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朝明，日本华人经济学家。前几年开始来华兜售自己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今天来看，可能已经卖出去了，考虑到日本央行亲自下场买了不少日经股票，我们好像在学。一句话概括本书内容：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货币政策上，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结构性改革上，应该将所有精力都放在财政刺激上以保持经济运转。尽早走出资产负债表衰退困境。不过，戒除毒品的药物本质上只不过是另一种毒品。事急从权罢了。

每日一书：《被追赶的经济体》。三阶段经济发展模型：早期城镇工业化、黄金时代和被追赶时代。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果和适用性有着显著差异。作者根据经济活动中借贷双方是否充足以及经济体工业化情况，将经济发展划分为四种情形和三个阶段，经济体在不同阶段所处的经济情形不同，因此宏观政策选择也是不同的。传统经济学理论能够解释四种情形中的前两种，即市场主体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但是对后两种情形，即宏观经济学的另一半，市场主体以债务最小化为目标，传统经济学理论不足以解释，只有运用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方能释义。所谓经济所处的四种情形，是根据贷款人（储蓄者）和借款人（投资者）的多寡来划分的。情形一是贷款人和借款人都很充足；情形二是借款人比贷款人多，即使在高利率条件下也是如此；情形三是贷款人比借款人多，即使在低利率条件下也是如此；情形四是借款人和贷款人同时缺乏。传统经济学默认借款人已经存在，即情形一和情形二，并且借款人资产负债表良好，愿意积极寻找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是，如果借款人短缺，即情形三和情形四，则传统经济学无法解释。借款人短缺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资产负债表衰退，市场主体因净资产为负而停止借款，在资产负债表修复之前不会恢复借款。二是国内缺乏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应对危机首先要稳定总需求。私人部门因资产负债表衰退等总需求减少，充足的财政刺激是稳定总需求的关键。美国在新冠肺炎疫情后实施了充足的财政刺激，及时稳定了总需求。而日本在 20 世纪 90 年代资产泡沫破裂后未实施充足的财政刺激，导致日本经济长期停滞。导致了当今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开始出现对自由贸易的抵制，政治领域出现逆全球化的思潮，自由贸易受到保护主义的威胁。因此，经济体应对资本项目的跨境流动实施一定的管控，让贸易失衡重新找回调节机制，这将会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逆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思潮。1990 年，日本资产泡沫破裂，并且自 1997 年以来，利率基本上降至零或负。在 2008 年雷曼兄弟破产前的五年里，私人部门的年均储蓄占 GDP 的比重为 7.38%，在随后的 13 年里，这一数值升至 8.08%。德国没有经历过房地产泡沫，原因是作为以科技股为主的德国本地版纳斯达克指数，德国法兰克福 “新市场” 的互联网泡沫在 2000 年破裂，导致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在雷曼兄弟倒闭之前，德国私人部门的年均储蓄占 GDP 的比重为 8.03%，而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后，私人部门的年均储蓄占 GDP 的比重则为 6.41%。这三个例子可以证明，只有在私人部门对资金有强劲需求时（对应情形 1 和情形 2），“通货膨胀无处不在且始终是一种货币现象” 的论点才可能有效，但在私人部门拒绝借贷时，这一论点不成立，即便此时利率为零甚至为负（情形 3 和情形 4）也是如此。我们可以说，已实现的通货膨胀通常是一种货币现象，但中央银行并不总能通过扩大货币供应量来制造通货膨胀。中国也像其他国家一样遵循城市化、工业化和全球化的规律。实际上中国已在 2012 年前后跨越了刘易斯拐点，正经历工资快速增长。这意味着中国处在后刘易斯拐点的黄金时代。中国的工资上涨，使中外企业将工厂转移到越南和孟加拉国等低工资国家。事实上，促使中国在作为成本最低的生产国时受益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制，当前正面临挑战。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故事中容易的部分已经结束。中国如果希望在工资上涨的情况下保持经济增长，就需要改善国内的商业环境，以使企业即使发现国外的资本回报率更高，仍选择在国内继续投资，至少对某些行业而言如此。在被追赶阶段，企业借款人对资金的需求萎缩，而住户继续为应对不确定的未来储蓄。如前所述，由此产生的储蓄盈余将利率压到非常低的水平。但如今许多基金经理都面临提供足够投资回报的压力，这与刘易斯拐点前那些富裕的贷款人不同，他们可以选择持有现金并停止出借资金。在黄金时代，私人部门的投资机会充足，利率处于较高水平，经济学家关注货币政策遏制通胀的能力，同时贬低挥霍无度的财政政策。对于西方国家而言，这个时代结束于 20 世纪 80 年代；对于日本而言，这个时代结束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一旦一个经济体进入被追赶的阶段，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就会发生逆转。此时，虽然利率处于低位，但私人部门仍会成为净储蓄者。尤其是一旦政府成为最后借款人，政府是唯一有能力且有意愿借贷并将借款注入实体经济的实体，此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取决于政府借款的规模。因此，政策制定者必须将重点从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建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以寻求可以通过自身实现融资的基础设施项目。这样，政府才能扮演好最后借款人的角色。经济学家之于经济就像医生之于人体，因此经济学家肩负着重大的责任。但与医学不同的是，经济学是一门非常年轻的科学，并且需要持续与一些概念和社会热潮做斗争。这些概念和热潮不仅是过时和毫无用处的，而且往往不利于人们理解经济和管理。思想是我们思考的 “框架”，也是囚禁我们的 “牢笼”，经济学自然也不例外。“日本 90 年代金融危机” 和 “08 金融危机” 后政府用 “主流经济学” 倡导的理论却导致了巨大的失败，基于这种现象的反思，本书作者辜朝明提出了很多和 “主流宏观经济学” 截然不同的颠覆性观点，逻辑清晰，论证严谨，极具启发性，所以非常值得阅读。同时，推荐另外两本宏观经济学经典之作：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皮凯蒂的《21 世纪资本论》。或许，每一部经典之作都产生于对 “重大问题的反思”，所以就有一种说法：“大萧条成就了凯恩斯，大衰退成就了辜朝明”。本书把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城镇化阶段”“黄金时代” 和 “被追赶时代”。前两个时代经济处于扩张周期，普遍通胀，政府多使用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或防止过热，而较少使用财政政策，这也符合 “主流经济学” 观念。进入 “被追赶时代” 之后，经济陷入 “长期通缩”（低利率且缺少投资机会），各国政府依然沿用 “主流经济学” 却导致了巨大失败（如 “日本失去的三十年”“08 金融危机后西方复苏缓慢”），说明 “主流经济学” 不再适用，时代呼唤全新的理论体系。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在存在持续负债的情况下，私人部门倾向于实现债务最小化”（而非利润的最大化）。所以，通缩环境下市场的主要矛盾是 “缺乏借款人”，为了避免 “通缩螺旋危机”，政府应该充当 “最后的借款人”，应当使用财政投资刺激经济（而非缩减财政，或优先修复资产负债表清偿债务），直到储蓄和贷款恢复平衡。“通缩” 的经济环境下政府投放大量货币（例如量化宽松）已经不具备太大意义，因为市场投资机会的缺乏导致 “借款人缺乏”，超发的货币不能用于经营只能进入金融资产，这就进一步拉大了贫富不均，并增加今后退出量化宽松可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所以，政府此时应该尽量减少使用货币政策而使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为了保证财政投资的 “有效性”，作者建议成立独立的委员会确保 “投资回报的合理性”。同时，一旦经济复苏后，需要有 “退出机制” 避免 “国进民退” 对私营部门的 “挤出效应”。作者建议 “被追赶经济体” 通过优化教育（培养具备独立思考创新能力的人才），改善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等方式提升 “劳动生产率”“资本回报率”，从而不断提升本国的综合竞争优势。对于当今世界 “逆全球化” 的趋势，作者给出了经济学解释：在 “人才”“资本”“贸易” 三要素中，“全球化” 促进了后两者的自由流动，但是人却不能也不愿进行跨国自由流动（除非全世界人民想统一成为一个国家，这显然不现实）。这种情况就造成了 “全球贸易失衡”，“贸易逆差” 国家的工作机会不断流向 “贸易顺差” 国家，国际资本的不断流入又拉大了贫富差距，这一切都构成了 “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 的群众基础，而 “逆全球化” 会让所有人变得更穷。对于这个问题，作者开出的药方就是控制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从而通过三要素中调整两个（人才和资本流动自由程度匹配）获得 “新平衡”，以保证造福全世界的 “全球化贸易” 可以顺利进行。对新兴国家来讲，如果必须在 “接受更高汇率水平和开放国内市场” 之间做出选择，选择后者更符合国家利益。作者最后还阐述了他对经济学的 “再思考”：他认为经济学不像 “数学” 一般通过既有模型就可以推算出结果，其原因是宏观经济下人的行为难以推算，太多未知因素导致按既有模型推算极具误导性。他认为经济学更像 “医学”，应该通过细心观察和小心演绎不断充实理论基础。

借款人短缺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资产负债表衰退，市场主体因净资产为负而停止借款，在资产负债表修复之前不会恢复借款。二是国内缺乏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投资机会的可得性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技术创新和科学突破的速度、商人判断投资机会的能力和其借款意愿、劳动力和其他投入的成本、合理定价融资的可得性、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经济及世界贸易的状况。根据经济体工业化程度的不同，经济发展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刘易斯拐点前的城镇化阶段、跨越刘易斯拐点的黄金时代和被追赶的阶段。贷款可分为经营性贷款和融资性贷款，两者有着重要区别。经营性贷款是以实际消费和投资为目的的融资，资金用于建造工厂或者购买消费品，对 GDP 增长有贡献。该指标提供了企业扩张情况，是能够提供未来经济活动走势的领先指标。融资性贷款是为购买现有资产而进行的融资，例如购买现存房产或股票等，只涉及资产所有权的转移，对于经济增长并无直接促进作用，对 GDP 增长无贡献，但是可以用来衡量未来资产价格。宏观经济中经常出现合成谬误。第一个例子就是 “节俭悖论”，如果所有人都想储蓄，无人愿意借钱，经济缺乏增长动力，那必然会衰退至较低的稳态水平。凯恩斯正是认识到了这个宏观经济学中存在的合成谬误问题，因此提出了总需求的概念，以区别于对个体需求的简单加总。第二个例子是资产负债表衰退，当私人部门为恢复财务健康而同时去杠杆时，会造成借款人的消失，从而引发通缩螺旋。第三个例子是个人节省引发整体储蓄下降。人们试图通过购买更便宜的进口商品来省钱，从而获得更多储蓄和消费，但这会导致在本国生产此类进口商品竞品的企业和就业人员收入下降。部分人员收入和储蓄的下降，最终会导致本国整体储蓄的下降。其次，金融体系同样存在危险的合成谬误陷阱。当资产价格泡沫破裂时，所有人都想通过出售资产来止损，从而导致市场中没有买家，资产价格彻底崩溃。处理系统性银行危机时同样面临合成谬误问题。当整个银行业都面对相同的资产价格暴跌问题时，核销不良贷款会进一步加剧危机的恶性循环，从而导致银行体系崩溃。当企业看不到投资机会时，它们也倾向于尽量减少债务，因为通过削减债务可以大幅降低破产的概率。债务只是储蓄的反面，必须有人储蓄，债务才会增长。如果没有人储蓄，债务就不可能增长，因为无钱可借。但如果有人储蓄，就必须有人进行借贷并利用这些储蓄，以保持经济不陷入衰退。许多经济学家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一点，他们认为，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都应该多储蓄，少贷款，为人口老龄化做准备。如果这两个部门都听从他们的建议，那么储蓄的资金就没有借款人了，而经济将立即陷入 1000 美元 —900 美元 —810 美元 —730 美元的通缩螺旋。在过去 30 年中，至少有三次全球性的泡沫。最初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亚洲泡沫，其主要是由寻找有吸引力回报的西方资金推动的。1997 年夏天泰铢的崩溃导致了亚洲泡沫的破裂，随后全球互联网热潮迅速到来。这个泡沫在世纪之交破裂，它很快被大西洋两岸的大规模住房泡沫取代。当这些泡沫破裂时，紧随其后的是新兴市场债务、商品、石油、加密货币，以及股票和商业房地产等一系列小型泡沫。所有这些都是由私人部门的超额储蓄和发达经济体的中央银行提供的超额流动性推动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国内工资上升导致一个经济体失去其作为低成本生产者的地位时，经济增长就会放缓。当达到这一点时，国内公司和外国公司开始将工厂转移到工资成本更低的新兴经济体。这导致投资和增长下降，除非进行改革提高资本回报率，以促使国内公司和外国公司继续扩大在该国的投资。在财政政策的帮助下，如果没有实际的军事冲突，中国经济可能会在未来几年继续增长。然而，在人口老龄化和国内工资已经达到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水平时，与西方 “脱钩” 可能导致增长率大幅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中国想在 2035 年达到上述生活水平，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也没有政策错误的空间。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必须了解迄今为止哪些企业在扩张，以及未来哪些企业将会扩张。被追赶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必须克服至少三个挑战：第一，必须认识到国内投资机会的短缺，有意识地通过供给侧改革来提高国内资本回报率；第二，必须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以便公司能够采取规避措施，抵御追赶者；第三，必须认识到，教育在后工业化被追赶的时代，远比在制造业主导的黄金时代更重要。即使在资产负债表衰退时期，也可能出现微小泡沫，因为传统借款人的消失迫使基金经理寻找所有可以升值的现存资产。但是央行并不欢迎这些泡沫：毕竟，2008 年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了西方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说过：“只有对问题进行准确命名，才有可能解决问题。”2008 年后的经济危机应该被称为资产负债表大衰退（GBSR），而不是全球金融危机。但正是因为它被称为全球金融危机，大多数人从来没有注意到经济衰退最重要的驱动因素。资本流动扭曲了贸易流动一方面，金融市场开放后，跨境资本流动实现自由化，市场力量会推动所有市场的预期回报率趋同。一般而言，国内需求强劲的国家往往比需求疲软国家的利率更高，资金将从后者流向前者，使前者货币升值，后者货币贬值。资金流动降低了资金流入国的利率，使本已强劲的投资更加强劲；同时推高了资金流出国利率，进一步抑制后者本已疲软的投资。另一方面，本国需求强劲的国家往往为贸易逆差国家，而本国需求疲软的国家往往为贸易顺差国家。资本流动使贸易逆差国家的货币升值，而使贸易顺差国家的货币贬值，进一步加剧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失衡。综合来说，资本流动既不利于本国利益，也不利于实现国家之间的贸易平衡。在 20 世纪 80 年代资本流动自由化之前，贸易是自由的，但资本流动受到管制，外汇交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贸易驱动的。此时，贸易顺差国家的货币开始升值，贸易逆差国家的货币开始贬值。汇率变动使顺差国家增加进口，逆差国家增加出口。外汇市场是国际贸易的天然稳定器。如今，资本流动主导外汇市场，在市场化原则的作用下各国投资回报率趋同。受资本流动影响的汇率不但不能平衡各国贸易，还会加剧全球失衡。为了确保那些把钱带到智利的投资者做足了功课，智利对只在该国短暂停留的证券投资资金征收了高税率。税率随着资本停留时间的延长而逐渐下降。这项税收迫使外国投资者提前做足功课，帮助增强了智利经济的稳定性，但这项规定后来在美国当局的压力下被取消。谨慎的观察者会发现，自由贸易所受到的威胁，不是因为体制内部的矛盾，而是因为资本自由流动通过市场力量调整了每个国家的汇率和利率，使资本回报率在各国达到如同一个单一国家的均衡水平，进而扭曲了汇率和贸易流动。而问题是，相关国家并没有和其他国家组成单一政治实体的意愿。换句话说，试图平衡各国资本回报率的自由资本流动与各国在自由贸易框架下试图平衡其贸易和经常账户的努力之间存在着根本冲突。正是自由贸易带来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和平与繁荣，因此必须抵制加剧贸易失衡、产生保护主义压力、削弱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自由资本流动。

用历史数据和新的视角审视经济周期的发展，通俗易懂，言简意赅，观点新颖。

美国至少实施了被追赶时代三项关键结构性政策中的两项，因此其经济增长好于日本和欧洲等其他被追赶的经济体。也许美国总统拜登的 “重建更好” 计划应专门针对悬而未决的教育和社会福利问题，以纠正剩余的社会问题。将这些结构性政策与适合被追赶时代的财政、货币和贸易政策相结合，美国和其他被追赶的经济体应该比现在发展得更好。这会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自信，并增强国际竞争力。

对于人类整个历史，经济学只是蹒跚学步的孩童。我们见的还不够多，经历的还不够丰富，遇到的挫折和坏人还有线，所以面对突如其来的冲击时，没有做好相关的预案和风险管控。一时让人不知所措。辜朝明提出了资产负债表这一模型去解释经济现象，对我很有启发，也让我去审视个人的资产、负债、收入以及未来的预期，让我更好的规范自己的行为，引导自己的生活。经济有周期，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没有永远为正的增长曲线。在面对人生不如意和挫折时，我们应当理性豁达看待。功成名就并不是人生的全部。或许作为个体来说，我们不仅应该建立财务的安全边际，同时还要构建心灵的精神花园。只有这样，你才能更好的应对世界的不确定性，从而淡定地喝着咖啡。

强烈推荐好书，对我启发特别大。让我看到了中国如何成为现在的样子，也可以推断将来大概的样子。

一旦一个经济体进入被追赶的阶段，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就会发生逆转。此时，虽然利率处于低位，但私人部门仍会成为净储蓄者。尤其是一旦政府成为最后借款人，政府是唯一有能力且有意愿借贷并将借款注入实体经济的实体，此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取决于政府借款的规模。因此，政策制定者必须将重点从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建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以寻求可以通过自身实现融资的基础设施项目。这样，政府才能扮演好最后借款人的角色本书给出的解决方案：只有财政政策才能刺激经济，而且必须持续实施财政刺激，直到私人部门准备好重新借款

他们中的许多人看到自己的父母虽然没有高学历，但仍然过得很好，便认为美好生活触手可及。他们不知道，他们父母的高薪制造业工作将因进入被追赶阶段而失去，缺乏教育将阻止他们在工作阶梯上攀到更高的位。在我们进入被追赶的时候，现实情况就是学历贬值，知识，学历，能力都需要出类拔萃才有可能过上相对较好的生活！

辜朝明的每一本书都有深度和洞见。这种人的比例太低了。愿意脚踏实地研究现实就是如此之难，人就是如此容易坐在办公室搞教条。

【8 级，282k】众所周知，就像政党分成左右翼一样，现代经济学理论存在 “两大门派”：倾向于大政府和财政刺激的凯恩斯主义，与倾向于小政府和货币政策的芝加哥学派。在过去 100 年中二者互有胜负，甚至在成功 “解决” 大萧条和次贷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更倾向于长期使用凯恩斯主义了，中国更是在凯恩斯主义这条路上一条道走到黑。然而读完大量芝加哥学派的书之后，我总觉得凯恩斯主义和芝加哥学派似乎并不是相冲突的，它们更像是现代政府解决经济学问题时的两个状态：岁月静好的时候需要芝加哥学派和小政府，出了问题的时候需要凯恩斯主义和大政府。然而市场上似乎缺少一个成熟的理论来解释在什么情况下需要相互切换，尤其是什么时候停止作为急救药的凯恩斯主义。辜朝明和日本人用这本书和对应的 “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 很好地解决了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也让我对经济学和国家命运有了全新的理解。这本书的核心其实分成了四个部分：芝加哥学派的理论为什么会失灵、资产负债表衰退是什么、国家的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与对应的问题、目前全球化和国际贸易面临的根本问题和冲突是什么。首先，辜朝明讲市场分成了贷款人（储蓄者）和借款人（投资者或者商人）两个阵营，而借贷本身就是两个阵营之间的博弈。既然是博弈，就会存在强势的一方和弱势的一方，如果借款人相对较少，利率就会下降，反之利率则会上升。作者将市场上的情况分成情况 1-4：1. 贷款人和借款人都很多，2. 贷款人相比借款人少得多，3. 贷款人相比借款人多得多，4. 贷款人和借款人都几乎消失了。然后辜朝明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基础 ——“借款的需求永远存在，私人部分总是追求利润最大化”—— 是永远成立的吗？换句话说，市场上永远是情况 1 和 2 吗？作者提出如果经济进入情况 3 和 4（借款人几乎消失）在这种情况下，芝加哥学派以调控利率为核心的货币政策会失效，表现为利率就算降为 0 甚至是负数，也不会有人借钱，流动性急剧收缩、通货紧缩、经济崩溃。而大萧条和次贷危机正是情况 3，新冠疫情正是情况 4。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扮演” 最后借款人 “的角色，通过大规模借贷、投资可以自负盈亏的基建项目来维持流动性和信贷平衡，也就是使用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然后，辜朝明给情况 3 提出了一个专有名词：” 资产负债表衰退 “。这意味着因为市面上的种种原因，作为信贷枢纽的 “资产” 和 “信誉” 发生了大规模的衰退，比如房地产泡沫的破灭、股市泡沫的破灭、银行破产和投资品的暴雷等等。因为抵押品价值快速缩水，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的信任崩塌，投资机会快速消失，私人部门为了偿还现有的债务而被迫收缩信贷，从借款人变成储蓄者。如果市场上没有力量能对抗优质资产价格的崩塌，或者承托缺失的信誉，或者激活经济来增加投资机会，那么那些曾经的借款人在还清欠款之前是绝不会（也无法）重新开始借钱的。甚至在他们还清欠款之后如果市场上没有很好的投资机会，他们也会长时间拒绝借钱。而这种情况下，只有政府有能力将经济拉出” 通缩循环 “的泥潭，而且要快速、果断、力度足够强。而为了避免政府在自身负债累累的情况下大规模进行财政刺激，进一步加剧财政负担，最好的情况是政府在” 和平时期 “尽量减少自己的债务负担。第三部分，辜朝明讨论了” 资产负债表衰退” 究竟是怎么来的。这里他提出了 “被追赶的经济体” 的概念。他将国家的工业化分成了 “城镇化阶段”，” 黄金时代 “和” 被追赶阶段 “。在城镇化阶段，因为社会上的机会特别多，资本家快速扩张，可以积累大量的财富，而用工需求会被源源不断的农民工所抵消，工人相对资本家没有议价权，这时候的工人是被压迫的（对应中国的改革开放到 2010 年）。从” 城镇化阶段 “向” 黄金时代 “的转折在于刘易斯拐点。此后因为城镇化率已经很高，新增的农民工很少，但社会上的机会依然很多，工人相对于资本家的议价权快速提升。结果是工人的工资水平会大幅度增长，通货膨胀快速上升，收入差距降低，消费快速增长，每个人都很开心（对应中国的 2010 年到 2020 年）。而当本国工人的收入水平大幅超过了其他国家工人的收入水平之后，国家进入到” 被追赶阶段 “。这时候国内的投资机会相比于国外大幅度减少，外资出逃，本国资本回报率下降，收入差距会因为教育和权利不平等而加剧，失业率增加，消费开始收缩等（对应中国的 2020 年后）。如果国家在黄金时代承担了太多的负债、加了太多的杠杆、吹了太多的资本泡沫（比如房地产、光伏、基建等等），那么当国家突然进入到被追赶阶段的时候，就会陷入” 资产负债表衰退 “。当然” 资产负债表衰退 “并不只出现在被追赶阶段，在黄金时代也会出现，只是后果不如被追赶阶段严重。第四部分，则是讨论了日本、美国、欧洲这几次资产负债表衰退与全球化的关系。辜朝明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汇率对贸易顺逆差的调节作用。二战之后美国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本身让大量的国家开启了上面的” 工业化进程”：日本、韩国、四小龙等等。原本这个贸易体系会随着汇率波动自动平衡贸易顺逆差，在这种情况下各国会长期处于黄金时期。然而美国在 1970 年代末推动的全球资本自由流动让汇率失去了调解贸易顺逆差的能力：因为资本的自由流动（投资机会全球化）极大地影响了货币的供需关系，贸易的顺逆差不再是汇率的主导因素。这解释了网上所说的 “为什么 1 美元的购买力只相当于 3-4rmb，汇率却超过了 7rmb”，这是因为 1 美元的购买力对应的贸易量只支撑了 3-4rmb 的汇率水平，但人们愿意花接近一倍的议价换取美元对应的投资机会。这同样解释了 “为什么美国相对于中国有大量的贸易逆差但是美债和美国经济没有崩溃”，因为贸易逆差被投资顺差所弥补了。只可惜贸易逆差让美国的工人阶层生活更辛苦，而资本顺差让美国的资本家生活更轻松，虽然资本家的额外利润会通过消费行为部分转移到工人阶层（也就支撑了美国的消费社会），但社会整体贫富差距还是在加大的。此外，这本书还提到了银行对信贷的调节作用；欧盟是如何误解了日本应对 “被追赶阶段” 和 “资产负债表衰退” 的；美国如何快速脱离次贷危机的；日本 “失落的 30 年” 是怎么来的；日本做对了和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资本自由流动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广场协议》暂时性解决了贸易顺逆差的问题等等。总的来说都非常有价值。最后，我想对本书提到的 “资产负债表衰退期间应该大规模施行财政政策” 这一点提出异议。辜朝明认为当社会陷入通缩循环、贷款利率极低的时候，政府应该大规模举债兴建基础设施。因为利率足够低，只要基础设施设计得当，很容易自负盈亏，这些大规模债务不会转变为长期的债务负担。他似乎在假设两件事：1. 政府在 “资产负债表衰退” 之前拥有很少的负债和可接受的财政平衡水平，2. 政府不会过度举债、并会在经济恢复的时候主动退出财政政策。这两点可能在日本和美国是有可能的，但在中国都被证明是错误的：首先，中国政府在进入 “资产负债表衰退” 之前就已经背负了接近 GDP 100% 水平的债务了（实际上中国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很大一部分就是城投债暴雷导致的），加上人口老龄化导致将来的税基下降，中国政府不具有大规模借债的信用基础。其次，中国在过去 20 年里已经进行了过度的基建投资了，实际上过去十年中国新建的基建都是纯亏损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再大举借债投入基建，只会进一步增加长期信贷负担。而且中国没有制衡政府规模的社会机制，中国政府没有任何动力在经济条件转好的时候主动退出财政政策。我认为这本书里提到的解决方案在现在的中国已经不再适用。总之，这本书的内容我非常喜欢，但是它的门槛过高，我不建议大部分人阅读。

阅读完本书，对于一些萦绕在心头的问题，似乎有了答案，这便是本书最大的魅力之处

观点、数据、思考逻辑清晰，对我们看待当前中国的情况非常有借鉴意义

关于 “资产负债表衰退” 理论的建立，绝对是解释现实经济现象更加理想的工具，而由此引导出来的政策方向也同样具备现实意义，对于观察和预测现实经济现象有着极大的参考性。只是本书作为 “被追赶的经济体” 作者难免会站在此处去观察和解读问题，这必然会与站在 “追逐经济体” 的我，产生完全不同的观感。经济学就是一个容易观察现象，但难以区别产生现象原因的学科，因此常常将现象本身认定为原因所在。（就这个问题，感觉本书与《断层线》的问题一样）本书关于经济学所存在问题的讨论非常深刻，值得不断地重复学习与思考。只是本书关于 “货币” 的认知确实不能苟同，我还是认可他反对的意见。

作者以全球百年重大历史事件（1929 大萧条，1990 泡沫经济，2008 金融危机等）为例，把贸易，汇率，利率，资本自由流动相互作用的机制，阐释清楚了

错的离谱

如果不允许劳动力自由地跨越国界，那么是否应该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开放了资本市场，市场力量试图将世界经济整合为一个单一市场，但政府和劳动力市场却停留在原地。过去 40 年里跨境资本流动的爆炸式增长，导致了更严重的全球失衡和更多的保护主义呼声，妖怪已经从魔瓶放出，再把全球资本流动收回魔瓶是极其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