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三国时代只有短短六十年左右的时间，却是灿如流星般的存在。这一时期 “既有大震动、大改组、大破坏，也意味着风卷残云、摧枯拉朽，其间有血泪、痛苦、死亡；也有激情和理想”，不仅涌现出了曹操、刘备、诸葛亮、司马懿等熠熠生辉的历史人物，还发生了赤壁之战、草船借箭、夷陵之战、空城计等后世口口相传的或真实或虚构的历史事件。喧嚣过后，三国很快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但后人却持续回望这个时代，在《三国志》《三国演义》等一系列经典文本的重塑下演绎出了丰富变幻的 “神话” 与 “传奇”。时至今日，关于三国的影视剧、通俗小说等仍然层出不穷，但这些衍生作品基本上都有长于娱乐、失于专业的缺陷（考虑到面对商业市场，倒也可以理解）。从另一方面来讲，学术市场上也诞生了不少专业严肃的史学著作，这些著作大量引用原始资料，认真分析，严谨论证，很大程度上还原了三国历史的本来面貌，《大汉帝国在巴蜀》也属其中一部。不同于其他多数三国通史著作，作者饶胜文教授将其研究视野进一步缩限为蜀汉政权，讲述了蜀汉政权的 “振扬与沉坠”。蜀汉政权最为核心的两个人物自然是刘备与诸葛亮，因此这本书也是以这一君一臣为核心主线，串联起整个蜀汉政权的发展、兴盛与衰落。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智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社会生活隐没，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一个超越世界，或者流于个人之间直接关系上的一种博爱。” 韦伯既已断言这是时代的宿命，那么，置身其中，又当何为？年轻的时候，遇到类似的问题，可能会带着那个年龄才有的无知之勇，脱口而出庄子的那句话 ——“外化而内不化”。及今想来，当内与外明显存在张力，要想不让这种张力影响自己的内心，如何在内外、得失之间取舍，会是毕生勘验的一场修炼。从我北阳台的东窗，可以遥望一座不那么知名的山，山形颇似保罗・塞尚的圣维克多山。年年岁岁，四季轮转，它都与我朝夕晤对。冬日的白雪装点过它的容颜，北方的春天就算姗姗来迟，披挂一新后，满山的绿意与生机，也总令人怦然心动。秋日的落晖里，它最显妩媚。最摄人心魂的却是拂晓时分。它坐隐于沉沉夜霭之中，破晓之际，岩浆般的暗红色从凝重的黑暗里慢慢渗出，像是刚从荒野走来。当光明挣破黑暗，飒然亮起，拉开东方清亮而纯净的天幕，衬托它年年如斯的身影，凛然而圣洁。塞尚一生无数次画过圣维克多山。在他毕生的攀登里，一次次拿自己的境界与技艺受其校阅，以期用画笔探触世界的本原和艺术的真谛。对于塞尚，圣维克多不啻是一座圣山。在韦伯所说的这个祛魅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有一座心中的圣山。当你以自己的志业与之朝夕晤对，它就是你凝望相守的圣山。

兼具学术性和趣味性的三国史著，以蜀汉政权的兴衰脉络为主线，用流畅的笔触激活那段历史，再现于风起云涌中建立的蜀国。以政治和军事策略的背离为轴，对蜀汉的命运做出精彩分析，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围绕天命、合法性与政治兴亡这一主题做了通透的论述，对一些争议性的问题 —— 诸如衣带诏的真伪、《隆中对》的得失、襄阳之战的明暗折冲、夷陵之战的败因、永安托孤的迷思、孙刘联盟的政治问题、诸葛亮北伐的战略检讨等 —— 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本书自出版以来一直受到历史读者的喜爱，此次修订版除了在行文上更形精炼，对李严案、姜维复国之谋等细节也作了补充性的分析。

每日一书：《大汉帝国在巴蜀》。蜀汉政权中两个最重要人物（刘备和诸葛亮）的死似乎也具有了象征意味。一个象征着这个政权的局限，一个则象征着局限中的努力。西望益州，那是 “高祖因之以成帝业” 的地方。刘备自己在那里建立起了一个政权，这个政权也叫汉；东望荆州，那是他与孙权联手破敌又几度争夺的地方。他称帝后的第一个重大举措便是走过白帝城，去争夺荆州，铩羽而归后就一直困在那里。于是，这个地方似乎成了两种事业的分界点：一种是走向更加光大的帝业，一种是走向偏居一隅的霸业。刘备和诸葛亮，在这个政权建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其活动都不在蜀地，其死也都不在蜀地。他们分别死在了巴蜀通往外部的两个不同的方向。蜀汉政权中这两个最重要人物的死似乎也具有了象征意味。一个象征着这个政权的局限，一个则象征着局限中的努力。从这两个象征的联系中，我们基本上可以剖析出蜀汉政治的核心问题。刘备，一个出生在那个时代中国版图东北角的人，一生奋斗，屡经挫折，千里辗转，最后终于在中国版图的西南角上占得一块地盘，建立政权，这个政权声称代表汉室。当他遗恨死去时，这个疲弊的政权正处在危急存亡的困境之中。这是刘备一生事业的几个阶段。在青徐，他崭露头角，获得英雄之名；在荆州，他与孙权结盟挫败曹操，遏制了曹操一统天下的势头；在益州，他取得巴蜀、汉中，建立政权。刘备领徐州刺史，意味着他从一个依附于人的部属，在短短四年的时间里，就跻身于关东群雄之列。刘备跟曹操的合作，令他策名于汉廷，也令他的英雄之名，经由许昌这个政治中心而获得全局性的影响。这十年里，刘备从一个依附于人的部属，成就了英雄之名。他游走于关东的几大诸侯处，都备受敬重。在陶谦处，陶谦以 “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托以安州；在曹操处，曹操以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相推许；投袁绍处，袁绍亲出邺城二百里相迎；投刘表处，刘表自出郊迎而待以上宾之礼。这样的身姿，在汉末的群雄中，尚未有第二人。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英雄呢？他曾跟公孙瓒站在一起对抗袁绍，曾跟陶谦站在一起对抗曹操，曾跟曹操站在一起对抗袁术，又曾跟袁绍站在一起对抗曹操。以英雄之姿，游身于如此之多复杂而对立的关系中间，在汉末的群雄中，也未有第二人。刘备虽然成就了英雄之名，但其生平事业的定位远未清晰。当他来到南方时，人马零落，无用武之地，只有空空的一个英雄之名。他需要找到未来的方向，也需要找到事业的主题。批评《隆中对》的人据此推出这样的结论：“跨有荆益” 与 “结好孙权” 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既然这一矛盾不可调和，那么，当初诸葛亮设想既要 “跨有荆益” 又要 “结好孙权” 就不现实。设想整个长江一线形成一种大势，以对抗北方的强敌，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南方有眼光的战略家们的一种共见。这种设想得以提出的大背景，是长江流域在中国地理大势中的地位开始上升。但是，在典型的南北对峙出现之前，即能够将整个长江一线的地利纳入一种整体的战略构想之中，却有赖于一种开阔的战略眼光。稍早前，鲁肃对孙权笼统地提到 “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赤壁之战后，周瑜曾提出过一个比较具体的设想。他想西取益州，北并张鲁，再回过头来进据襄阳，以蹙曹操，同样也是试图将益、荆、扬三州连缀成一种完整的大势。所不同的是，周瑜是设想江东单独掌控这一大势，诸葛亮则是设想通过联盟来形成这一大势。刘备的作为让孙权对联盟的意义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当刘备从联盟中极大地受益时，孙权却既未从联盟中进一步受益，也未从联盟中感到安全。联盟互动的历史，让孙权对刘备从信任变得不信任，进而感到其威胁。概而言之，在外部环境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孙权从积极对待联盟，转变为决心背盟，刘备本人不能辞其咎。孙刘政治关系走向破裂，始于刘备取益州。刘备拒绝了孙权联合取益州的提议，后又应刘璋之邀，率兵入川，帮助刘璋讨张鲁。二人同为 “宗室肺腑”，当面是 “相见甚欢”，可是刘备转身便袭而取之，完全不像是一个 “欲信大义于天下” 者的所作所为。刘备取益州的方式，既伤害了他声称的匡辅汉室的政治信用，也伤害了他与孙权联盟间的政治信用。它导致了孙刘关系的质变，也导致巴蜀本土士民对刘备集团的消极态度。这一态度甚至关系到蜀汉的国运。孙刘政治关系破裂，“跨有荆益” 的结构才发生断裂。曹操为造魏走了三大步，每一步都循着相似的节奏。第一步复丞相，第二步封魏公，第三步封魏王，最后由他的儿子完成禅让。在他走出每一步的前后，都伴随有大规模的征讨，都伴随有诛杀名臣的重大政治案件。曹操复丞相而征荆州，诛杀孔融；封魏公而征孙权，迫死荀彧；称魏王而征张鲁，冤死崔琰。杀名臣旨在清除政治障碍，借以震慑潜在的反对者；大规模的征讨则旨在建大功以移天下视听，也为权力升格做铺垫。张纮以齐桓、晋文匡辅周室的霸业为参照，建议孙策将开拓江东的事业定位为乃父孙坚讨董伐逆的勋业的继续，是匡辅王室的桓文之业。开拓江东，兼并荆、扬，诛除群秽，匡辅汉室。这一定位主旨是切割跟逆臣袁术的关系，重建跟汉廷的政治关系。“匡辅汉室”，既是在赋予这一事业以正当性，同时也是将这一事业与淮泗、与中原、与整个天下联系在一起，这对于那些非江东的淮泗士人来说才有吸引力。孙策在开拓江东六郡的过程中，驱逐汉廷在江东的官吏，大杀江东英豪，加剧了江东大族对孙氏的疑虑和敌意，“深险之地，犹未尽从” 反映出这一情势；流寓江东的北方士人也因为孙策的死而出现波动，甚至连鲁肃都已打算北还。对于刚刚接过江东六郡的孙权来说，要想保住草创的江东基业，继续赢得北来人士的支持尤其重要。周瑜以破曹、擒曹为目标的攻势型军事战略，与他成就江东新的帝业这样进取性的政治目标是一致的。其雄心勃勃的战略驱动力来自其雄心勃勃的政治目标。荆州的开拓意味着江东帝业的开拓。在张松、法正设下的这个双重布局中，益州的士民们看到的是，刘备入蜀将帮他们讨伐汉中的张鲁；刘璋看到的是，他在益州的地位将得到巩固；张松、法正看到的是，益州将迎来一个新的主人。千年后，一个叫洪迈的人在读书笔记中写道：“刘璋开门延刘备，坐失益州。” 他拿此事与韩馥举冀州以迎袁绍做类比，并感叹道：“孰谓玄德之长者而忍为此邪！” 张存说庞统 “违大雅之义”，意指庞统帮刘备决策时的种种谋划，有失光明正大。此评可谓切中要点。刘备以 “杀身成仁” 为庞统辩护，就像他把自己攻刘璋之举比作武王伐纣一样，实在是不知所云。刘备刚刚得到益州，荆州就爆发一场危机。孙权派吕蒙率军两万占领了长沙、桂阳、零陵三郡。刘备闻讯，引兵五万从益州赶回公安，派关羽复争三郡。孙权又派鲁肃率万人进屯益阳，孙权本人进驻陆口，为诸军节度。双方剑拔弩张，冲突一触即发。刘备在给儿子取名时倒也确实有所寓意。他先收得养子，取名为封；后得子嗣，取名为禅，两个儿子的名字连贯起来，就是封禅。刘备托付的重点，不是强调复兴汉室的目标必须完成，而是北伐讨贼的事业必须开展。他实际上是在交代自己身后的政治路线。因为北伐讨贼的事业，攸关蜀汉当前的内外危机，攸关蜀汉的盛衰与存亡。蜀汉十万大军要携带粮草、辎重穿越数百里秦岭谷道，困难可想而知。秦陇地理形势对蜀军交通的制约，构成蜀汉在战略上最致命的一大软肋。作为 “训章明法”，诸葛亮戮马谡以谢众，斩将军张休、李盛，夺将军黄袭等兵；免向朗丞相长史之职，贬赵云为镇军将军。通过 “减兵省将，明罚思过”，蜀军 “厉兵讲武”，“戎士简练”。日后蜀军作战，再未出现崩溃的情形。虽然屡以粮尽退兵，但都能作有序的撤退，还以伏击挫败追兵。从陈仓撤军时，射杀魏将王双；从上邽撤军时，射杀魏将张郃；就算是诸葛亮本人病逝于疆场，蜀军也未因危疑而慌乱，尚能上演一幕 “死诸葛走生仲达”。蜀汉退军后，司马懿案行其营垒，见其规矩法度，感叹 “天下奇才也！” 五十年前，以刘璋之暗弱，雒城还坚守了一年多，及至刘璋投降，成都城中 “吏民咸欲死战”。如今，成都的府库里，“米四十余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余物称此”。邓艾不过率万余人偷袭阴平，兵锋根本未及成都，刘禅的降表已迎送到了雒城。

蜀汉政权从建立到败亡，对它产生决定影响的，不是军事因素，而是政治选择。《隆中对》有明确的发展思路而无清晰的手段指导，使刘备虽在军事上部分实现了 “跨有荆益”，得到短期利益，却付出了联盟破裂的政治代价。不但为此与孙权反目，还因为以不当手段占据益州和称帝，失去了人心，损失了最大的政治支持。尽管刘备死前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并由诸葛亮坚持北伐进行了挽救，一度延续了政权的寿命，但这一影响已经不能消除。益州旧人对政权合法性的质疑，始终伴随着谶语的秘密流行影响着人心，并在诸葛亮死后大行其道。不但否定了北伐方略，更催生了《仇国论》这样的理论，在外敌入侵时演化为投降舆论，直接促成了蜀汉的灭亡。因此可以说，早在蜀汉政权诞生之初，对政治缺乏深刻、准确的认识，就注定了其结局。

本书主要从政治正确性和合法性角度，评析了为何三国时期蜀汉政权会成为短命王朝。读罢该书，又让心中那份永远的意难平，反复涌现、绵绵不休、经久不息。星落秋风五丈原 [大哭] B 站一集电视剧 870 万弹幕，让我领会了什么是国人最深刻的浪漫，那满屏的 “丞相保重” 表达了即使经过 1790 年，我们还是希望蜀汉能赢、丞相能赢，实现他 “光复汉室，还于旧都” 的夙愿。丞相在世时虽然输了，却赢了千秋万代；对手司马懿在世时虽然赢了，却输得一塌糊涂。西成高铁，这条连接古蜀国与古长安的高铁，定价 263 元，以此纪念公元 263 年蜀汉灭亡。这是现代科技向古典浪漫的致敬，也是向支撑起这份浪漫的崇高人物的致敬。这位仅凭一己之力，便让整个姓氏戴上智慧光环的人，从 27 岁出山时意气风发，到 54 岁病逝时被五丈原秋风吹起了白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他是中华民族永世不灭的忠勤楷模。蜀地老百姓有一句评价，说丞相在的时候，也没觉得有多好，但自从丞相不在了，才发现再也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比。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

这本书认为，天命其实是政治合法性问题，本来刘备以匡复汉室为旗号，足以凝聚天下人心，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相抗衡，通过这种政治正确来实现自己的皇帝梦。但他一系列的政治失误，导致蜀汉政权的合法性受到强烈质疑，从而动摇了它的稳定，把一手好牌彻底打烂。作者认为刘备最大的失误，在于过早抛弃了 “天下为公” 的幌子，把追求私利的目的表露得太明显、也太不合时宜了，尽管他喊着匡复汉室，行动上却与抢地盘、当割据势力无异，尤其是他仗着刘璋对自己的信任，以龌龊手段袭取了益州一事，使自己早年积累的仁德口碑丧失殆尽，招致益州人的不满，埋下叛乱祸根，也使孙刘联盟由此破裂，失荆州、损兵马，一度让蜀汉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如果不是诸葛亮在刘备死后，以坚持北伐的方式重新建立了政权的合法性、凝聚了人心的话，蜀汉可能早已灭亡。

对于不满足于演义中三国的历史爱好者，可以看看，以史论述，有理有据。

以三国时蜀汉政权的兴衰脉络为主线，以流畅的笔触再现刘备崛起豫、徐，寄业荆、郢，顾援于吴越，奋威于巴蜀，终承继东汉大统的艰难历程；再现诸葛亮绾合客居政权与本地土豪力量，振作精神，北向以争关陇，并企图号令天下的矢志不渝；及其之后蜀汉政权的抗争与沉陷的整个历程。

花了近半个月囫囵读完饶老师的著作。这是不同于《三国演义》，《三国志》还有《资治通鉴》，从不同视角看这段历史，又有了新的认识。诸葛亮，法正，关羽，张飞，刘备之死，复兴汉室，姜维的作用，等等给我有了新的认识。想了解不一样的三国蜀汉可以读一读。

特别好的一本书，从政权合法性的角度解读了三国。带有一点学术性，但也不是那么晦涩难懂的。

这本书可以列进深入了解三国史的必读书目了。作者的切入点是很有意思的，对古代人来说，天命确实是最具说服力的东西之一。对蜀汉政权而言，由天命引发的政治正确是它的立国之基。

重温三国蜀汉政权的兴衰。从刘备初期多方辗转，到三顾茅庐，到孙刘结盟，到取得益州，到失荆州，夷陵之战，永安托孤，诸葛亮北伐，后主投降蜀汉灭亡，在这一系列历史事件中，作者探讨了 “政治合法性” 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而军事是政治的延续，从另一个角度再看北伐，才明白为什么实力相对曹魏弱小的蜀汉，要积极地发起战争。历史是有趣的，多视角的，可借鉴的。以古为鉴，可知兴替。

三国，这段历史一直很爱看，最初是受《演义》的影响，但当越来越了解正史后，才发现其精彩程度毫不逊色《演义》！本书以蜀汉政权为主体，并提供了一个新角度来研究三国史 —— 政治定位如何影响一个政治集团的兴衰？何谓政治定位？或曰政治主张。书中引用《六韬》里的兵学思想，即 “仁、义、道、德”，能与人共享天下之财，是仁的表现；能解救人的危难，是德的表现；能与人同忧乐同好恶，是义的表现；能生利，是道的表现。这样的仁、德、义、道之所在，天下人都愿意归向他，这样的仁、德、义、道，即为政治定位。秦灭六国却不能长久，在于其 “仁义不施”；刘邦能以弱胜强击败项羽，在于其能 “与天下同利”。所以政治定位正确，便能 “得民心者得天下”！回到三国，回到蜀汉集团。刘备最初一直未提出清晰的政治主张，包括三顾茅庐时诸葛亮所拟《隆中对》中也没有提出政治定位，这导致刘备后续处理孙权与刘璋的关系，甚至在称帝时，都毫无政治方面的考虑，以致天下人民对蜀汉政权的支持大打折扣，最终衰落、灭亡！刘备最终遗憾死于白帝城，托孤诸葛亮。《隆中对》时候，诸葛亮身于局外，也无政治眼光，但长时间经历现实政治风云的淬炼后，明白了蜀汉政权问题所在，主政后开始重建蜀汉帝国的政治主张，称巴蜀为大汉之延续，曹魏为贼，六出祁山积极伐魏，从此团结民心，以示天下匡扶汉室之决心，直至病死五丈原！刘备死时，蜀汉已是烂摊子，为将蜀汉拉回正轨，诸葛亮事必躬亲，任劳任怨，带领蜀汉走向了短暂的高光时刻，其作为令人感动、令人佩服，更令后世传诵！从这方面来讲，诸葛亮对大汉的贡献甚至要胜过刘备！最后分享两句：“袪除神化色彩后的诸葛亮才更见其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而当之无愧。”“勉力撑起汉室天命的，不是刘备登基时的那一纸告天之文，而是诸葛亮矢志北伐的卓绝身姿。”

感谢饶胜文老师，他用细致的工作，让历史的意义明白地显现在我们面前…

透过诸葛亮勉励北伐、力挽汉室天命的身影，感受他坚定的政治理想和高尚的人格基础。      在三国乱世的舞台上，抛去一切成败兴亡之说，最受诸葛亮的感动，也最愿意秉持他的人格精神，活在一千八百年后的这个时代里。

饶老师在后记中说起本书出版时究竟是定位在学术还是大众读物，我倒觉得学术和大众本没有什么清晰的界限，特别是文史专业，从大众读起，相关方面的基础知识多了，自然就能向上挑战更学术的内容。这个知识不断成体系，视角不断丰富的过程，才正是阅读的乐趣吧。当然，学术大师能够用通俗的笔法使内容更易接受，自然是给这个过程大大的助易。

政治合法性对于一个政权的重要性这个问题我以前从来没有考虑过，什么是政治合法性？何谓天命？天命无常，惟德是辅。有了天命，才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蜀汉政权偏居一隅，为什么能承接天命，为什么诸葛亮毕生事业是北伐。从诸葛亮的北伐中，我看到了诸葛亮在正统儒家看来学术不纯的人，如何用自己的后半生践行着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老刘自称得天命后不久就不在了，丞相这位蜀汉第二代领导核心，高举天命大旗，积极进取，百折不挠，这不就是我们汉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吗？饶胜文老师让我拓宽了眼界，对政治和政权的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

内容分析比较深刻，我认为需要一定三国知识基础来读比较好

1. 蜀汉政权从建立到败亡，对它产生决定影响的，不是军事因素，而是政治选择。2. 刘备的三大政治失误，一是取益州后没有处理好善后问题，二是命关羽进攻襄阳，三是称帝。这使蜀汉失去了与吴、魏争霸的资本。3. 所谓成王败寇，不是命，也不是运，而是经由一番严苛的政治考验后，由历史筛选出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