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尽头是政治学，似乎有些道理，前者负责把蛋糕做大，后者负责分蛋糕。在蛋糕做大做强的过程中也逐渐出现了分配严重的不平衡问题，而在未来这一现象可能还会加剧。也就是说，随着科技的发展，算法的力量会让当下的贫富差距再次拉大，要是在结合上《21 世纪资本论》里提及到的资本增长速度进一步助力，情况必将更为恶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当下我们所生活的数字世界里系统日益强大，技术日益综合，社会日益量化。毫不客气的说其已经入侵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不管是物质世界还是精神世界。一个人想要脱离这个生活不再是不用手机就可以解决的，无所不在的数字设备和技术加持，让每一个人都难以逃脱，所以想要在未来世界生存下去就必须对此有一定深刻和清醒的认识。 《算法的力量》（FuturePolitics : Living Together in a World Transformed by Tech）一书作者从未来的权力、自由、民主和正义等方面为我们展现了我们将要面对的政治生活，其中不少已经在当下初见端倪，人们也做了不少的努力和尝试。 算法的主导力量目前为止主要来自于企业，尤其是一些跨国科技巨头，虽然仍被冠以企业的名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所具备的能量早已超越自身，左右着不少地区和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民生，影响着无数人的生活和工作。作者指出这些企业存在的一大问题在于其是为了股东利益所服务，所以开展的行为大多都是围绕其经济效益。作者建议政府应该尽早参与其中发挥作用，以避免为了经济效益，而牺牲了太多重要的社会效益。特别是面对这些科技巨头过去和当下已造成的危害，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当然过于依赖政府就和依赖科技公司一样，也会出现问题，不过不得不忽视的是作为国家代表的政府组织应该适当增加权力，以加强对于科技公司的监管，从而让这两股重要的力量可以在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上不会出现重大偏差，保证每一个个体应有的权益。 当科技革命发生之初，我们会感慨到其对于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甚至为之欢呼雀跃。不过随着其发展至今，我们更能意识到这一切对于经济和政治等我们生活中各方面的颠覆，并催生出新的物种，打造出另一套游戏规则，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步入了一个和过往完全不同的世界。相比之下，政府的发展速度就显得滞后，在对科技和算法的监管上更是显得乏力，面对由此而来的新挑战和广大民众利益的损害行动上更需要跟上步伐。与此同时每一个公民应该更新自己的观念和认知，以便于跟上未来的发展变化，捍卫属于自己的重要权利。不妨从这本书开始，进行一场严肃认真的思考，迎接一场思想上的洗礼。

数字技术的革命是否会带来人类政治社会的革命，答案几乎是肯定的，但很难预估其方式。正如萨斯坎德提醒我们的那样：“如今最重要的革命不是在哲学系里发生的，甚至没有发生在议会和广场上，而是在实验室、研究机构、科技公司和数据中心里默默上演。” 至于在政治学词典中最重要的 “权力”“民主”“平等”“自由” 等概念，数字技术的作用也早已渗透其中，改变着概念的传统语境。譬如，在与人类的互动过程中，它们将通过定义人类可以做 / 不可以做的事情来做到监控人类，通过控制人类对外界的感知来向人类施加权力。

献给疯狂者、不合群者、反叛者、麻烦制造者，方枘里的圆凿们…… 那些以与众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的人，他们不喜欢规则，他们厌恶墨守成规。他们拒绝向现状致敬。你可以赞美他们，引用他们，反对他们，质疑他们，颂扬或是诋毁他们，但唯独不能漠视他们。因为，为事物带来变化的也正是他们。是他们推动着人类的进步。或许他们是别人眼中的疯子，却是我们眼中的天才。因为，疯狂到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的人，就是真正改变世界的人。

未来人工智能发展对生活的影响的一家之言，但对我们的当下有些指导。

首先作者在正义的章节展开讲的全是公平公正，我认为这是两个概念。其次围绕本书贯穿始终的政治其实翻译成社会制度建设更合适一些，而相对数字化未来提出的若干解决方案偏书面化，和这些相抵触的才是政治本身，即各方面的利益权衡。

读高中的时候，我把同学分成两类，一种叫 “数学好的”，一种叫 “数学不好的”。前一类高中上理科班，大学选的专业统称 “×× 科学”“×× 技术”，或是 “×× 科学与技术”；后一类高中上文科班，大学选的专业一般是文史哲或外语；还有一个中间地带叫经济、金融类专业，“含数量” 适中，发展前景广阔，文理科生都能报。我把第一类同学统称 “搞技术的”，在我心目中地位最为崇高。结果大学毕业时发现，这三类人中都有相当一部分去报考公务员，付出艰苦努力考上的同学，在我心中有了个新名字：“搞政治的”。我搞不了技术也搞不了政治，只喜欢读各种人文社科类书籍，所以研究生读了古代文学，觉得当个 “搞文化的” 也不错；毕业时赶上互联网大厂风头正起，于是在互联网公司搞起学术文化类内容来。当然，技术、政治、文化从来都不是职业的分野，它们是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元件，不管是搞技术、搞政治还是搞文化，人们都是生活在由它们相互组装、相互渗透的社会之中。在互联网公司，技术类人才是绝对主流，“历史学家的技艺” 似已变成屠龙之术。身处 “中心与边缘” 的涡旋之中，我经常会思考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代表技术力量的科技公司和其他市场主体及生活于其间的 “大众” 之间的互动关系，人文精神与工具理性今后将以何种形式共处。三年前，国内人文社科领域对技术的关注基本还集中在传统技术伦理、人工智能的挑战等问题上，而技术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平台型企业的特殊地位等问题还未得到充分讨论；于是，在 2019 年秋天接到 “理想国” 同仁发来的翻译邀约时，我大致一翻便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项工作。从学术的角度来评判，作者杰米・萨斯坎德的研究不能算作精深，但却有着敏锐的问题意识和宏观思考：用政治学理论来检视技术与政治之间的互动，从中抽取了国家和科技巨头两个实体进行分析，无疑是富有先见之明的。2020 年新冠疫情发生，许多人居家隔离时，我正在进行本书的翻译，内心感慨不已：全世界范围的 “数字生活世界” 竟这样提前到来了。然而，技术与政治的博弈关系，并不是到今天才显现；是否应该用机器取代人工，在维多利亚时代就是议会辩论的主要议题。如今，数字技术的权重逐渐取代了以电力为代表的工业技术，成为舞台的中心角色。若想增强对该问题的代入感，不如以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作为西方从工业革命到 “第四次科技革命” 的缩影，以便我们从个人经验的角度回溯对 “技术” 和 “政治” 的认识：在 “千禧一代”（80 后也算）的词典里，“技术” 从来都是作为褒义词而存在。“科学” 与 “技术” 密不可分，常常连用为 “科技” 一词，在作文考试中频频露脸：“如今，科技已经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微波炉、洗衣机等家用电器让我们的生活更便利；电视机、互联网将世界连在一起……” 就连参加大学英语四六级作文考试时，“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更是 “包治百病” 的万能模板。支持 “科技发展” 成为全世界范围内通行的 “政治正确”。它代表先进生产力，人们作为科技进步的旁观者，享受其带来的便利生活。我们把 19 世纪英国怒砸纺织机的卢德主义者看作 “拉历史倒车” 的弃民；我们从卓别林的电影《城市之光》中发现机器对人的异化，从 20 世纪西方哲学理论中得知这叫 “现代性的迷惘”。我们似乎能够体会到工业技术、城市文明、资本主义与人性和自然之间的冲突，但还总归还是把它们归为文学或哲学的思考，留在哲学课堂上和读书笔记中，技术本身的正面词性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动摇。观念的变化总是悄无声息，跨入新世纪，“数字技术” 逐渐在 “技术” 一词的使用语境中获得主导地位。从世纪初的门户网站争霸，互联网新锐大佬成为创业英雄，到第一个十年兴起的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 +” 创业风潮…… 在大工业时代逐渐暗淡的时刻，数字技术与互联网相连，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朝阳产业。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后，在政策的鼓励下，APP 蜂起，无数互联网创业者自带光环；这个时代的精英人物依然聚集在咖啡馆，只不过不再是穿着风衣或高领毛衣在巴黎左岸咖啡馆中高谈阔论的哲学家和文学家，而是在中关村创业大街 3W 咖啡馆寻找 “风口” 的极客们。互联网 “大厂” 成为新时代毕业生的向往之所。互联网的匿名化、去中心化使在社交网络上发表言论的人们感受到了 “广场” 式民主的平等气氛。网络技术代表着一种冲破旧时代桎梏和牢笼的力量，似乎已从物质和精神上给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完成了启蒙，赋予他们对美好未来的信心。直到这时，技术在人们心目中仍是一种 “工具性的存在”，它存在的意义在于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便利。近些年，我们才真正感受到数字技术在服务以外的变化：智能手机上的资讯类 App 给你推荐的内容总是符合你的口味，电商平台上的同一商品在你和家人面前呈现出不同的价格，你跟朋友聊起想吃火锅，外卖 App 似乎跟你心有灵犀，一打开就给你推荐了火锅店家，明明只是给某家公司投递了简历，却收到若干对你了如指掌的猎头电话…… 不知不觉地，我们发现自己的感知被无形地控制在推荐算法织就的 “信息茧房” 之中，我们不经意间产生的个人信息，竟成了为独角兽企业 “赋能” 的 “大数据”。AlphaGo 在古老的围棋项目上先后打败李世石和柯洁，在你还在感叹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智能的威力时，AI 换脸已经在暗处摩拳擦掌，稍加不慎就可能遭受无差别攻击…… 疫情后，人们对平台型产品的依赖变得更深，同时也开始关注技术进步下的人的困境：2020 年的一篇充满社会学意味的 “爆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揭示了算法驱动下的劳动力 “内卷” 的现实和机理，击倒了手机前自称 “社畜” 的打工人们。技术曾经带来了人类的启蒙，如今却又让人类陷入蒙昧。现在，让我们将考察的比例尺放大，把视线从个人化的经验上升到人类历史的维度。用社会科学的主流理论来概括，人类现代化的过程，正是马克斯・韦伯称为 “祛魅” 的过程，即在现代社会，用理性的观察代替魔法和迷信来解释社会现象，去掉其神秘性的过程。而如萨斯坎德所说，我们这代人，很有可能是体验了与 “祛魅” 相反过程的第一代：算法社会逐渐攫取控制权，让世界在我们绝大多数人面前再次神秘化。这可不是弗洛伊德的 “精神分析学” 那样强调人类难以理解的神秘体验；具有超凡力量的复杂技术之先进，对普通人来说堪比施展魔法。世界的 “再神秘化” 早已在我们的生活与决策中有所表征。理解算法是有门槛的，不懂这种代码语言的人或将成为新时代的 “文盲”：代码将会像汉语、英语一样，成为一种区分人群知识水平的文字。如今，北上广深幼儿园的孩子都被家长送去 stem 班，北京小学生用 python 处理的数据分析报告上交家庭作业，因为代码是 “面向未来的语言”。家长们用朴素的 “鸡娃” 热情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虽然他们可能并不能意识到这背后更为深刻的逻辑：代码获得了高于其他 “技术” 的价值序列和应用范围。今后人们可能不再以 “搞技术 / 政治 / 文化” 来相互区分，“懂不懂代码” 或许将成为新的人群区分标准。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在机器学习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后，如今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算法的自我迭代日新月异，对一般算法工程师来说已属 “黑箱”；若人脑内不植入芯片，想要追上机器学习的速度自然是天方夜谭。最后，真正掌握算法的，也许只有抽象的科技巨头和国家机器。数字技术的革命是否会带来人类政治社会的革命，答案几乎是肯定的，但很难预估其方式。正如萨斯坎德提醒我们的那样：“如今最重要的革命不是在哲学系里发生的，甚至没有发生在议会和广场上，而是在实验室、研究机构、科技公司和数据中心里默默上演。” 至于在政治学词典中最重要的 “权力”“民主”“平等”“自由” 等概念，数字技术的作用也早已渗透其中，改变着概念的传统语境。譬如，在与人类的互动过程中，它们将通过定义人类可以做 / 不可以做的事情来做到监控人类，通过控制人类对外界的感知来向人类施加权力。福柯在著名的《规训与惩罚》中对比了古典时期严酷刑罚和现代监狱管理所代表的不同管理逻辑，虽然一个倾向于对犯罪行为的公开警示，一个倾向于对社会成员的规训与教化，但并未改变国家暴力机关作为外在因素减少犯罪的本质功能。然而，在数字社会中，情况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于无所不在的数字监控手段，想要避免留下作案痕迹几乎变得不可能，想想近几年在 AI 技术运用到公安系统后，有多少改名换姓数十载的在逃犯被擒拿归案。此外，萨斯坎德还在书中指出了对福柯理论更具革命性的发展：“道德自动化” 将在不远的将来实现。未来，社会管理很可能不用费太多心思在对社会成员的道德规训上，而可以通过技术手段直接 “阻止” 可能的犯罪。从古典时期的警示震慑式管理，到现代社会的规训教化式管理，再到未来数字生活世界直接杜绝犯罪可能性，惩罚的必然性逐渐代替惩罚的强度，成为社会管理的有效手段。未来社会的人，想做坏事是极其困难的，基本上连 “犯罪” 的自由都被剥夺了。在萨斯坎德看来，对数字技术时代政治的想象，早应该跳出奥威尔式的文学框架，政治学理论家应该承担起想象未来的责任：“政治理论家有责任去探索我们曾经拥有的智慧，在这个被修改得面目全非的世界中，是否仍然有意义；不时地测试已有的政治词汇 —— 这些为了解释和理解世界而发展的概念 —— 是否完成了解释和为世界制定规则的任务，是否会成为‘思想的镣铐’，使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更加晦暗不明。在很大程度上，这就是政治理论的作用。” 那么，除了 “哲人工程师” 和理论家外，普通人还有能力想象未来吗？个人捍卫自由的努力是否必然徒劳无功？本人对萨斯坎德写作本书的意图报以 “了解之同情”，在对未来的预测上，希望更多的人能像政治学理论家一样去思考。无论如何，在人类的大脑被植入芯片之前，个体层面的思考或许还是自由的。遇到不得其解的现象和问题时，萨斯坎德的方法或许值得一试：去《旧制度与大革命》里拜访托克维尔，看看他对技术推动直接民主的思想有何看法；或去《资本论》里问问马克思，他的理论可以如何应用于解决人工智能系统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问题？无论面对着本书的你，现在是搞技术、搞政治还是搞文化的，如果你对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依然抱有深情，“未来的世界” 都需要你的

本书的算法可以理解为技术的进步，我们经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发了化石能源和电能。接下来的算法会对我们的方方面面带来影响吗？我的答案是 “一定会”。

智能时代已经到来，希望人类还能掌握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