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内容为发表在《中国周刊》、《南方周末》等刊物上的文章，以拍摄的电影为时间线索，记录了导演当时的随想，也包括一些对谈。

科长对艺术、职业赤诚纯粹。写得真好，最喜欢《小山回家》。

这是一部没有花架子的创作手记。
它只坦诚地交代一个问题：电影凭什么存在？他的回答朴素而坚硬：凭我们不肯对真实掉头的目光。
这种态度，总会让人想到 1948 年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战后罗马，一个失业的父亲，被一辆自行车宣判了生活的死刑。他走投无路去偷车，最终在儿子的注视下被当众抓住，尊严碎了一地。电影没有给出任何安慰，只是执拗地把这一切记录下来。这种凝视，就叫悲悯。
贾樟柯的摄影机，同样死死盯住汾阳街头的小武，盯住《站台》里那些被荒废的青春，盯住《世界》里穿着华丽制服、内心千疮百孔的打工者。他在书里有一句话，让人印象极深，大意是：“我没办法和这些被时代列车甩下来的人划清界限。” 划不清界限，是电影人最珍贵的操守。
电影最大的体面，就是让银幕上那个最不起眼的人，也有不被忽略的尊严。
书里反复提到侯孝贤的《风柜来的人》。一群澎湖青年在高雄的迷惘，直接打通了贾樟柯处理《站台》的任督二脉。把摄影机放到与人完全平等的位置，用足够耐心的长镜头，去盛放生活的冗长和意外。
他在手记中写道，相信时间的重量无法被剪辑压缩，只能被完整地呈现。拍《站台》时，他用一个漫长得近乎顽固的镜头，跟着那群青年走过城墙与灰扑扑的街道，那种疲惫与期待并存的氛围，正是那一代人真实的生存状态。
这种拍法，让人想起德・西卡在《温别尔托・D》里对退休老人琐碎一天的长时凝视，不炫技，只是守护人存在的每一个切片。
他还反复强调非职业演员的价值，拒绝 “专业” 对普通人脸上真实质感的覆盖；他执着于现场录音，留住属于那个空间的原始噪音。这些坚持，与德・西卡当年启用真实失业工人、把摄影机扛到大街上的选择，一脉相承。他们都清楚，一旦开始造假，悲悯就成了表演。
他在手记里反复写，电影是他对抗遗忘的方式。城墙拆了，流行歌换了，影像却能把那些即将消亡的面孔固定住。这种抢救，是对普通人活过的确认，与德・西卡拍下战后罗马废墟上的挣扎，是同一种本能。他们都相信，摄影机不该说谎，哪怕只留下一个眼神的尊严。
在今天，电影被资本和流量裹挟，沦为快速消费的奇观时，重读《贾想 1》，能让人感受到一种刺痛的清醒。这本书告诉你，哪怕变革洪流再汹涌，总有几个顽固的人，执意把镜头对准被淹没的面孔。
这种注视无法改变命运，却完成了电影最本分的事：在所有人都急于歌颂或遗忘的时候，诚实地为失败者立传。

贾导 1996 年的创作思想，如今依然有学习意义，他始终都没有忘记自己拍电影的初衷。

这个时代最喜欢的导演之一坚持做遵循自己内心的作品还是大众喜欢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