世界的另一端。但是历史的作用就是，让我们不断警醒，告诉我们真正的战乱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屈辱的历史也近在眼前，正如黑格尔那句话，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这是警言，告诉我们应该避免重蹈覆辙。

庚子事变给中国指出的道路 —— 立宪新政夭折了，中国新的时代主题变成了革命救亡，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最近我有点肤浅，好像特别钟意标题党。这本《太后西奔》又是书名吸引到我，副标题《帝国晚期的仓皇与激荡》我也是很喜欢。书的标题 “太后西奔” 中的 “奔” 字特别生动，同时也比较中性。本书所描述的慈禧太后西逃西安这一历史事件的前后，泱泱大国的最高统治者沦落到如此地步，如何不令人感概。尽管这段历史事件前后不过一两年，但相关记载如此丰富多彩；另一方面牵扯关系万千，往前推至少要到戊戌政变，再往上推还要到同治帝的早亡，往下推则一直可以到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和清王朝的终结。1900 这一年是关系万千重，庚子年事变在中学教科书上写的比较简单，仅呈现了列强、清政府等主体之间的战争冲突及其后果。但其中有非常多的原因，从各个角度 —— 清政府的统治者、诸位大臣、义和团、各国公使等等，如剥洋葱一般层层深入，才能看到历史的内核。在传统的教科书上，对庚子国变的叙事是比较粗线条、大略地去讲十九世纪末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叙述的主轴就是中国底层群众的排外与反抗，典型就是原起于山东的义和拳运动，而作者谭木声老师认为庚子国变与两年前的戊戌变法是有直接关联的，故本书一开始就从来自紫禁城里最上层的太后与皇帝之间的斗争写起，第一件事就是 19 世纪末的最后两年中太后想要废掉光绪皇帝。谭老师对慈禧太后的观察分析，相当独到。对于清末这段历史的研究，也有相当的造诣。以下分享一段之前谭老师在访谈中的原话: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对历史有了一种更深的感悟。之前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人，都有一种偏执的念想，即历史是可以解释的。经过一代又一代历史学家的研究，我们可以把历史为什么发生给解释明白，并且总结出一二三四条原因的，但随着更多材料的发现，你会感觉到，也许可能会有一个你之前不知道的原因，对于这一事件的发生影响作用更重要。尝试一下，你把历史人物还原成现实中鲜活的人，去判断一个人在这样的场景下有没有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即便这一举动有时候看起来是非理性的、不正常的。 我在这本书里时不时就会想慈禧太后是谁？她其实也是一个 60 岁左右的老太太，在很多重大历史关头，你不要将她视为一个永远保持理性的人，所做出的一切抉择都经过了客观的权衡，这样想的话你对历史是不可理解的。这本书的一开始就是上层最高统治者之间的争执。慈禧太后的亲生儿子同治帝早早去世，没有留下子嗣。她过继了自己妹妹的孩子来当继承人，就是光绪皇帝。人们对过继来的孩子总是会存在猜疑，担心孩子是否真心对自己…… 慈禧太后也不例外。从现在的材料上看，1898 年梁启超等人策划 “围园杀后” 显然是坑了光绪皇帝一把。 尽管光绪皇帝是否真的参与了这一活动，或者他是否知道有这么一个活动，目前学界研究还是说法不一。但慈禧太后一定会觉得光绪皇帝是有这个心思的，所以就埋下了心结。刚刚之所以讲 “关系万千重”，就是说这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此外还存着种种矛盾，包括满汉矛盾、愈发激烈的中外矛盾，一些人基于自己的私心欲望有意推动某些事情的发生等，鬼使神差之下一步一步逼迫太后在那天早上头还没有梳好就要奔出宫去。我觉得这其中但凡有任何一个稍微重要点的环节有改变，历史都将走向另一个方向。』

赫德说得明白，“此系国家大事，岂似平人寻仇。” 可惜此时的太后已然如一寻仇的街妇，失去了政治家的胸怀与判断

辛丑条约全称是 “中国与十一国关于赔偿 1900 年动乱的最后协定”，其中第六款　　按照西历本年五月二十九日，即中历四月十二日上渝，大清国大皇帝允定，付诸国偿款海关银四百五十兆两。此款系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条款内第二款所载之各国、各会、各人及中国人民之赔偿总数。　　甲、此四百五十兆系照海关银两市价易为金款，此市价按诸国各金钱之价易金如左：（汇率）海关银一两，即德国三马克零五五；即奥国三克勒尼五九五；即美国圆零七四二；即法国三佛郎克七五；即英国三先令；即日本一圆四零七；即荷兰国一弗乐林七九六；即俄国一鲁布四一二，俄国鲁布按金平算，即十七多里亚四二四。　　此四百五十兆按年息四厘（4%），正本由中国分三十九年，按后附之表各章清还。本息用金付给，或按应还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还本于一千九百零二年正月初一日起，一千九百四十年终止。还本各款，应按每届一年付还，初次定于一千九百零三年正月初一日付还。利息由一千九百零一年七月初一日起算，惟中国国家亦可将所欠首六个月至一千九百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息，展在自一千九百零二年正月初一日起，于三年内付还，但所展息款之利，亦应按年四厘付清。又利息每届六个月付给，初次定于一千九百零二年七月初一日付给。

对于清朝的历史，自小就不喜欢，因为其太窝囊，因为其太丧权辱国，因为其丢失的土地太多太多，因为其愚昧落后…… 而霸秦、强汉、盛唐的历史，却是那样地辉煌璀璨，让人读来荡气回肠！随着年岁渐长，才知道这所有的一切跟我们普通老百姓是根本没有关系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封建王朝，全天下所有的土地都是皇帝老子的，那是他们皇家的土地，是其私人财产，如何处置都是家事，与我等蕞尔小民有何干系！臣子相对皇权来说，仅仅只是打工的而已，而且是一个生命得不到保障的打工人而已。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失去权力，失去的将不仅仅是政治生命，更是连自然生命也可能为之不保。所以，紧紧的拽住权力才是最好的办法。站在慈禧个人的角度，我不论多么狼狈，如何不堪，但只要能够保住权力，其余的均可不论。正是拜慈禧所赐，才有了庚子事变，才有了辛丑条约，才有了 11 年后的大清灭亡，才有了民主共和，才有了民族国家，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平等和自由…… 换个角度，我们也许真要对慈禧说一声 “谢谢”！

其实鸦片战争的冲击只是揭开天朝崩溃的序幕，天朝最终的崩溃是在庚子事变，这是庚子事变对中国历史最大的意义。天下观念与华夷之别是支撑中华帝国的两个重要思想资源。所谓天下观念，简而言之即是中华帝国处于天下之中，高高在上，其他的国家与中华帝国的关系由近及远，为藩属，为羁縻，为化外，众星拱月。华夷之别则认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最优，在中华文化之外的都是蛮夷，不值一提。1840 年的鸦片战争事实上是天朝崩溃的开始。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利到甲午战争之间是天朝的解体期，若干次的丧权辱国使得天朝作为政治实体已经不可能继续天下之中、万国来朝的迷梦，但是文化的自信作为小团体利益的内在支撑仍在士大夫群体中顽强挣扎。甲午的惨败使得天朝的崩溃已经无法掩盖，无法通过调整天朝观念的解释续命，无法通过洋务运动这样的局部应激反应来挽回。正是从这次失败起，救亡图存成为中国的主旋律。今天看来，救亡图存毫无疑问只有一条路，就是融入世界大势，成为近代国家。但是，当时摆在清人面前是两条路，一条是保守的道路，一条是洋务运动的道路。在历史的关头，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选择了保守主义的极端发展 —— 义和团这一条路。这一条路失败了，保守势力随之殉葬，才毫无选择地走上了另一条路，开启了清末新政。在慈禧个人的层面，逃离北京三天的亲身经历就足以让她打销一切侥幸。她认识到，祖宗留下来的治内驭外之法，在采用新的政治制度，拥有先进的工业军事技术的国家面前，显得无用而落后，只有老老实实地走上实行新政的道路上来。庚子之后的社会风气的变革也为新政做好了思想准备，由 “攘夷排外” 逐渐变为 “崇洋”。清末新政也是一场变法，它与戊戌变法有一些不同，戊戌时期斗争的焦点是要不要变法，是方向之争。新政时期则是聚焦于如何变法，权力集团之间如何平衡，是路径和权力之争。但是新政没有挽救大清的命运，新政推行三年后，发生了日俄战争，东亚小国日本竟然打败了沙俄，给中国人巨大的刺激和鼓舞，他们把日本的强大和立宪联系在一起，清廷必须要立宪才能实现真正的改革。庚子事变给中国指出的道路 —— 立宪新政夭折了，中国新的时代主题变成了革命救亡。

每日一书：《太后西奔》。在历史的关头，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选择了保守主义的极端发展 —— 义和团这一条路。这一条路失败了，保守势力随之殉葬，才毫无选择地走上了另一条路，开启了清末新政。徐桐宗崇理学，极为厌恶轻言变动祖宗之法的人，光绪十四年 (1888)，广东举人康有为进京会试，批卷的正是徐桐。他极为反感康有为的学问取向，批下 “如此狂生，不可中” 之语。这一年康有为就没有被录取。经元善是上海大富商经芳洲之子。在上海开埠之初，经芳洲即从老家浙江上虞到这个新码头经商，乘着时代的春风，依靠自身的机缘与努力而成沪上巨富。秉承儒家 “达则兼济天下” 的理念，经芳洲在上海县城创办清节堂、育婴堂等慈善机构，在江南有 “经善人” 之誉。太平军二次攻打上海时，忠王李秀成也仰慕经芳洲之名，严令不许侵扰清节堂。行军经过上虞驿亭经家村时，听说这里是经善人的乡里，亦相戒不得惊扰。三鼓了，荣禄还没睡下。连日以来，朝局的争斗越来越血肉相搏，他虽发言不多，但因为地位至关重要，而渐成众矢之的。在写给叔父四川总督奎俊的信中，他说 “此事始于端王，继而诸王、贝勒各怀心意，从中有犯浑不懂事理，皆以上意为顺，故在殿廷大声疾呼…… 众口一词，坚意主战，皆以侄为怯……” 眼看就要到摊牌的时候了。老佛爷虽然还在观察，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但是天平明显是逐渐向端王他们倾斜了。东南互保起于局势的迅速恶化，仓促成立，也因京城陷落，权力中枢回到屈服议和的路径上而不再有存在的必要，为时甚短，却为安定东南免于兵灾，贡献甚大。1902 年，刘坤一死后，南京建刘忠诚祠堂以纪念。后有江南副主考满人续昌来拜谒刘祠，题一联：“因保半壁地，用妥九庙灵，君子欤，君子也；可托六尺孤，并寄百里命，如其仁，如其仁。” 下署 “头品顶戴、外务部郎中、江南副主考某敬献”。可见满人也以保全光绪为德，以东南之互保为功，心悦诚服。可是太后于东南互保之事却不无心结。民国十三年，冯玉祥把溥仪赶出紫禁城之后，开始把清室各王府的土地皆以 “交价升课” 的办法没收，“变旗地为民地”，溥儁也就失去了从淳王府分到的地租。1927 年，父亲载漪在宁夏去世，只会花钱、不会经营的溥儁愈加拮据。他只得让妻子求助于内兄，时任蒙藏院总裁的罗王之子塔王塔旺布里贾拉。塔王对自己的妹妹是没得说，当即将溥儁夫妇接进塔王府居住。但是，塔王故世后，他的侧福晋将溥儁夫妇赶到王府马号附近的几间小屋栖身。天潢贵胄，受此屈辱，却又无力改变，忧愤成疾。1942 年，溥儁病死在塔王府侧的栖身小屋。丧事潦草，停灵于厂桥附近的嘉兴寺，后即葬于该寺后院。后嘉兴寺拆迁，大阿哥墓葬不知所终。

时代节点就像开盲盒。面对全球化，有人认为 “现在生活不好，就是因为放弃了传统”（儒家）；又有人认为 “现在生活不好，就是因为整天抱着传统”（法家）；还有人认为 “现在生活挺好”（道家）这种情况时至今日再次出现。拥抱全球化者多为理性开放之士；反对全球化者皆是极端民族主义之徒。然双方均认为自己在独立思，考而对方为混乱之根本，且不可调和。放任民族主义的结果就是大刘《不能共存的节日》中外星人给人类定的最后一个节日 “流产节”。诚愿各国拥护全球化的个体，以开放、好奇、理性、幽默的方式继续有效合作，同时不去理会茧房中日益枯萎的民族主义份子。

"本书为通俗历史读物。作者在创作中，援引了很多当时历史人物的日记和回忆录，以及当时西方媒体的新闻报道。" 这本书由青年历史研究学者谭木声撰写，主要围绕 1900 年庚子事变中慈禧太后的 "西狩" 即西逃事件展开…… 书中详细描写了晚清时期，中国面临的内忧外患，包括列强的侵略、社会动荡、政治腐败和民众的不满。慈禧太后作为晚清两朝（同治、光绪）的实际统治者，她的政治决策和个人行为对晚清历史走向有着深远的影响。书中还细致描绘了晚清时期的重要人物，包括王爷、大臣以及与洋人的关系，展现了这些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角色和影响。最后，书中讨论了庚子事变对清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走向的深远影响……“庚子事变给中国指出的道路 —— 立宪新政夭折了，中国新的时代主题变成了革命救亡，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慈禧太后回到北京的整一个月前，李鸿章去世了。那位接待过慈禧太后的县令吴永，还曾经做过李鸿章的幕僚，在民国时，他不仅讲述了太后西逃的种种细节，也回忆了李鸿章晚年说过的一段话：“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慈禧，是我最不喜欢的一个掌权者。至少从本书讲的事情来看，慈禧这个人极其自私，虽然她已经是国家的掌权者，但她做的决定却几乎都是为了她自己的利益。1900 年，这是戊戌政变的两年之后，慈禧准备废掉光绪，再找一个容易控制的人当皇帝。而她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因为戊戌变法触动了以她为首的保守派利益，尽管她发动了戊戌政变结束了变法，但她也因此产生了对光绪的怀疑。正所谓怀疑的种子一旦在心里生根，几乎就再也拔除不掉，所以她心心念念都想让光绪从帝位离开。本书正是从她筹划废立皇帝开始讲起的，当她为了达到目的一步步推进的过程中，朝廷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以端王为首的大臣力挺慈禧，以荣禄为首的另一派并不赞成。事情开始有点陷入僵局，但保皇派大臣知道，只要没有力量制约慈禧，她终将按照自己的心愿废除光绪。这个时候，保皇派就把目光投向了当时在北京的洋人。面对洋人，慈禧总归心存忌惮。于是，保皇派就利用洋人，制造了一种洋人可能也会反对废立的氛围，在种种误会下，当时就出现了三种态度，以慈禧为首的废立派害怕洋人干预废立，保皇派满心期待洋人的支持，洋人自己呢，其实是把自己置身事外的，因为他们发现，不管谁上位，都不影响自己的利益。偏偏在一连串误会之下，慈禧相信了洋人反对废立，但她又实在无法放弃废立的想法，这个时候义和团出现了。在各种力量的聚合下，她寄希望于义和团打败洋人，却又在和洋人的军事对峙中摇摆不定，使本就很难取胜的局面，很快就彻底崩溃。最后搞得自己仓皇出逃，在外面待了一年多，才战战兢兢又回到北京，真是让晚清的耻辱感更上一层楼，好想对她说：人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整个过程中，每次看她做决定，我都觉得在她心里，只有她自己，没有什么国家。当然，我承认，人都自私，但慈禧的自私让我感觉很纯粹，纯粹到她的心里真的只有她自己。

虽然过去了 100 多年，看到这些详尽的历史记录和描写，还是会扼腕叹息，痛心疾首，又气又好笑。统治集团荒诞至此，芸芸大众不堪至此。日本仅仅一艘黑船就完成了转换，但我们却是付出了数次战争的巨大代价啊

作者把晚清政府内部政治斗争与外夷入侵串联起来，讲述太后西奔前前后后的历史故事。过程中看到了太后的手腕、看到了光绪委曲求全、看到了晚清官僚集团的无能，看到了曾文正公竭力善后，还看到了点人性光辉，但是不多。挺希望多看到点关于康有为的评价，很遗憾没有。全书有大量的引用，文字描述也是大量借用前人素材，但是也不耽误让读者更近距离的审视 1900 年前后的这群人和这些事儿。如果可以有更多的总结、分析或是对比可能会让本书更深刻一些。

足够通俗，但是史料的选取和使用是大问题。庚子年的重要性其实远被低估，它并非只是传统历史课本中作为「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标志出现，而是让有识的中国人认识到，传统的中华文明衰落已成定局且不可挽回，设法融入现代文明才是引导一个民族和国家发展的要义，之后无论是立宪、改革还是革命均由此肇始，而其路途之遥远则又是另一个故事

西奔，不就是逃跑么？天朝上国的掌权者。在蛮夷入侵的第一时间居然选择了遁地，何其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