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的定向推理，只选择有利的信息，对大局面视而不见。把以前的经验说成以后的指导，更是外推谬误。

为什么历史上这么多大学问家最终被打脸？难道真的是他们错了吗？其实也不尽然，错在观察角度，错在历史长度，错在空间维度。摘抄：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在分散的小农经济条件下，不管私有产权多么发达，保护它的法律多么严明，政治选举制度多么民主，由分散的、自给自足的、“一穷二白” 的农民，或城市富有的商人，在 “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的农村山区去组织和建立企业的社会成本极其高昂。这不仅是因为交通不便，而且是因为社会信任的缺乏和社会协作的困难。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一直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即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组织起来的农民才是中国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根本。正是毛泽东的土地改革和农村合作化运动，大大降低了中国广大农村组建乡村企业的社会协作成本。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不仅没有错而且居功至伟。错在不允许市场的存在，因此不可能出现真正由市场规模和需求拉动的劳动分工和物质生产繁荣（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后来这个错误由邓小平及时纠正。他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而且应该搞市场经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后集体所有制下的乡镇企业开始在中国大地燎原，以铺天盖地之势终于引爆了中国近代史上历代仁人志士为之前仆后继奋斗不息的工业革命，证明邓小平的伟大。但是殊不知这茫茫原野上等待燃烧的 “离离原上草” 是毛泽东铺垫的，火却最终是邓小平亲手点燃的。

中国崛起无疑是人类历史上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最为壮观的全球性历史事件。而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关于经济发展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却无力解释中国的崛起。作者认为只有彻底重新阐释被制度经济学所误读的工业革命和西方崛起的历史，才能真正解释中国的增长奇迹，以及为什么中国义无反顾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

标题和道理没错，但因为本书是作者用英文在西方发表，再翻译回来的 “出口转内销”，至于说作者民科就是摔帽子了，作者恰恰是合格的西方经济学家，本书就是想用西方经济学角度说明中国工业奇迹的合理性。所以本书重点强调中国农村乡镇企业的原始工业化的带头羊作用，解释自由市场和工业化的有序发展需要政府引导，整本书啰嗦的解释为着说明中国制度和西方先进国家是有共性的，不敢（不愿）提中国工业化成功是制度优势，是文化优势。工业化最重要的是土地革命，大海航时代是西班牙，葡萄牙领先世界，为何他们没有工业化？因为财富集中在少数王室和贵族手中，如同现代的中东和那些资源国的王公贵族，轻松吃利息做王爷，为什么要搞工业化呢？只有到荷兰，英国等全面集资当海盗，出现了第三等级，再随着热兵器战争开启，钢铁和火炮战胜骑兵马刀，全民动员，封建贵族面临大革命。而两次大战，人口结构的重组，让欧洲也完成了土地革命，让国家基础措施的改造成为可能。世界上汉文化圈中日韩和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化都是因为战时战后的强权政府，能完成土地革命，让政府有资金建设工业化需要的基础设施 = 教育，道路，通讯和能源，特别是全产业链要求国家重点资金投入的重工业（化工，冶炼，能源）都需要强权政府，百姓的牺牲和稻做民族的投资教育，储蓄和勤劳，让工业化成为可能，也体现汉文化的文明优势。非洲和南美，菲律宾精英统治阶级，民脂民膏润去西方去享受，没有动力去做基础设施这样的长期亏本的投资，就是印尼的高铁也是有中国的榜样和各种协助，否则看日本在印度和越南的高铁项目处境，都彰显中国的制度优势。本书提到的乡镇企业在中国 78 年改革开放后的带头作用没有错，但前提是集体化道路，让乡镇企业能够利用现成的极低成本的土地和劳动力，见大邱庄和华西村的工业化过程。而 30 年牺牲农民（统购统销）建立的重工业基础和能源基础都是中国工业化的前提。 最近新加坡李显龙来中国参加苏州工业园 30 周年纪念活动，谁看到 30 年前后的对比照片都会感觉这是个中国奇迹。李显龙后又去小米工厂参观，雷军亲自介绍，我因为亲见 30 年前的新加坡和苏州，更有感触，当年新加坡是向我们输出工业技术和管理，多批次领导人去新加坡学习，现在在工业上面我们已经是新加坡的老师了。最近看欧洲一个研讨会，讨论欧盟能否 “脱钩断链”，嘉宾绝望的说 “很难，我们是企业制定发展方向，而他们是整个国家，现在已经不是贸易问题，而是在航天，新能源，无人机，AI 等技术方面的竞争。” 本书写于 10 年前，当时中国崩溃论不太提了，但对中国的制度优势还不理直气壮，现在对比印度就是典型的例子，印度的体制和市场化，人口都符合西方的要求，但明眼人都明白印度工业化的拦路虎是不能完成土地革命和全国一盘棋的统一市场和规划。就是俄罗斯最近也被投诉中俄合作 “上热下冷 “，上面谈的非常好，到下面效率低，皆因为苏俄的组织建设欠缺，任何人都知道跨地区（省市区县）跨行业的协调难度，再看现在中国现在电子政务的通达都懂得其先进性，小例子因有投诉外国人乘北京地铁不能刷国际信用卡，很快就解决打通了，这在其他国家不可想象，在国外同城公交或地铁线路因线路经营不同都很难 “一卡通 “，而中国现在是跨省市跨国家的互通。这难道不是制度优势吗？本书一直辩驳西方对中国腐败问题的指责，更是不用解释，看印度阿达尼的案件，莫迪已经被称为 “莫达尼”，再看现在美利坚上下明目张胆的金钱政治，灯塔的腐败已经制度化了。

如果说中国崛起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那么，如何解释中国的崛起，却是一个远没有定论的学术难题。仅就经济层面来说，中国崛起可以归功于我们成功引爆了工业革命，走上了工业强国之路，成为世界制造中心。这一成绩来之不易。

坚持看了一半，看不下去了，内容大都飘在上面，很主观的谈感觉。我父亲的七十年代饿的偷集体的萝卜吃，大锅饭都吃不饱肚子了，还夸呢

本书最大的洞见，在于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革命历程，与 18 世纪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相对照，提炼出其中的共同之处，也就是工业革命是一个从下到上，从原始积累到大规模爆发的过程。尤其是，在这个过程中，不仅需要一个 “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也同时需要一个有意识的建立这个市场相关基础设施的过程。一个庞大的、有组织的、无暴力的、讲信用的统一市场的存在，是规模化大批量生产方式和劳动分工的前提条件，因此也是工业革命的前提。所以，市场经济，不仅存在一个 “无形的手”，也同时需要一个 “有形的手” 对市场秩序进行维护，对基础设施进行建设。两只手缺一不可，互相激荡，才能发出响亮的掌声。按照作者的理论，工业革命是一个 “胚胎发育” 的过程，因此不仅依赖于自身的成长，也需要有外部环境的扶持和 “养育”。通过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之道，以及过往几次尝试的失败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有帮助的启发。首先是一个组织，无论大小，它的创新和变革，往往是自下而上比自上而下的效果要好得多。因此，对于组织的建设者和管理者，主要的任务就是确保组织制度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护这种自下而上的创新机制。其次，组织的发展，尤其是长远发展，质的飞跃，都是需要一个积跬步以致千里的过程。一蹴而就，大干快上，走捷径，弯道超车，这些都是妄念，只有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好眼前的每一步，才能确定性的拥有一个健康美好的未来。

猖獗的腐败，前所未有的污染和环境破坏，传统家庭价值观的解体和性解放的加速，日益攀升的离婚率和自杀率，广泛存在的商业欺诈，充斥市场的劣质产品，无处不在的资产泡沫，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和阶级歧视，频繁的工业事故，有组织的犯罪，以及失业和产能过剩，中国有着西方一直诟病的全部问题，但就是这样的中国，引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改革开放后只用了 35 年，走完了西方两百多年才走完的路，站在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门口，从积弱已久的农业穷国发展成超级工业大国，用事实证明存在一条不依赖意识形态的国家发展之路。当西方开出的 “休克疗法”“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 都不奏效时，“中国方案” 为非洲及拉美国家发展提供了新的案例。

从经济学的角度深刻阐述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进步，及各种制度的另一面，诠释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各个递进式，这是中国经济腾飞的魅力所在，通过原始积累，一步步的发家致富。

几十年匆匆忙忙的脚步，直到从文一先生的这本书中体会到两个字，那就是幸运。我们身处的国度和环境，正在改写人类的命运变革。文一先生使终以质疑和批判的思维拒绝盲从。这也是我在文中体会最深的一种声音。历史终究是历史，要看到那些失败的经验教训，规避重蹈覆辙。任何以偏概全、断章取义，甚至狭隘、误读、偏见等等错误认知，都有可能南辕北辙。

本书旨在证明一个命题：工业革命遵循相同的内在逻辑。主要讨论了中国的发展模式，与 18 世纪的英国、19 世纪的美国和 20 世纪的日本是相通的，遵循着类似的 “发展政治经济学” 规律。（一）工业化进程遵循严格的发展程序一个分散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原始农业国必须经历三个主要 “发育” 阶段：原始工业化阶段、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和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还可加上 “二战” 以后出现的后工业化的福利社会阶段）。1. 农村地区的原始工业化。根基于农村的原始工业化是引发工业革命所必需的程序。英国工业革命前的 “家庭包工制”：雇佣农民的闲暇时间和剩余劳力并为之提供原材料，来 “就地” 生产满足远距离市场需求的制造业产品（主要是纺织品）。中国 80 年代初大量乡镇企业（集体所有）的涌现，引爆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2. 第一次工业革命（轻工业化）。批量生产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品的能力。可细分为三个时期：（1）激活期。以初步劳动分工、农产品商业化和手工制造品远距离贸易为基础的，以原始积累为特征的原始工业化阶段。（2）起飞期。以世界市场为依托、进一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大量使用机器的劳动密集型的流水作业式的规模化大生产（就像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以几亿件 T 恤换取一架波音飞机的阶段）。其旗舰产业是规模纺织业。（3）完成期。以满足规模化大市场需求和交换为驱动力的包括能源、动力和基础设施在内的工业 “三位一体” 体系的建立。其旗舰产业是以能源（煤炭或石油）、运输（铁路或公路或航运）以及引擎动力（蒸汽机或内燃机）构成的三大 “工具” 产业。3. 第二次工业革命（重工业化）。用机器来批量生产机器。同样可细分为三个时期：（1）激活期。延续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期。以规模化生产方式来生产第一次工业革命所需的手段和媒介（即生产工具、原料和中间品）为特征。比如对机械产品、电力、矿石、水泥、钢铁、化学制剂、卡车、轮船和发动机等进行规模化生产。（2）起飞期。标志是引擎和重型机械（也包括精密仪器）的机械化生产。（3）完成期。标志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高技术服务业，比如金融业、智能化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的物流业发展。4. 一旦按正确顺序引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其自我繁殖和盈利的能力是任何金融危机都难以阻止。19 世纪的美国：经历了 15 次金融危机和一次四年的国内战争，这些都没有阻止美国强劲发展成为下一个世界生产中心和超级大国。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阻止不了中国的发展，2007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出口总量与其增长趋势相比永久性地减少了近 40%，但也没能阻止中国的发展。（二）工业化进程中的现象级问题和解释【如何逃离农业社会的 “马尔萨斯陷阱”？】马尔萨斯陷阱：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农业生产力提高带来过剩食品，但是食品的可储存性差、积累很多的食物作为一种财富所产生的效用非常小。而生产力受限于原始的手工作坊生产模式时，制造业产品非常昂贵和稀缺，需要投入大量劳动时间，因此用大量粮食来大面积交换手工制造业产品并不是一个积累财富的可行选择。因此，在农业社会里，人们用额外的食物去养更多的孩子，是合理的且是最优的个体选择。而工业化最终会改变人们的消费偏好，把人们（尤其是草根阶层）对于生孩子的激情转移到对于工业消费品的激情，从而促成从积累人口到积累物质财富的历史性转变。这个转变过程中的必须动作，就是组织闲余农村人口的就地工业化，才能冲破 “边际效用递减法则” 对人类的束缚，实现对马尔萨斯陷阱的终极逃离。【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为什么会失败？】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强调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其工业化发展过程是从现代农业直接跳入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中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即是采用这种战略。这种战略越过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过程，直接跳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初期。其失败的关键在于没有认识到现代工业和大规模生产实现的条件和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而强行发展的重工业并没有与之适应的市场来进行承接。造成的经济后果是大范围的价格扭曲、政府赤字和公共债务；社会后果是形成了财政入不敷出、收入极不平等的城乡二元经济：大部分人口聚集在农村或成为城市无业人员。【休克疗法为什么会失败？】休克疗法：实行一种彻底的、一劳永逸的、一刀切的经济转型方案：去除所有现存的政府管制，对所有或大多数现有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进行私有化，对所有或大多数部门立即引进市场机制，放开价格和资本管制，实行浮动汇率，降低政府赤字、补贴和公共债务。休克疗法是 “华盛顿共识” 理论的应用，其核心可以被概括为放松管制、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该战略把工业化发展的根本问题归结于政治制度，在实操中更是直接跳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末期进入金融资本主义。其忽视了市场创造需要巨大的成本，没有充分意识到不可再生性资本（比如土地和自然资源）是从事商业活动的一项固定成本，其私有化往往导致私人垄断和寡头，极大提高日常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而没有可再生性的有形资产，金融资本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金融资本的过度供给只会摧毁其本身所在市场，只会阻断一个国家的发展。【中等收入陷阱是怎么回事】典型的已进入中等收入但增长乏力的国家包括拉美和东欧国家。这些国家的典型表现是，有能力规模化生产日用消费品，具备重工业发展能力。但基础设施落后，重工业不成体系或无法嵌入全球产业链亏损严重，提前进入福利社会造成劳动和生产资料昂贵，轻工业也不具备全球竞争力。从而无法再利用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出口来获得所需外汇、劳动生产率和外国直接投资 (FDI)。导致这些国家需要长期依赖金融手段（外债或政府赤字）来维持其重工业运转和福利社会所需的巨大社会开支，因而频频爆发债务危机，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增长 “陷阱”。造成 “中等收入陷阱” 的原因，可以归结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缺失，或没有使其顺利完成。这些国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市场发育不全，以至于既无 “财” 力也无 “内需” 动力来有效支撑以工业 “三位一体”（即能源、动力机械、通信和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为什么说培育市场昂贵的】没有世界市场，就不可能有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物质富裕的基础是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规模化生产，从而使昂贵的工业品变得廉价，使分散低效的劳动变得有组织和高效。但是，规模化生产的前提条件是安全、可靠、有序的统一市场。这个市场的建立，需要政府和市场参与各方付出巨大的协调努力和社会投资，需要起码的政治稳定、社会秩序和社会信任。（三）中国当前在工业化革命中的位置和对未来的建议中国目前处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激活期和起飞期之间，位于刘易斯拐点（即粗放式低质量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已经成为夕阳产业）。对于未来：一是开展管理革命；二是呼唤现代教育；三是建立和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系；四是注重社区精神。

只有清晰理解了中国工业发展和西方工业革命的不同，才能更好的理解当今之世界形势。

深处时代洪流

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自由市场经济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合力促进人类文明极大向前发展，怎么称赞都不过分。当人们发明了发明的方法论，科学技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本书论述了工业革命发展所应该遵循的正确顺序，以及所需要怎样外部条件，具体到如何启动原始工业化。让我重新认知了人类文明从短缺的农耕文明迈进富足的科技文明进程中的波澜壮阔。中国从改革开放到如今已然走过 42 个年头，每一步的艰辛困苦，每一次重大决策时的困惑，回头看我们是如此幸运，过往的步伐成就了现在的我们。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国工业化进程也给世界上其它尚未启动工业化的国家提供了新的角度，贡献了中国智慧。

不管怎么看，1978 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都是奇迹，而且还在进行中。所有人特别是学者应该关注、研究之，从中找找秘密。无关对错，无关立场。多一个角度，多一种启发。文一教授从历史上导找原因，得出＂分工＋规模化生产＋有效大市场＂的理论，值得认真研读。

原始工业化、自由市场和遵循客观发展规律，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的三大要素。完成原始工业化，是引发工业革命的种子和胚胎。市场需求是启动工业革命的重要因素，但自由市场既不自由，也不免费，更不是天然就存在，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市场创造者。最后，工业革命必须循序渐进，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前一个阶段的积累。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正是因为我们踏踏实实遵循了市场创造的顺序，也因为中国政府在每一个阶段都积极有为，开拓市场。

我认同万老师的观点，这本书真的很民科。居然认为计划生育政策非常有利于中国初期的工业革命，我就想问，哪个国家完成工业革命需要计划生育政策的？隔壁印度发展是不是要准备出台计划生育才行？还有，对科斯定理完全就是误读，真该好好学习下香帅老师和薛兆丰老师的课程。还有，韩春雨在 16 年那次都没有经过同行评议，最后被证明无法复现的论文，居然也拿来做正面论据。这样的科学素养，让我对读文一教授的下一本书《科学革命的密码》兴趣缺缺。

以中国经验为案例，对工业革命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进行重新诠释。我的收获：这本书，核心就是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是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率先引爆了工业革命？第二，为什么其他国家效仿英国，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而过去四十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非常顺利？答案是原始工业化、自由市场和遵循客观发展规律。我的感悟：一是深入发掘。过去，我们根深地步认为把中国这 40 年飞速工业化归功于改革开放，这没错，但问题是，为什么在中国搞改革开放就能成功，而其他第三世界人口大国即使同样搞改革开放，就没有获得同样的成就？深入探索，发现是乡村工业化，这个不起眼的内在因素起了绝对重要性，而不是大家熟悉的外部因素决定论。二是遵从规律，循序渐进。中国式的成功不仅踏对了脉搏，更是踏对了节奏。经历了大跃进、大生产等一代人假大空式的浩劫，才求来了客观务实的理性。当我们从务虚转而求实、从主观拍脑袋转而尊重规律，中国经济就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不朽神话。再重复一遍，对任何我们羡慕的事情，从客观实际出发，循序渐进，根据发展的不同阶段灵活调整目标，才是思考的开始。

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怎么形容都不为过，因为他的成就绝无仅有，有人说，中国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工业国，结论对不对，时间会给出答案，现在的成就和可期的未来，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骄傲

世界上有无数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沉浸于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会首先发生在 200 多年前的英国，而不是欧洲其他国家，或 18 世纪的中国或印度时，却很少有人问一问，尽管有足够多的机会和后发优势效仿英国工业化，为什么中国和印度在其后 200 年的时间里仍然没能实现工业革命？但令经济学家大跌眼镜的是，从 1978 年开始，中国至少把英国在 1700—1900 年，美国在 1760—1920 年，以及日本在 1850—1960 年所经历的革命性经济变革浓缩到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这本书的核心观点在于：1）工业革命的实现必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不可能产生所谓的 “跨跃式发展”。即使中国实现了英国在、美国、日本所经历的变革浓缩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但过程也是循序渐进，并没有发生 “没学会走就去学跑步” 的情况。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是 “原始工业化”--“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2）大规模的自由市场不可能凭空形成。工业革命的形成与发展，需要一个重商主义的政府扮演 “中间人” 的角色。先看第一个观点。绝大部分成功的工业革命（1700—1900 年的英国、1760—1920 的美国、1850—1960 的日本），都是在 “原始工业化” 阶段，从解放农村生产关系开始脱离马尔萨斯陷阱，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并使之进入农村手工业领域，收入增加并带来更大的需求市场；紧接着通过制造规模的扩大，进入轻工业领域去满足更大的市场需求，进入 “第一次工业革命” 阶段；最后才是基于轻工业领域对于机械与中间产物的需求，进入 “第二次工业革命” 阶段。中间任何一个环节跳过，都会导致下一环节的失败。文章中对于这一逻辑的完整诠释，摘录如下：“工业革命具有按照市场大小和发展阶段逐步展开的 “胚胎发育” 式的产业结构上升逻辑。它肇始于农村地区的以简单劳动分工为基础、远距离贸易为目标的原生工业化（即原始工业化）阶段。这种原生工业化开启了逃离马尔萨斯陷阱的进程，并打破了粮食安全的诅咒。在原生工业化的末期，大大扩展了的国内市场、迅猛提高了的城乡购买力、迅速改善了的供应链和分销网络以及不断强化的原生工业企业间的激烈竞争使得进一步采取劳动密集型的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有利可图和势在必行。这触发了对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竞争和升级，并最终引爆以大规模生产各种劳动密集型轻工产品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与重工业相比，这些规模化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很低的资本（资金）、技术门槛和能源要求，因此更容易通过原生工业化阶段积累的国内储蓄获得融资，和那个阶段获得的技术知识与人力资源实现产业升级，以及那个阶段创造的市场和营销渠道实现巨额回报和进一步市场扩张。接着，一个部门的规模化、机械化也带来了生产过程中其他部门的规模化、机械化需求，并最终使得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各个部门，包括相应的供应链或投入产出链，采取规模化、机械化生产变得有利可图。持续的规模化和机械化进程需要原材料、中间产品和各种机器与生产工具的大量与及时供应，以及更大规模和速度的产品销售网络和交通基础设施。这就对能源、动力、通信、运输产业的规模化生产和供给提出了日益增长的需求和盈利机会。因此，一旦第一次工业革命启动了，对更好更快地大批量生产和大批量分销各种轻工业消费品的需求将日益提高，并最终掀起一场对包括能源、动力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城市商业网络的投资热潮，来维持不断膨胀的经济体系、长途运输和全球贸易。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对整个工业 “能源 — 动力 — 运输” 三位一体的巨大需求和由此拉动的空前繁荣对重工业产品和材料产生了巨大的规模化生产的需求，这就触发了以对机器、中间产品、各种其他生产工具、推动机器运转的能源、各种基础设施的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些直接和间接的 “生产 — 运输 — 销售 — 再生产” 工具和构成它们的原材料与中间产品是维持整个工业体系的增长所必需的，如化学制品、水泥、钢铁、通信设备、火车、汽车、轮船、飞机以及大规模的信贷体系。只要其收益大于成本，任何能便利这些产品供给的发明都必然被采用 —— 包括新的能源、动力、交通、通信和材料。这一过程也推动了金融服务和信贷管理方面的创新，以便利大规模贸易的实现。对一个稳定和管理良好的国家银行系统（无论是国有还是私有）的需求此时也应运而生。这就是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和英国、美国还有欧洲其他老牌工业国整个 19 世纪的境况。” 这样一来，就能够较好的解释了在中国改革开放期间发生的一些事，以及我们经常做的横向对比：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及日后的工业化为何成功，而中国清朝的洋务运动为何失败。为何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是联产承包责任制？核心是农村生产力的解放与脱离马尔萨斯陷阱。邓小平策略的高明之处在于：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创新，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保证了粮食供给，避免了大跃进时期推进农村原始工业化的同时出现粮食危机的问题重演。为何中国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没有大企业？是因为没有大市场。“工业革命的出发点是通过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使供给与需求分离，是一个由供应能力有限、自给自足的手工作坊转变为有庞大供应能力的大规模量化生产组织的现象。道理很简单：小企业的固定投资和组织成本低，但是边际产出成本上升很快；而大企业固定投资和组织成本高，但是边际产出成本上升很慢（而且平均成本随市场的扩大而降低）。因此，小企业虽然进入门槛低但是缺乏规模效应，而大企业进入门槛高但是具备规模效应。所以，小市场只能支撑小企业，大市场才能支撑大企业。” 为何明治维新以及后面的日本工业化会成功？因为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采取了正确的重商主义的、循序渐进的改革开放发展战略：从开拓农村的原始工业化市场，到抢占以出口赚外汇为目的的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品国际市场，再到推动全国性的能源、动力、铁路和内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再到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重工业起飞。” 为何清政府的工业化尝试都没有成功？因为 “清朝朝廷不关心组织农民的事，只看重在大城市建立现代工厂，直接跳过了 “原始工业化” 而直接进入 “第一次工业革命”。而在 1978—1988 年，通过创造大量乡镇企业和统一的国内市场而同时引爆的供给和需求增长都归功于一个因素 —— 被中国各级政府官员组织起来的农民以及代表 “原始工业化” 的乡镇企业。” 再看第二个观点，关于重商主义的政府扮演 “中间人” 角色。很多西方经济学家（特别是芝加哥经济学派）认为，自由市场主义是解决经济发展的良方，但殊不知他们的理论建立在及其完美且几乎不存在的假设上面。很多政治家也在鼓吹自由、民主是经济良性发展的前提条件。而作者认为，这些东西恰恰是西方领先国家成功实现工业革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作者写道：“法律规则，现代意义上的产权保护、政府问责、社会秩序和其他公共品的提供，政治权力再分配和社会阶层间的上下流动，平等和现代人权观念，以及社会权利在性别和种族间的公平分配，还有对待同性恋的态度…… 这些都是工业革命的成果，而不是原因。真正的社会平等，是在参与非人格化的、由分工和规模化生产支撑的大众消费文化中实现的，而不是在 “人人生而平等” 的响亮口号中”。而这恰恰是对中国古话 “仓廪实而知礼节” 的另一种诠释。而一个秉承实用主义，重商主义的政府，恰恰是为工业革命飞轮的转动，提供 “第一驱动力” 的那只手。如果去观察清朝、民国的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印度，就会发现 “贫穷、落后或工业化失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社会协作失灵的产物。自由市场从来不是免费提供的，更不是天然就存在的。市场的规模越大，市场创造（和参与）的固定成本就越高。” 如同热力学第二定理，没有外力的施加，就无法做到大规模的熵减（大规模的市场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熵减）。作者认为：“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政府在中国经济起飞中发挥的作用，我们必须把经济发展放在一个 “如果没有国家的积极参与，经济便不可能发展” 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下来考察。真正的 “发展政治经济学” 问题，是政府应该如何参与，而不是政府是否应该参与的问题。”“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市场缺失问题，反映更多的是政府（国家能力）缺失问题：把大量以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家庭手工作坊，转化为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专业化大企业，需要克服巨大的社会协调成本。这个成本，在没有一个强大的商人阶层来克服的情况下（如 16～19 世纪的欧洲和英国那样），只能够通过国家意志和政府的帮助来解决。靠引进少数资本密集型企业或大的国际公司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工业化。” 当中国缺乏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大商人阶层的时候，大量基层政府官员为工业化提供了 “中间人” 或者说 “公共商人” 的服务。但不可避免的，同时也催生了 “激励相容” 问题，以及后续被诟病的腐败问题。在中国一个潜在负面，却实际可以视为正面的例子就是 1978 年之前的政府引导下的公社制度。“在邓小平改革之前，毛泽东执政时期已经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建立起显著水平的社区精神、合作化意愿、社会信任、集体自治和组织能力以及农村基础设施（供水、发电、修路等），以至于中国的乡镇企业能够在改革开放后（即实行商品交换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爆发。因此在改革开放的 1978 年，中国农民已经非常熟悉如何自我组织与从事社区合作，如何成立企业和建立工厂，从而很容易在市场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迅速摆脱小农经济时代以家庭为基础的手工制造业生产活动，迅速利用市场条件转变成组织起来的、初具规模的、跨越家庭的、集体投资与分配的乡镇企业。而这个 “组织化”（“细胞分裂”）过程在英国花了 200 多年” 再次回到前文的问题：日本明治时期与中国清朝在工业化尝试上的对比？为什么两个亚洲相邻国家在同一种文化和封建政治体制下同时展开的近代工业化运动，日本成功了而中国却失败了？其实这暴露了政府发展战略在经济结构转型中的作用。“清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在开启工业化过程中的最大的不同，首先是前者只把工业化当成清政府自己的事情，企业只能官办，不能民办；而在日本却被当成全民族的事情（企业既官办又民办）。因此 “富国先富民” 自然而然成了日本政府在明治维新年间推行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手段。但是洋务运动的中国却不是这样做的。中国从明朝朱元璋时期开始就有惧怕藏富于民的心态，因为担心民间富了会危及统治者的地位。这和中国缺乏欧洲国家那样的外部竞争压力有关，也与中国重农主义传统以及疆土太大有关，以为靠商业立国不好管理和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