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财政最深层的短板，不是收入总量不够，而是缺少持续性年度税源。消费税百分之百归中央，居民自住房不征持有税，个税地方留存寥寥，过去全靠一次性土地出让补洞。土地狂飙时皆大欢喜，周期一转，地方立刻 “缺钱”。改革因此不是小修小补，而是范式转换。这场转型放到中外对比里，本质一目了然：中国过去三十年更重生产端和消费端，资产持有端极轻，客观上对资本和资产所有者更友好。这个结构在三十年前是合理的 —— 资本短缺、就业靠厂，轻持有税能吸引外资、鼓励创富、加速城镇化。但当土地财政退潮、社保与化债刚性上升，转变的窗口已经打开。一、中外税基结构的三端对比中国地方：生产端最重。增值税央地各 50%，企业所得税央 60 地 40，地方靠招商扩产拿分成。消费端偏弱，消费税长期 100% 归中央，2025 年约 1.69 万亿元，地方不直接分，改革方向是部分品目后移零售端、增量下划。持有端几乎空白，居民自住房不征房地产税，现行房产税主要征经营性房产，2025 年约 5212 亿元，已是地方税第一大，但自住房未纳入。新加坡：公司税 17%，但靠 GST 9%、财产税、印花税、国资回报共同平衡。持有端按房产年值征财产税，自住低档、非自住累进，房子在税就在。消费端 GST 对终端消费全额征，城市运营直接受益。香港：薪俸税、利得税低税率；持有端差饷按应课差饷租值 5% 普征，另加地租 3%；消费端无增值税，整体是人才资本友好加物业持有稳态税。美国地方：生产端弱，联邦州拿所得税销售税，地方不靠增值税。持有端最强，property tax 按评估值年征，地方自定税率，是地方第一财源，以支定收、与公校警消绑定。消费端州级销售税为主。对照清晰：西方地方 “持有税挑大梁”，中国地方 “生产分成加土地一次性加经营性房产税”，居民资产持有近似免税。二、三十年前的合理性 1990 至 2010 年代，资本短缺、就业靠厂，低资产持有税加增值税返还加所得税分成，能吸引外资和民企投资。城镇化靠卖地筹资，居民把持有税预期让位于房价增值预期。个税覆盖窄、资本利得税缺位，等于对创富和资产配置更宽容。分税制下中央拿消费税个税大头，地方用生产税分成加土地补支出，激励不冲突。这在做大增量阶段没问题。三、转变期已到，但节奏须审慎四个信号确认转向：土地收入退潮，2026 上半年土地出让同比降 31.5%；政策已定调，地方附加税征求意见，规模约万亿；消费税后移下划启动试点；持有端谨慎推进，经营性房产税已做大，居民自住房因楼市未稳、区域差异大，短期不全面推。转变方向清楚：从 “生产为主” 转向 “生产加消费加持有” 三元。短期一到三年，地方附加税法定化、消费税下划试点，不碰自住房。中期三到七年，交易税随存量房时代下调，多套高总价空置房先试点持有税。长期七到十五年，自住首套宽免、二套起分档、核心城市先跑，形成替代土地出让的常年流水。四、对资本友好的再平衡转向后不是惩罚资本，而是把友好方式换一下：继续用增值税、企业税、研发抵扣吸引产业；用多套累进、空置加收引导资金从买地升值转向经营现金流；用消费税下划激励城市做消费和服务，替代招商内卷；用国资、数据、股权财政配合，三样叠加才填得上土地缺口。一句话总结：三十年前重生产轻持有，是用免税换增长；现在进入用消费和持有补地方、用生产税保产业的新均衡。中国地方财政正从资产出让型走向税基经营型，从生产激励走向消费与服务激励，从中央给政策走向地方有税权。后房地产时代的地方政府，得学会像城市运营商一样活着 —— 不靠卖地发财，靠产业、消费、资产和公共服务挣钱。比如物业费 = 房产税，就应该是转型的引子 2026 年 #296

不迷失，人在空的时候，会反现出动物性，也就是兽性欲望，也就是空即色，内心空虚，人在无聊的时候，好反兽性本能，就是不干正事，这就是本能欲望，在空的时候色就出现了！也就是色即空，因为色，兽性欲望中掏空自己，如此色即空！所以人想不把自己空了，掏空了就要有内容去丰富自我，也就是干正事！相对的就是不干正事！人间一趟，不走空！就得有内容不色不空不暗耗，不闷骚，不偷奸，不撩骚，不嘚瑟，不飘，不啊飘！鬼畜只需顺着欲望走！做人不白活，没空走，没走空，就要有内容！人生才能实现价值，有价值才能富有！

2026-291 开启工作模式，节后第一天刚好翻完一本财经杂志，切换角色刚好进入工作状态。保险、房产、电车这些话题都很吸引我。这次国庆游和不同的电车网约车司机聊过，他们都说纯电车只要使用得当，电池技术发展得很好，多听听不同司机的观点也能学习到很多。

与客户的供应链关系断裂会显著增加供应商企业的系统性风险溢出。供应商企业经营风险增加、从下游获得的商业信用减少、杠杆率提高是导致其系统性风险溢出增加的三大机制。该影响因供应商企业产品差异化程度、客户数量、供需关系持续时长、所在地区的市场化水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水平不同而存在差异。

本期收录文章：《我国博士总量并未过剩》《解决地方财政紧平衡，如何长短施策？》《“胖东来条款” 应被更多企业采用》等。

可以采取哪些应对之策？第一，维护多边开放的经济体系。这完全符合我国的国家利益，因为国际经济大循环仍然是我国经济 “双循环” 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需要与拥有共同利益和立场的国家一道，共同维护开放的多边体系，这对中国与世界经济都十分重要。第二，坚定不移扩大内需。大国经济不应，也很难主要依靠外需拉动增长，国内经济再平衡至关重要。如果我国消费率无法有效提升，“供强需弱”、供大于求的矛盾将会长期存在。近年来投资增速快速回落，这一问题不可能一夜之间得到解决。扩大内需不仅是实现国内经济再平衡的需要，也意味着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当承担起重要市场的责任。我们既要向世界输出产品，也应积极欢迎各国的商品与优质服务进入中国市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第三，推动国际经济合作的重心从贸易转向投资与产业合作。贸易能够让各方获益，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深化国际劳动分工。但现实中，结构调整并不像构建数学模型那样简单，往往伴随着摩擦。不少国家完成结构调整存在现实困难，这也是部分国家对中国出口规模存在抱怨的根源：本国产业面临调整压力，例如美国昔日小镇蓝领的就业困境，以及当下欧洲对产业受冲击、就业流失、收入前景恶化的担忧。对此，我们应逐步推动国际经济合作的重心，从单纯货物贸易转向投资与产业合作。第四，妥善把握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的关系。中国一方面坚持对外开放、自由贸易与多边框架，另一方面在技术政策上强调自主创新、自立自强。这一政策导向具备现实必要性，但作为大国，我们需要更清晰、精准地向国际社会阐释二者间的内在联系。“十五五” 时期，扩大内需与发展新质生产力同等重要；在推进供给侧创新的同时，也要同步扩大内需，加强国际沟通，避免外界只看到中国供给能力扩张，忽视中国市场扩容和进口增长的机遇。第五，打造能实现多方共赢的新型国际公共产品。两年前我曾提出 “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支持其他国家，特别是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推进绿色能源转型。该构想既有助于消化国内部分产能，也能推动我国技术迭代升级。我们需探索更多互利共赢的合作路径，摆脱小国经济阶段形成的思维定式。这套逻辑放在大国经济语境下，会带来极高的全球调整成本，我们迫切需要探索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