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美国精神的封闭》。开放性 —— 当它面对各种真理的主张、各种生活方式和各种人时，相对主义使它成了貌似有理的唯一态度 —— 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见解。真诚的信徒是真正的危险。艾伦・布卢姆在书中提出这样一个悖论：美国这个表面极度开放的社会，精神却陷入深度的封闭。这种封闭源于过度的开放导致的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泛滥。现代性奠基者（如霍布斯、洛克、卢梭）以 “权利” 取代 “善” 的根本置换，使公共领域的崇高追求让位于功利计算。美国对尼采、韦伯、弗洛伊德等德国思想的浅薄吸纳，剥离其历史语境，更助长了价值相对主义的温床，使社会失去了对抗虚无的免疫力。布卢姆承袭其师列奥・施特劳斯对现代性危机的判断：古典自然法的背离导致了虚无主义的深渊，并将此哲学诊断直接应用于美国社会现实，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布卢姆描绘了现代性危机的三重表现，首先是虚无主义蔓延与相对主义霸权：一切价值被简化为个人偏好，真理追求失去意义。学生们在形成信念前就学会了怀疑一切，这种解构式的教育制造了精神上的 “流浪者”，能批判传统却无力建构理想。其次是大学生的 “精神贫困”：精英大学生成为 “自然的野蛮人”，智力优越却精神贫瘠。经典著作的遗忘切断了他们与西方思想传统的联系，使其变得狭隘平庸。摇滚乐被布卢姆视为反理性的精神毒品，其原始节奏和感官刺激摧毁了与伟大思想建立感情联系的能力。两性关系沦为 “发情的牲畜” 般的混乱，爱的崇高维度丧失；种族问题上形式平等掩盖实质隔阂。最后是大学的迷失：大学从探索真理的神圣殿堂异化为服务市场的职业培训所。学科过度分化培养出没有理想的技术专家；“价值中立” 原则放弃了对善恶的严肃探讨；过度迎合社会需求使大学沦为市场附庸；60 年代学生运动以平等名义摧毁了大学作为 “世俗社会最后精英保留地” 的使命。面对危机，布卢姆开出的救赎药方是重归古典通识之路。核心是回归以 “巨著” 经典为核心的教育：经典保存了人类对根本问题最深刻的探索，是超越历史局限的思想坐标。必须将柏拉图、莎士比亚等经典作家视为活生生的对话者，而非历史标本。经典阅读是灵魂的操练，培养对卓越精神的辨识力和亲近感，其权威源于内在的思想品质认可。同时需重塑 “爱欲教育”：唤醒青年被现代文化压抑的超越性激情，借鉴卢梭、司汤达、莎士比亚作品中描绘的路径，将生理的性激情升华为对善、智慧与卓越的渴慕，重建完整的通识教育。此外必须重建大学的自主性：大学应成为 “世俗社会最后的精英保留地”，坚守精神高度和思想多样性，抵抗民主社会的平均化和同质化压力。大学教师应是苏格拉底式的助产士，帮助学生 “抑制世俗和偏见的扭曲力量，使人性臻于完美”。布卢姆的思想植根于施特劳斯学派对西方古典思想的回归，他自认并非保守主义者，其立场更接近古典自由主义 —— 肯定民主的政治价值但警惕其精神局限，强调民主运作需要健全的文化精神配合。该书引发巨大争议，自由派指责他是 “民主的敌人”；左翼批评其 “经典” 概念是欧洲中心的精英话语，忽视种族、性别、阶级压迫；保守派则不满其对美国商业文化和基督教传统的批判。这种多面受敌的处境印证了他的核心论点：相对主义时代，坚持绝对价值必遭各方抵制。近四十年后，《美国精神的封闭》的警示更显紧迫：数字时代的碎片化、后真相时代的价值混乱、高等教育的功利化，使其对深度阅读、沉思生活、虚无主义警示及大学使命坚守的呼唤愈发珍贵。余英时点明其核心价值：民主体制的健康运行不仅需要程序和权利保障，更需要公民的精神品质支撑。布卢姆的教育方案虽显 “不合时宜”，却彰显深刻性：教育旨在培养超越现实局限的人；大学使命是保存永恒问题的思考；经典阅读是与伟大灵魂的跨时代对话。这是一种精神抵抗。真正的开放非无差别包容，而是对卓越精神的辨识与追求。布卢姆揭示的悖论真理是：心灵的真实开放需要勇气封闭于浮华时代的诱惑，在伟大思想的星光下重获方向 —— 这是留给当代教育最珍贵的启示。

以「张雪峰」为代表的「张雪峰们」，掀起来一股「反人文学科」的社会思潮，「哲学无用论」再次甚嚣尘上。这本书的作者，看着人文学科的一步步衰弱，痛心疾首，遂写下此雄文，为人文站台在这本书的结语中有一段话非常精彩，在这里摘录给还没打开这本书的同学们：一位认真的学生在读完柏拉图《会饮篇》后，陷入了深深的忧郁，他说，难以想象那种神奇的雅典气氛还会再现，那时人们友好和睦，富有教养，生气勃勃，地位平等，既开明又自然，大家聚在一起，畅谈关于他们的渴望的意义的美妙故事。然而这种体验总是可以得到的。实际上，这场有趣的讨论是发生在一场雅典注定失败的可怕战争期间，并且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至少能够预见到，这意味着希腊文明的衰落。可是他们并没有陷入文化绝望，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尽情享受着自然，证明了人性中不受一时的环境摆布的最美好因素的生存能力在所有自相矛盾的共同体幻影中，人类真正的共同体是那些寻求真理者、那些潜在的智者的共同体，也就是说，是全体渴望求知者的共同体。事实上这只包括很少的人，他们是真正的朋友，就像在对善的本质有分歧时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朋友那样。对善的共同关注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分歧恰好证明，为了理解善，他们相互需要。他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时绝对心心相印。按柏拉图的观点，这是唯一真正的友谊，唯一真正共同的善。人们不顾一切寻找的密切联系正是在这里建立起来的。人为了自我生存而形成的其他各种关系，只是这种关系的不完美反映，它们的正当性只能来自于同这种关系的终极关联。这便是那些不可能的哲学王之谜的意义所在。哲学王们拥有真正的共同体，它是其他所有共同体的楷模在《卷三・大学》篇里，作者也有精彩的论述，同学们可以先睹为快：主宰着学术领域、决定着知识内涵的三大学科，今天的情况如何？自然科学干得很不错，它独自生活，但很开心，就像一架上满了发条的钟表一样独自运转，跟以往一样成功且有益。近年来它还做成了一些大事，譬如物理学家的黑洞研究，生物学家的基因密码研究。它的目标和方法得到人们的一致认可。它为智慧超群的人提供了令人振奋的生活，也为全人类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好处。我们的生活方式完全依赖于自然科学家，他们的成就已大大超出他们的承诺。只在边缘地带还有些问题，可能威胁到他们的思想平静 —— 对美国能否产生高瞻远瞩的科技天才的怀疑，对核武器之类的科学成果的用途的怀疑，对生物学在实验和应用过程中是否需要 “伦理学家” 的疑问。但是他们作为科学家很清楚，根本不存在伦理学家这样的知识人。不过，总的说来一切都还不错自然科学或多或少愿意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表示敬意，然而它们自己却相互瞧不起，社会科学贬低人文学科，说它不科学，人文学科则认为社会科学庸俗。双方说不到一块。最重要的是，它们占据着同一个研究领域。现在构成人文学科之一部分的许多典籍，与社会科学家探讨着同样的事情，只是使用的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社会科学的每个分支都在尝试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解释艺术家的各种活动，但解释方法与人文科学采用的方法大相径庭。它们的分歧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事实，社会科学其实是想具有预测能力，这意味着人是可预测的，而人文科学则认为人是不可预测的。两大阵营的分工更像是停火线，而不是科学的划分。它掩盖了尚未解决的关于人的存在的古老斗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代表着对危机的两种反应，这场危机的根源是人 —— 或者说，人类除了肉体之外的剩余部分或附着于肉体的部分 —— 被明确赶出了自然，从而也被赶出了 18 世纪末兴起的自然科学或自然哲学的视野。沿着一条道路，有人努力要把人纳入新的自然科学，使研究人的科学成为仅次于生物学的一门科学。沿着另一条道路，人们进入了由康德开拓的领域，这是一个与自然相对立的自由王国，它与自然科学相互分离，平起平坐，不需要模仿它的方法，对待精神至少与对待肉体一样严肃。两大学科对于冠军，即刚从哲学中解放出来的自然科学，都不构成挑战：社会科学谦卑地想在场子里谋得一席之地，人文学科则高傲地另开新店。结果是出现了两种关于人的互不协调的思路，一种倾向于把人视为本质上属于动物中的一种，他没有精神，没有灵魂，没有自我、意识或诸如此类的东西；而按另一种思路，他好像不是动物或没有肉体。这两种思路没有交汇点，你只能择一而行，它们有着截然不同的终点，例如 “美丽新世界” 或与它相反的 “瓦尔登湖” 社会科学没有得到自然科学的承认，它是不入流的冒牌货。人文学科的货栈转而贩卖各种满布灰尘的破烂古董，生意日趋惨淡。社会科学较为强壮，与自然科学统治的这个世界比较合拍，它虽然丧失了灵感和传播福音的热情，但对现代生活的不同方面都有用处，只要提一下经济学和心理学就可证明这一点。人文学科江河日下，但这仅仅证明了它不适应现代社会。它也许很好地表明了现代性的谬误所在。况且，今天以非学术的方式强烈影响社会生活的语言，是来自于对自由王国的探索。社会科学更多地源自洛克创立的学派；人文学科则源自卢梭创立的学派。社会科学虽然推崇自然科学，但它在近代获得的大多数动力实际上都是来自于下层社会。只要想想韦伯就可以明白这一点，虽然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又何尝不是如此。虽然不能公开承认，但人是需要某种自然科学无法提供的东西的，不然就无法理解他了。人就是问题所在，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不去正视它。目前大学中的人类知识三大分支的奇特关系，却告诉了我们一切作者还内涵了一番「经济学帝国主义」，以及对人文学科中「相对主义」泛滥的自嘲：过去十几年建立的 MBA（工商管理硕士），它与医学博士或法学学位大体相当，意味着只要拿到一纸文凭，保证能过上收入颇丰的生活，但这种文凭并不是学术造诣的标志。通常，有机会获得通识教育的学生，是那些没有固定职业目标的人，或至少不把大学仅仅当作一个职业培训基地的人。那些有固定职业目标的学生是带着眼罩度过大学生活的，整日埋头于自己所选择的学科强加给他们的一切，只是偶尔会为吸引他们的选修课分心。真正的通识教育要求学生的全部人生因这种教育而发生重大改变，他所学的东西会影响他的行为、趣味和选择，他过去的所有信念都将受到审查和重新评估，无一可以幸免。通识教育把一切都置于风险之中，它需要在所有事情上都能冒险的学生 [50]。否则它便只能待在根基十分可靠的地方，触碰一下那些尚未有人相信的东西。工商管理硕士的作用是把一群想进商学院的学生关进栅栏，戴上眼罩，从一开始就把为他们准备的那些刻板的、得到正式认可的本科课程说得天经地义，就像那些通常被一堆必修课所淹没，再也听不到外面声音的医学预科生一样。拿到文凭的目标和道路一清二楚，以至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们分心。（在各种通识教育课堂上可以更多地看到法学预科生，因为法学院的招生条件不那么僵硬；它们只想招到聪明的学生。）医学预科生、法学预科生和商学预科生是通识教育中截然不同的游客。进入这些精英荟萃的专业学院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但这钳制了他们的思想一个学了不少生物学知识的医学预科生，不会忽视物理学的地位，因为后者对生物学有着十分明确的影响，它的地位是得到公认的，并且受到生物学家的尊重。相比之下，商学院的经济学预科生却全然不是这样，他不仅对社会学、人类学或政治学不感兴趣，而且以为他所学的东西能够应付属于上述学科的所有问题。再者，他的动机并不是喜欢经济科学，而是因为喜欢与之相关的东西 —— 金钱。经济学家对财富 —— 这无疑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 的关心，使他们具有某种令人难忘的知识上的可靠性，这是文化无法提供的。人们可以确信他们不是在谈论虚无缥缈的事情。但是，与研究财富的科学不同，财富并不是最高尚的动机，除了大学以外，还有别的地方能把科学与贪婪如此完美地结合起来。如果存在一门性科学，并且有一批真诚而专心搞学术的教授，或许会出现唯一与此相似的情形，但这肯定会使学生纵欲过度人文科学如今已经成了全部经典著作的贮藏室 —— 但是有很多经典文献声明，它们讨论的是万物的秩序以及人在其中的位置，它们要为万物立法，阐明自然真理。倘若这些声明遭到否定，人们就不会再认真阅读这些作家及其著作，另一些领域忽略他们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只有把他们做成木乃伊才能保存他们。人文科学愿意收留他们，使他们失去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支持，他们曾经对其构成挑战，但现在已经无须对付他们了。在人文科学的入口处，用多种方式和多种语言赫然写着：不存在真理 —— 至少在这里

布鲁姆的这本书值得被推荐！作为施特劳斯的弟子，他用其独有的方式，揭露美国精神的内核。你可以忽视他，但你不能忽视他的思想！研究生一年级的 “法政治学” 这门课，一学期只读这本书，授课老师坐在讲台上，打开他用书皮包着的这本书，突然间念上一段，戛然而止，说你们继续看书吧。工作后又读了两遍，真的是 “温故而知新”。而今，为了让大家都知道这本书，也希望大家能精读这本书，我决定再精读一遍！

世人之勇，果何也？若谓勇于评判优劣，断然无畏，则世人之所谓 “勇”，往往不过是掩饰怯懦之托词耳。今人之新道德，标榜 “中立” 为至德，视判断为桎梏，实则以 “开放” 之名，禁锢人类最古之志业 —— 追寻自然之善，钦慕其真，鄙弃其伪。此病非新，艾伦・布卢姆数十年前已洞若观火：一文化若以 “开放” 混同于悬置判断，终将自陷于萎靡，学生无所依归，欲念无以节制，政事漂泊无锚。斯乃非解放，乃自戕也。　　布卢姆之叹，非为拉丁文法之没落而惋惜，乃为人之灵魂而忧心。教育之真义，在于陶冶性情，砥砺爱欲，使人识高贵、慕高贵，驯其欲念以配至善。今之公学哲学，恰与此相悖，斥判断为压迫之伪装，视情欲为无罪，直待 “随机对照试验” 方判其害。嗟夫！如此教化，焉能不使新世代于政治遗产前冷笑，乏滋养以感其志，缺砥砺以评其非？冷笑非通达，乃精神之贫血也。　　是以，世人弃陶冶而求 “信息”，以 “全球” 自诩，堆砌文化碎片，杂陈社会科学公式，聊以自慰。然，信息无序，何能育人？经典非阴谋，乃梯也；弃梯而行，非飘然，乃沉沦。世人之新世代，遂疑梯之存在，疑诗文有高下，疑政治家有贵贱，疑爱欲有优劣。斯等迷雾中，其意见如鬼火，漂浮无根，乏真情之燃，缺历练之塑。道德推理，非可于情感之真空而生；需由习练、榜样与记忆陶铸之 “爱欲” 方成。　　然，数码之 “公地”，声浪沸腾，滤网崩塌，诱人于 “唾手可得之启迪” 中求真。然，无品味之滋养，丰饶亦毒。算法不知分辨崇高与糟粕，洞见与宣传，唯以流速为衡。暴露非教育也。旧时判断之守护 —— 家庭、宗教、经典、艺文，皆被斥为褊狭或压迫。而喧嚣之政治、最极端之主张、最当红之怨怼，遂乘虚而入，殖民人心之空地。灵魂愈不耕耘，意义愈仰赖运动、标签与蛊惑之言。虚空无中立，唯速被占据耳。　　解放本能，号称破除压迫，视一切界限为囹圄。然，凡与人共处者，皆知无羁之情欲，非自由，乃喧嚣，甚则暴政也。奉性表达为至善，视无序之自我为真我，其文化焉能守婚姻、友谊、学问、公民之脆弱馈赠？以非理性之潜意识为神谕，疑理性为虚饰，斯乃弃唯一能裁断欲念、褒高尚而贬卑劣之能。斯路之尽头，非启迪，乃疲惫也。　　斯非主严苛或政静之说，乃主植根人性、历代淬炼之标准，教以严慈兼济。乱之对，非专断之教条，乃通向卓越之艰难学徒 —— 道德、智识与审美，皆然。课程当始于斯问：人之善生何也？非以空言作答，而以经典相遇：柏拉图论正义之魂，希伯来圣经论盟约与律法，奥古斯丁论心之不安，莎士比亚论野心与仁慈，托克维尔论民主风俗，奥斯汀论德之可人，杜格拉斯论自由之勇。此非博物馆之陈列，乃调谐人性音律之器，教人以钦慕而比较，非以相对而疑真。　　是以，谦卑需等级。智识之骄，需受大师与学科之砥砺，方得谦卑。谦卑非否定高下，乃承认人之目力有限，难窥至真，需以诗文、案例、定理、律法试炼，方敢评判。此谦卑，与轻佻之 “世界主义” 相异，彼视文明为数据，德行为偏好；亦与 “疗愈” 转向相异，彼以自我表达为至高。教育当驯表达为言说，化情感为判断。　　政事之病，非文化不认其破而可医。吾人非需更多参与，乃需更多准备。公民若不辨洞见与宣传，选权非赋能，乃为器也。大学之首功，非鼓动，乃传承：引新世代入值得论争之文明。此需断言：文明真实存，非权力之余烬，且含足以排除之严规。无排除之开放，非教化，乃暴露耳。　　斯业非闭人之心，乃训之 —— 收束光圈，聚光成炬。判断之勇，非不宽容，乃真爱受真知之驯。敢言某些欲念当抑，某些践履当培，某些权威当敬，某些叛逆当慕；敢拒时人之禁令，钦慕自然之善，因知钦慕必伴鄙薄卑劣。不能言 “不” 之文化，难真诚言 “是”；不能启敬畏之大学，唯育消费者，非批评者。　　重启之道何也？深读寡书，胜于泛览；尊活师与逝圣，胜于趋新论；以需臣服形式之艺文，练感官；奉贞洁为爱之文法，非羞耻之遗；习敢冒犯之言，以求真；复能凝聚之礼，非因其古，乃因其人。教育之旨，在塑能识善、欲善、卫善之灵魂。　　故，重开美国精神，需忆美人昔知：自由需形，平等需卓越，权利需德行，判断 —— 谦卑而勇之判断 —— 非开放之敌，乃其唯一守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