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历时 289 年，“安史之乱” 发生于 755 年，距 618 年（唐朝建立）137 年后，历经 8 年，成为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拐点，历来是唐史研究的核心议题。本书跳出传统叙事中 “奸佞乱政”“藩镇跋扈” 的单一归因，在梳理动乱进程的同时，更将目光投向唐王朝的内部治理困境。作者通过对开元、天宝年间中枢权力结构的分析，指出玄宗晚年的怠政与李林甫、杨国忠的相继专权，不仅破坏了三省六部制的权力制衡，更使得中央对边镇的管控形同虚设。尤为深刻的是，书中对 “胡将政策” 的辩证思考 —— 李林甫为杜绝边将入相而重用胡将，本是为巩固权位的权宜之计，却意外地为安禄山这样的野心家提供了温床。这一制度设计与现实执行的错位，恰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伏笔。相较于同类著作，本书的另一大特色是对安史之乱后续影响的全景式呈现。作者并未止步于动乱的平定，而是深入探讨了叛乱对唐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冲击：中央权威的衰落与藩镇割据的常态化，均田制的崩溃与两税法的诞生，关陇集团的退场与江南士族的崛起，以及盛唐气象的消散与中唐文学的转型。这些分析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唐王朝衰落的完整图景。当然，本书和很多历史书籍一样，仍过多笔墨于帝国将相的具体人物之间的勾心斗角，未能揭示历史的必然趋势。首先，经过三千年的风风雨雨，生活在中国的人们应当认识到，大一统是这片地理环境的必然选择，因为地理原因，各地资源的调配需要强有力的中央协调。在认可最适合的是大一统的前提下，读者若设身处地站在皇帝的角度，最担心的问题便是如何管束官僚体系。由于皇权不下县，加之帝国国土辽阔，一切治理皆依赖文书，开国皇帝从基层起步，了解底层的各种 “潜规则”，打天下时也培养了用人识人的本领。然而，到了第七代皇帝，已然不知民间疾苦。如此，强相便会专权，官僚体系内部争斗不断，有野心的地方诸侯便会以 “清君侧” 的名义起兵。唐朝实行府兵制，这便是 “安史之乱” 发生的原因之一。此后历朝历代，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皇权始终都在千方百计地管控官僚体系。强势皇帝时期，官员们 “官不聊生”；弱势皇权时期，百姓们 “民不聊生”。历史总是在这种循环平衡中演进。人事斗争很难客观评判，尤其是千百年之后，往往以成败论英雄。历史学者不妨学习西学，老老实实讲述历史当时的人口、生产资料和生产力。此外，中国悠久的历史，往往使叙述时间跨度过长。若以 130 年为跨度概括一个人，最准确的描述应是 “已死之人”。2025 年 #002

历史的分水岭，文明的韧性 ——《安史之乱》阅读沉思录合上这本《安史之乱》，当 “全书已读完” 的字样浮现，屏幕上 “宝应二年（763 年）正月，史朝义自杀” 的日期，已不单是一个冰冷的时间坐标。它像一道深刻的刀疤，刻在大唐盛世的肌体上，也刻在我们民族集体的历史记忆中。这部著作不止于叙述一场持续八年的叛乱，它更像一部精密的历史解剖报告，为我们揭示了帝国由盛转衰的肌理，以及文明在巨大创伤下的惊人韧性。一、盛世的阴影：制度性溃败与人性幽微的合谋安史之乱绝非一次偶然的军事叛乱，它是唐玄宗开元天宝盛世光环下，各种结构性矛盾长期酝酿后的总爆发。本书清晰地勾勒出两条并行的线索：制度朽坏与人性骄纵。府兵制的瓦解、节度使权力的恶性膨胀、中央与地方力量的失衡，构成了叛乱的制度温床。与此同时，玄宗晚年的懈怠、李林甫与杨国忠的权争、以及安禄山个人野心与恐惧的交织，这些人性的弱点与制度的漏洞相互催化，最终点燃了这场几乎吞噬整个帝国的大火。阅读中令人掩卷深思的是，历史的悲剧往往不在于 “坏” 的纯粹，而在于 “好” 的系统中滋生的 “恶”—— 那种在盛世赞歌中，对潜在危机的系统性忽视与麻醉。二、文明的至暗时刻与韧性光芒书中对战争惨状的描述，尤其是睢阳保卫战的血腥与悲壮，让人真切感受到文明面对野蛮冲击时的至暗时刻。长安、洛阳两京陷落，不仅是地理上的失守，更是秩序、礼乐与繁华的象征性崩塌。然而，本书更动人的笔触，在于揭示了黑暗中的光芒。颜真卿兄弟的孤忠、张巡许远的死守、郭子仪李光弼的苦撑，乃至无数无名的士卒与百姓的坚韧，共同构成了文明不灭的底色。安史之乱如同一场残酷的压力测试，检验出的不仅是帝国的军事短板，更是这个文明共同体在价值认同与文化凝聚力上的深厚根基。叛乱可以蹂躏山河，却未能斩断文明的血脉。三、历史的歧路：个人、国家与未知的 “如果” 本书引发的一个永恒历史迷思是 “如果”。如果李林甫不死，能否继续以权术制衡安禄山？如果哥舒翰坚守潼关不出，战局是否会改写？如果马嵬坡没有发生兵变，玄宗与肃宗的权力交接能否平稳？这些 “如果” 没有答案，却深刻揭示了历史进程的偶然性与脆弱性。个人的一个决定（如玄宗对安禄山的盲目信任）、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如哥舒翰中风）、甚至一次偶然的天气，都可能将历史的列车推向另一条完全未知的轨道。这让我们在慨叹命运无常之余，也对身处历史中的个体，多了一份超越成败的悲悯与理解。四、长远的回响：帝国转型与历史的镜子安史之乱真正的终结，不在史朝义自杀的 763 年，而在其留下的、持续影响数百年的 “后遗症”。本书尾声指出，叛乱虽平，但藩镇割据的格局已定，中央权威一去不返，经济重心开始不可逆转地南移，汉唐的开放自信逐渐转向内敛保守。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史之乱是中国帝制时代从中古迈向近世的一个关键分水岭。它留下的教训 —— 关于权力制衡、关于居安思危、关于社会流动与公平 —— 犹如一面冷峻的镜子，不仅映照过去，也值得任何时代、任何组织在鼎盛时期深自镜鉴。结语：在断裂处看见延续读完《安史之乱》，最大的感触或许不是对盛衰无常的唏嘘，而是在文明的巨大断裂处，看到了一种更强大的延续力量。唐朝没有在叛乱中灭亡，中华文明也未曾中断，而是在阵痛中转型、消化、新生。这提醒我们，真正的韧性，不仅在于巅峰时的辉煌，更在于跌入深渊后，那个民族、那种文化所具有的自我修复、反思与再出发的能力。合上书页，“累计读完 124 本” 的记录在侧，而安史之乱这段血与火的历史，已然不再是纸上的文字，它化为一种深沉的回响，让我们在个体的生活与时代的洪流中，多了一份对复杂性的认知，对坚韧的信仰，以及对未来那份审慎而坚定的希望。

翻开历史，安史之乱总是唐朝绕不过去的沉重一页。它像一道深刻的裂痕，将强盛的唐朝与动荡的中晚期截然分开。关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已经很多，而石云涛教授的《安史之乱》却以独特的视角，再一次深入这段往事 —— 不为简单评判，而是想探寻背后的结构性成因，并追踪其后长达两百年的深远影响。作者的写作展现出一种可贵的整合视野。安史之乱不只是一场军事叛乱，而是席卷帝国政治、经济、军事乃至社会心理的 “完美风暴”。这本书没有把历史简化成忠奸对立的故事，而是带读者进入一个多方博弈的现场。书中清晰地指出，关中与关东长期的地域矛盾、均田制瓦解后的财政困境、职业军人阶层的崛起与中央控制的衰落…… 这些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共同构成了叛乱的土壤。就连对战役的分析，也常常越过刀光剑影，直指背后的粮草供应与后勤较量，让人看到 “战争打的也是后勤” 这一现实逻辑。这种政治、军事、经济交织的叙述，让历史更加立体，也让我们更能理解盛世为何脆弱、崩塌为何必然。除了宏观分析，书中对历史细节与人性的还原，也赋予叙述以温度。作者不只于堆砌史料，而是努力 “区分宣传与事实”。比如广平王李俶在收复长安后恳求回纥军不要抢掠的著名故事，作者冷静指出，这一举动可能更多是基于后续攻打洛阳的现实顾虑，未必全然出于爱民之心。这种对历史记载保持警惕、试图剥离后世道德修饰的视角，是本书的亮点之一。它让我们看到，在历史洪流中，无论是帝王、将领还是叛臣，他们的抉择往往是在复杂利害与有限信息中做出的 “无奈之举”，充满现实的算计。历史因此不再是黑白分明的脸谱戏，而是一片充满灰度与不得已的真实世界。本书与其他同类书籍最大的不同，或许在于对安史之乱 “余波” 的深入剖析。作者用大量篇幅说明，这场叛乱并未随着史朝义自缢而真正结束，它开启了一个难以逆转的恶性循环：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边疆危机（尤其是吐蕃崛起）这三大后遗症，像癌细胞一样在帝国体内扩散，彼此加剧，使唐朝陷入 “甩不掉的困境”。中央权威的衰落不是某一战的结果，而是日后一次次妥协、姑息和内斗的累积。通过对魏博镇等河北藩镇的形成，以及鱼朝恩等宦官势力的坐大进行细致梳理，作者清晰呈现出帝国权力如何一步步从中心流失，最终形成 “国中之国” 的局面。这让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安史之乱不仅是大唐国运的转折点，更是中国中古历史的一道制度性分水岭。

#管中窥豹读书计划（第 1928 本）#2025 年读书主题（四）历史 -《安史之乱》（105）大家好！2025 年的管中窥豹读书计划第六年，我们即将揭开 12 个领域、52 个主题的 365 本书籍，日拱一卒，功不唐捐，用一年时间搭建知识体系大厦。今天我们从历史的领域开始，选择的唐末乱世主题书籍进行刷书，第一本是《安史之乱》，一首记载百年帝国风云变幻的历史长诗，细致勾勒大唐时代的危机与变迁。欲破解唐朝风云变幻的迷局，要先解读安史之乱的密码。755 年，一场持续七八年之久的战乱拉开了序幕。从帝国的裂缝到崩塌，是谁姑息养奸、自食其果？是谁将唐朝推入了深渊？是谁抵挡内忧外患、艰难抗战？流血与伤痛、冒险与较量、欲望与宿命，在硝烟散去后，战乱的余波仍然在唐朝社会久久荡漾。本书以崭新视角解读安史之乱前因后果，解读大唐兴衰之路。2、精彩内容：①危机降临玄宗是唐朝第七位皇帝，在他之前有高祖、太宗、高宗、武后、中宗、睿宗。“天宝” 是玄宗的第三个年号，玄宗在位期间曾用过三个年号，第一个是 “先天”，只用了一年零四个月，就改为 “开元”，意思是一个新纪元的开端。“开元” 的年号用到第三十个年头，即公元 742 年，阴历十一月，改为 “天宝”。之所以改年号为 “天宝”，玄宗说是因为 “玄元皇帝天宝锡（赐）庆”。玄元皇帝即老子李耳，唐朝皇帝认李耳为祖先，把他封为玄元皇帝。据说，隋朝末年，李耳曾降下灵符，说李氏该称帝治天下，李渊、李世民正应了这道灵符。开元二十九年（741 年）正月，据玄宗说，他梦见了老子，“老子告我以无疆之体”“表我以非常之庆”（《玄元皇帝临降制》）。老子还告诉玄宗：“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汝遣人求之，吾当与汝兴庆宫相见” 玄宗改年为载，实际上是自许自己的治下已经是尧舜的时代，已经是 “风俗淳”— 政治清明的年代。我们知道，开元年间是中国古代少有的太平盛世，天宝三载呢，盛世的余晖还普照大地，正是玄宗自鸣得意的时候。因此这一字之改，显露出玄宗自足的心态。这种心态对保持盛世的局面非常不利，他骄傲了，历史便毫不留情地给了他应有的教训。安禄山发动的军事叛乱，把他的尧舜梦击得粉碎。②安史之乱安禄山命范阳节度副使贾循驻守范阳，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驻守平卢，别将高秀岩驻守大同军，其余诸将皆各自率军连夜出发，兵锋直指东都洛阳。安禄山乘铁甲车，率步骑精锐 15 万人马南下，号称 20 万，烟尘千里，鼓噪动地。其时海内承平日久，百姓百余年不识兵革，忽闻范阳兵起，远近震动，群情骇惧。河北皆安禄山管辖，所过州县，望风瓦解。郡守、县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乱军擒戮，没有能抗拒的。造成大唐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就这样爆发了。安禄山的出身与后来安史之乱的发生是有关系的。首先，一个出身胡族混合血统的人，从小没有受过正统的教育和儒学经典的熏陶，本身缺乏忠君爱国观念是肯定的。这种出身也使安禄山比较容易了解胡人习性，知道如何笼络他们，让他们为自己卖命。其次，粟特人善于经商，又长于战斗。安禄山发动叛乱，一开始就很注意通过贩贸聚财，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粟特人不能以经商生存时，打仗也成为他们谋生的手段。自从做了两个大军区的司令员，又身兼御史大夫的高贵身份，安禄山更有条件向玄宗献媚取宠，“每岁献俘虏、牛羊、驼马，不绝于路，珍禽奇兽、珠宝异物贡无虚月，所过郡县，疲于递运，人不聊生”（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在一个人的命运不是掌握在众人之手，而是掌握在一人之手时，那么他只需讨好这一个人，甚至牺牲众人以博得一人的欢心就够了。③九龄罢相唐朝政局的变化，从开元末年起，越来越有利于安禄山发动叛乱。换句话说，安禄山善于投机，唐王朝的确也有 “机” 可投。实际上，唐王朝并不是没有避免战乱发生的机会和可能性，可惜都一次次地错过了。张九龄，韶州曲江人，所以后人称他为张曲江。这人幼年聪明异常，善于写文章。后来考中进士，任秘书省校书郎。校书郎级别虽低，却是文士们踏上仕途的最佳起点，历来是文士们孜孜以求的官职，特别是进士及第者，一开始往往先任这种文职。唐玄宗为太子时，让天下推举富有文采的人到长安，玄宗亲自进行面试。这时玄宗已实际执政。已经担任了校书郎的张九龄参加了这次选拔，在回答玄宗提出的有关解决国家政治中存在问题的对策中，他的答卷特别令玄宗满意，得到了高分，他也立刻被任命为右拾遗。人的性格中潜在的难以改变的方面，我们通常称之为本性，而且大家都知道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张九龄属于急切性格的人，对自己要求甚高，对别人的期望值也不低；他感觉敏锐，有先见之明，而对私人关系间的微妙复杂却表现迟钝；他过于正直，过于投入，对待人生全力以赴；有胆量，又具有出类拔萃的活动能力；由于抱着正直、主观的态度与对方交手，偶尔会尝到苦头，人际关系紧张。

最直观的感受是：安史之乱像一把手术刀，划开了大唐盛世的皮囊，露出了内里早已存在的病灶。而这些病灶，后来成了拖垮帝国的慢性病。“唐王朝像大病一场，肌体处处衰竭”，搜索里提到天宝十三载还有 5200 多万人口，战乱后却 “人口锐减、经济基础破坏”，这种数字和文字的双重冲击很强烈。想起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再对比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今昔对比里全是普通人的血泪啊。  安禄山、安庆绪、史思明、史朝义…… 叛乱者全死于自己人之手，儿子杀父亲、部下杀头领，像个恶性循环的诅咒。这让我想到 “存在决定意识”—— 当权力失去约束，野心就会变成吞噬亲情的猛兽，哪怕是父子也不例外。  明明张九龄早就察觉 “天下大乱的萌芽”，玄宗却因为 “听多了奉承” 而自以为是；李林甫精于行政却无政治家的格局，为安禄山铺路…… 这些细节里藏着最扎心的教训：再精明的制度，也扛不住掌权者的 “选择性失明”。“许多事本可以化险为夷”，但人性的傲慢和制度的漏洞，让小隐患长成了大灾难。  藩镇林立、宦官专权、人口流失…… 这些战乱后冒出来的问题，像慢性病一样拖了唐朝 144 年。后遗症发展为不治之症，再也没恢复开元盛世。原来历史的崩塌很少是 “突然死亡”，更多是 “慢性衰竭”—— 安史之乱只是按下了加速键，而病根，早在盛世时就埋下了。  合上书页会忍不住想：如果玄宗晚年没有沉迷享乐，如果李林甫有政治家的格局，如果那些预警被真正重视…… 但历史没有如果。或许这就是读史的意义吧：从 “盛世如何崩塌” 里，学会警惕那些藏在繁华里的 “病灶”。

李泌以 "太上皇裁决" 为盾牌，巧妙化解肃宗立储困境。他既维护了肃宗孝道形象，又避免了广平王与建宁王的权力内耗，在平叛关键时刻保全了唐朝权力结构的稳定。这种以退为进的政治智慧，正是唐朝虽处乱世却 "虽败不亡" 的关键所在。

玄宗作《玄元皇帝临降制》颁示天下，把他梦见玄元皇帝，玄元皇帝赐给他圣像的神话宣告天下。这一下热闹了。皇帝分明在造假嘛，于是引起全国各地跟着造假。造什么假呢？造 “天宝” 或 “道宝”— 灵符之类。当年正月，陈王府参军（唐代一般为七品或八品级别）田同秀就声称在京城永昌街宫中也见到了玄元皇帝，玄元皇帝要他传话给玄宗，说赐给玄宗八个字：“天下太平，圣寿无疆。” 这个小小的芝麻官平日里哪有机会见皇上啊，现在玄宗亲自接见他，因为他要传达玄元皇帝的金言，那就像圣旨一样啊。田同秀又说：“桃林县故关令尹喜宅傍有灵宝符。” 尹喜，就是据说当年老子出函谷关，那位负责守关事务的人。玄宗赶快派人去找，果然又找到了灵宝符，玄宗命改桃林县为灵宝县，并作《灵符铭》，刻在石碑上，竖在发现灵符的地方以作纪念，并且大赦天下。河南省灵宝县就是这样得名的。

安史之乱是大家所公认的唐朝兴衰转折点，之前和之后唐王朝完全是不同的存在，越折腾越强和死亡螺旋。本书又将这段历史向大家叙述了一遍，许多关于唐代历史的书籍也或粗或细地写过，对此并不陌生，作者写得也中规中矩，作为了解 “安史之乱” 的普及读物，未尝不可。

太碎太乱了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 年）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反于范阳。十二月，高仙芝统兵东征，封常清武牢兵败；十二日，叛军陷洛阳。肃宗至德元载（756 年）正月，安禄山洛阳称帝。六月七日，哥舒翰兵败灵宝，潼关失守。十四日，马嵬坡兵变。七月十二日，肃宗即位于灵武。十月二十日，陈涛斜兵败。至德二载（757 年）正月，安禄山遇弑，安庆绪自立为帝。二月，李璘兵败。四月，任命郭子仪为天下兵马副元帅。九月二十八日，唐军收复长安。十月十八日，唐军收复洛阳。乾元元年（758 年，）六月，史思明复叛。十月，唐军九节度使围攻邺城。乾元二年（759 年）三月，邺城之战，唐军败北。史思明杀安庆绪，自立为帝。七月，任命李光弼为朔方节度使、天下兵马副元帅。八月，史思明率军南下，河阳激战。上元元年（760 年）十二月，刘展之乱。上元二年（761 年）二月，李光弼邙山兵败。三月，史思明遇弑，史朝义自立为帝。宝应元年（762 年）唐以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元帅，会回纥兵收复洛阳。宝应二年（763 年，代宗广德元年）正月，官军收河南河北；十日，史朝义自杀。

安史之乱后，唐已非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