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竞选时的一句话也概括了政治的基础，这本书结合作者的课程《帝国财经 30 讲》非常好的梳理了中国帝国的发展脉络，课程活泼生动，本书和课程侧重不同，更学术和严谨细致，包括每节讲座后的思考题，都值得学习。本书更深入讲商鞅变法，盐铁论，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和清朝雍正改革的核心都是财政改革，直到近代，中国农业化时期，对土地财政的运用超越了人头税的传统封建城邦体制，维持了大一统，在税商方面的落后，阻碍了工业化转型，近代通过一场革命完成了现代化（工业化），我国也取消了农业税，未来如何发展，看财税方向如何塑造国家。

本来是因为查 “摊丁入亩” 和 “房地产税”，发现的这门课程。因为之前简单浏览了 94 年财税改革的历史，以及后来土地财政的演变，以及当下看到了 “去土地财政” 的趋势。老师从 “税人、税地、税商” 三个纬度，构建了社会治理大视野下得财税底层逻辑，颇有启发。但也有些 “意犹未尽”。

帝国分期让人印象深刻

“2018 逻辑思维年度硬书” 获奖书籍《中国财政史十六讲》，第二版也出版啦！作者是上海财经大学刘守刚教授，刘教授从财政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从中国历史看财政制度，切入点就很吸引我。严谨的专业术语和全面的史料，使全书总体既有可读性又极具实用价值。解答了很多我疑惑已久的问题，比如历史上王朝兴衰背后的财政原因是什么？王安石变法为什么会失败？张居正的改革为什么能成功？十八届三中全会说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那么两千年帝国国家治理的智慧与教训有哪些？以史为鉴，这些问题都非常吸引我。《中国财政史十六讲》一书，不以传统的史料堆积为主要内容，也不以简单的时空框架为安排形式，而致力于运用财政政治学理论来重新阐释自商周直至当代的财政史观，从而以财政的视角揭示中华国家的发展规律，通过将财政思想演变与政治制度实践有机地交融在一起，揭示千百年来中国人用财政工具治理国家的秘密以及向现代转型的艰难路径。本书总体必须评价 5 星，有内容有价值！以上是我的阅读思考，收获多多，还是推荐阅读原著吧！另外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国财政史十六讲》第二版已经出版了！年度硬书必须收入囊中啊～

从财政史看王朝更替，不同的角度，别有一番感受。

内容较好，但比较难啃。

传统历史观皆一家一姓的王朝更替为节点，评判历史得失，刘守刚老师则从帝国财政制度的演变历程，以全新的视角阐述了中华帝国的兴衰和重建，不再是对某个一姓王朝或历史人物的成败评判，而是更宏大，开放，包容的历史观，更加讲述前因后果，以及当代每一个人担纲者的努力。从这本书看到以下几个要点：1. 以发展性的历史观，不再以一家一姓的王朝得失为核心，系统性重构中国帝国的演变轨迹，发展中的得失与创新，更加立体的接近历史全貌。2. 王朝更替不再具有悲情色彩，更是一家一姓之没落，中华帝国是一个主体，王朝更替就是主体内各个组织，细胞的新陈代谢，满足主体的正常运转和发展。3. 东西方因选择起点不同，导致后世发现轨迹不同，并不存在对错之别，只是选择不同，承受的代价不同而已，西方政治遵行的个人权力和资本法则率先开启了现代进程，中华帝国家天下的政治构想，也造就了中国数千年的辉煌。4. 历代变革都会遇到转型之难，从政治理念，国家制度，以及管理工具等，不可能一蹴而就，对于那些锐意改革的先辈可以多一分宽容，是他们为未来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5. 个人亦是如此，每个人生阶段都会遇到不一样的人生挑战，从收入来源来看，分为三类：时间，能力，资本。这三部分构成了人生的三种收入方式，在面对这些困境时，是否真正想过怎么改变，解决人生中的收入危机，只要真正解决，否则你将终生陷入困苦之中，不得解脱。这本书有更加丰富论述，推理，以案例分析，更有一些精彩的历史视角。感谢刘守刚老师！！！

从财政的角度来看历史的发展和朝代的更迭，更加明晰财政的重要性。本书从学术角度来阐述回家财政制度的变迁以及当下中国的财政体系的优缺点，未未来的财政改革提供参考。刘守刚教授严谨的论述过程以及易懂的文字撰写，逻辑层次分明，适合非财政专业人士学习。再配合教授的得到课程，就一个字，爽。

本教材试图从财政政治学视角回答以下几个重要的问题：①维持中华国家长期发展的财政机制是什么？②主导传统中国财政成长及向现代转型的内在机理是什么？③从财政上看，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道路有什么独特性？④中国政治发展的财政动因是什么？这本书非常好的解答了这个问题，让我对古代财政有了一些映像

在当下财政收支平衡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翻看本书，有这个社会环境让你思考。

国家转型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另一个是国家间的竞争关系。越是人类历史早期，前一个动力因越为重要；越是到人类历史的后期，后一个动力因越为重要。在人类生活的早期，人口稀少，相对于总体上近乎无限的自然资源（比如土地）来说，人口资源更为宝贵（相对价值更高）。人们结成共同体，小规模的生活在一起，资源的产权方式大多采用共有共用制，这就是城邦。随着城邦人口数量增加，土地资源出现不足时，一部分人就会离开城邦，带着家乡的火种，迁徙殖民。如果已知的土地上都存在有城邦，但人口继续增长到一定水平后，单纯的移民已不解决问题。人们需要通过战争手段从外部夺取额外的土地，或者对内采用更有效率的制度（如重新界定产权关系）来安排人口与资源的关系。“在传统型社会中，战争可能是推动国家追求效率的唯一重要的动力，为了赢得战争，不得不采取如下措施：扩充军队；改良武器和军事后勤能力；增加社会财富和提高税收能力。” 在上述人与自然关系、国家间竞争等动力的推动下，领土不断扩张、权力逐渐集中、产权关系迥然不同的帝国出现了，取代了对城邦的替代。到了帝国晚期，经过长年累月的战争，各国的人口和领土相对固定，国家难以依靠向外扩张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只能更多的依靠制度创新来协调内部关系。当工商业经济活动的占比越来越重要，工商经济活动高度依赖个人努力，需要国家为其确立私人产权关系和自愿交换制度，公民个人对于自身权利的要求与日剧增。与此同时，由君主个人行使公共权力的效率低下，且缺乏社会公平，这一制度的弊病日益突出。国家的终极理想状态是确保个人权利、个人对国家承担的义务、个人的收益都要相对平衡，君主个人对国家的贡献和他掌握的话事权显然极其不对等。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国家转型就这样开始了，国家从工具型国家转型为目的性国家，公共权力的行使权由君主转交给了公众。在现代国家中，财政收入形式有税收、公债、国有财产收入、特别租金等。在君主国家中，财政收入中并不包含公债这个选项，偶尔有以君主个人名义借的债务，这实际上是君主个人的 “私” 债。只有经民众选举产生的代议制政府，才有权以公共名义借债。这是因为，在代议民主制下，公债持有者、纳税人、立法机构成员三者之间身份与利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重合的。这样，相关财政信息就透明公开，公众与政府之间具有高度的信任感，贷款人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借钱的政府在未来能用税收来偿还债务。如果一个制度并不能证明自己的还款意愿和借款信用，过程也缺乏透明，只是单纯用 “爱国” 来自我感动，遭遇危机时难以利用全社会的资本力量。假如明帝国在崩溃的前夕如果能够发行公债，历史大概率会改写。在当代中国，国有财产收入主要有以下三种：1、土地出让金；2、自然垄断性国有企业利润；（比如能源）3、行政垄断性国有企业利润（比如中铁、烟草、邮政）。只有现代税收才是真正的税收，因此税收型财政是现代财政的标志。现代财政具有如下三个特征：1、收入来源具有公共性，即主要来自于现代税收或基于税收的公债；2、支出方向具有公共性，主要用于公共利益和公共目的，用来提高大众的安全和福利，保障社会的安全和正常运转；3、管理过程具有公共性，即财政收支过程透明公开，事先由预算控制，而预算又控制在代议制机构手中，并最终由社会公众控制。西周的封建制度虽然通过对土地的占有和转让实现了统治并且分配了权力，但还没有真的建立起以土地为支撑点的国家，并未真正进入帝国时代。一个值得玩味的现实，姬姓诸侯被集中分配在了土地肥沃的中原地区，这些国家很难通过兼并战争获得成长壮大的机会。在春秋时期，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各级领主以人为支撑点的财政收入逐渐转变为以土地为支撑点的财政收入。周厉王 “择其善亩谷最好者税取之”，领主获得的财政收入不再是由公田提供，而是来自挑选出来的庄稼收成最好的那块田地。虽然这不如直接收取土地税有效率，但相比公田的财政收入方式，已经有了很大的效率提升。以前听说两人分一块饼最公平的方式就是一个人负责分，另一个人负责选，可见古人只是缺乏必要的管理手段，并不缺乏同我们一样的智慧。春秋时期，少量的自耕农已经得到了君主的认可，私人可以对土地拥有永久使用权。不过直到战国结束，也并不是所有地区的人民都有资格成为自耕农，依然有部分贵族保有封地。自耕农的变革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各诸侯国也因此获得了远超以往的财政收入，国家实力大幅提升。各国纷纷实行大规模的按户授田制度，君主通过新出现的官僚体系，直接控制境内土地和人口，建立了以土地为支撑点的财政制度。商鞅改革的思路是利用民众利己的本能，固执利导，堵塞除了农业和战争之外的一切获得名利的机会，即所谓利出一孔，“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我自己感慨，现代的消费主义、扎堆要进体制等，不也是另一种利出一孔吗？孔子认为天下动荡、秩序紊乱的原因在于周礼的废弃，所以他极力主张尊周室、敬主君，恢复 “天下有道” 的局面。有人说孔子的政治理想只适合在城邦时代的早期，属于小社会或熟人社会的治理手段，当社会发展到了从城邦往帝国过渡的阶段，孔子的观点如同在时光飞船的流逝中刻了一道痕迹，但 “宝剑” 注定找不回来了。不管怎么说，谁能在新的地缘格局和生产力发展现状之下，提出合理的治理架构，谁就是老大。春秋战国时代诸侯都在遵守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各诸侯国不停地进行较量。如果看待战争及对外关系，是各思想流派争论的一个中心话题。 以商鞅所代表的法家思想所包含的价值取向，毕竟过于严酷。秦亡汉兴的结果，使得汉初统治者逐渐采用儒家价值来柔化法家制度，从而奠定了后世帝国 “明儒暗法” 的基本价值取向以及礼法融合的制度精神。你认为，古代中国是 “早慧” 的文明吗？再追问一句，现代的欧洲是 “早慧” 的文明吗？“早慧” 的国家注定背上现有价值观和既得利益人群这两个沉重的包袱吗？在汉朝的发展中，军功集团的后代仍占有爵位上的优势，但官位已大多掌握在读书人手中。官以任能、爵以赏功。商品自愿交换可以创造社会财富，用主观效用论来解释，物品的价值并不是客观的（一本书对于读书人的效应就要大于用书当柴烧的人）。中国人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再次明白过来这个道理，并勉强达到 “盐铁会议” 上公卿大夫的水平。另外几种创造社会财富的方式包括：劳动分工深化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技术和制度创新造就的生产率提高；“粗放式增长”，即投入足够的原材料、人力、设备后增加的社会财富。每个人都有权使用自己通过正当途径获取的财富，哪怕用于奢侈消费。但古代的当权者是利用强制权力掠夺财富而进行奢侈消费，这样的行为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换实现，也不会动员资源投入生产，底层人民也无法分享到参与商品交换产生的财富机会。所谓 “富人不奢侈，穷人将饿死” 有一个前提，就是存在一个大体遵循自愿交换的市场结构。社会总的资源是有限的，不同领域的活动总会竞争着同一部分有限的资源。那些不能为社会积累未来生产性资本的领域消耗过多的资源（比如奢侈的厚葬文化），从长期来讲，它减少了未来社会性的生产性资本。汉武帝时开始的察举和征辟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人才选拔的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拥有门生帮吏越多的家族，势力就越大，也越能左右人才选拔制度。国家的权力就这样不断的被私人所控制，官僚来源限于少数家族，以君权为形式的公共权力受到了严重威胁。这样看来，袁绍的家族所谓 “四世三公”，虽是袁氏家族的荣耀，更是时代的悲剧。在皇权衰退的末期，郡县制形同虚设，郡县的实际控制人是地方门阀大族。特别是到东汉末年，豪族拥有军队，可以拒绝朝廷委派的官员履任，直至演变为后来的军阀割据。一旦公共秩序崩溃，豪强崛起，社会规则演变为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并不只是一种比喻，其实也是一种写实。这种时候，豪强可以主动选择伤害别人或者避免被伤害，受害最深的依然是平民。隋朝的建立意味着中华文明进入到以 “税地” 财政为主的 “第二帝国” 时代。隋朝的富庶主要原因包括：南北朝时期在制度方面奠定的基础以及自身制度创新；士族豪强势力的瓦解释放出来的人口和土地；有效的行政制度和财富集中与分配的体系。隋代农民的负担不但比北朝要轻，而且也比豪族地主收取的租役要轻得多，这样人户和佃民就会甘心成为国家的齐民。在唐宋之间，士族门阀势力基本上不再存在，中国进入 “平民时代”。在唐朝初年推行均田制的成功是有前提的，首先是战乱导致的人口凋敝、土地荒芜、经济萎靡。但在长期和平的年代，人口与土地资源相对固定，再推行均田制已经不再可能实现。唐朝从租庸调改为两税法（户税、地税），到了宋代，两税法的精神基本落实，不再征发普遍性的力役和兵役。从表面来看，第一帝国亡于内部豪强，第二帝国亡于外部，即蒙古入侵。但更深层看，对外战争的失败只是帝国灭亡的外因，而财政崩溃则是值得关注的内因。“军事失利、理财无方”，是导致南宋灭亡的两个直接原因。第三帝国成功将自己的财政收入建立在土地基础之上，根据田地的面积，以货币的形式来获取自己的主要财政收入。工商业经济只是被视为农业经济活动不可缺少但并不重要的补充，这和来自工商业的财政收入在财政中的地位一样。明清帝国也因此成为工业化之前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第三帝国的财政收入虽然达到了成熟的状态，但仍存在着两个重大问题。一个问题是，由于其制度的拿货和收入的有限，帝国无法有效应对来自外部的挑战，明清的表现皆是如此。另一个问题是，这样的财政制度在其内部存在着种种的紧张关系，这些紧张关系在现有制度下难以解决，成为推动帝国财政进一步变革的内因。特别是，内因的存在将会因外在条件（外在威胁）的诱发，最终促使帝国财政向现代转型。黄仁宇的说法是 “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其他主要王朝像清朝这样几乎完全承袭前朝制度”，相对而言，在坚持帝国制度与原则方面（如在确保皇权独立、防止宦官擅权和朋党之祸等），清王朝比明王朝执行得更为坚决，做得更成功。明代行省一开始没有专属长官，而是民政、司法与军事独立，分别向中央负责。自明中期至清代，巡抚作为一省最高长官的地位基本奠定，从此完成了将省作为正式政府层级的进程。站在国际视角来看，中华帝国是延续的，四夷与中原的冲突与恩怨只是中华帝国内部的家事。明帝国只是简单将草原文明纳入进贡体系内；而到了清朝，由于清政权是由满蒙少数民族联合入主中原而建立起来的，这就在相当程度上为中华帝国缓解了内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矛盾。为了帝国的延续，各王朝统治者也对财政制度不断改革，主要有几个方面：1、正式化非正式产权，承认民众对土地的占有权或使用权，如宋代以后各王朝不立田制，不再实行统一的土地分配制度，而是让土地自由买卖，形成了土地市场，不再抑制兼并。土地兼并在王朝中期已经成为既定事实，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不如干脆承认其合法性，从税制上来变通解决财政问题。2、财政收入方面努力确保正式收入的地位。如加强土地清丈与账册管理，落实 “履亩而税”。同时取消人头税，对工商业则实行一定的保护。3、在财政支出方面强化 “量入为出”，压缩皇室、官吏的开支，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健全再分配性质的支出。如果以上改革效果显著，则财政中兴、王朝中兴；如果改革失败，王朝也会跟着失败。帝国家财型财政越来越不被开化的民众所容忍和接受：帝国家财型财政的首要目标是维持帝国内外秩序，稳定压倒一切；而现代财政制度的首要目标则是尽一切能力促进经济增长，把蛋糕做大。国家最终会成长为权力越来越公共化，统治权力最终为民众掌握，即实现人的自我统治。在财政管理上，财政征收与资金使用透明、公开、公正，并且逐渐由民众所完全认可。至于垄断性国企，会逐渐消失。

内容虽生涩，但对于不同时期的财政发展状态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对于国家在此期间的形态也有区分：目的性和工具性。

啥也不说。看完就知道了

以财政的角度重学一次中国历史，从新的侧面剖析出中国的历史为何是如此走向，给人以醍醐灌顶之感。

本以为是本平平无奇的教科书，没想到是本非常硬核的史论佳作，深入浅出地构建起了中国财政史的发展脉络，不由间引人入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