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的母子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它不是简单的 “母慈子孝”，而是在制度与情感、公义与私情、父权与母爱之间，充满了张力和冲突。魏晋时期庶子为生母服重的风气，是情感对制度的挑战，最后取得了部分胜利。子为出母、嫁母服丧，在礼经无文的空隙中，“缘情制礼”，发展出新的规范。这些都说明，母子之间的真实情感，有着制度无法完全压制的力量。但于氏的失败也告诉我们，这种挑战在过去是有边界的。只要不触及父系制度的根本 —— 父亲作为定义亲子关系的主体，母子情感就有一定空间。一旦越过这条线，试图以母亲的经验为主体来定义母子关系，就会遭到制度的全面压制。

1. 在父系制度里，判断母子关系的标准，不是母亲做得好不好，而是父亲认不认。2. 母子之间的真实情感，有着制度无法完全压制的力量。3. 只要不触及父系制度的根本，即父亲作为定义亲子关系的主体，母子情感就有一定空间。一旦试图以母亲的经验为主体来定义母子关系，就会遭到制度的全面压制。

作者以丧服礼仪制度开篇，系统揭示了父系社会制度对于母职与母子关系的控制及型塑，儿子的身份属性与父亲绑定，“父命” 成为家庭单位中最具决定性的仲裁力量，可凌驾于自然生养感情之上左右妻妾地位及其与子嗣之间的亲缘与权力关系。父系制度对母职既有利用又有抑制，女性在家庭中被强制担负生育教养的职责，但由此所建立的恩养之分全不会受到父系权力的保护，随时可能被侵夺或移除。不过我十分好奇究竟是由于材料匮乏抑或离题甚远，为何书中所讨论的母子关系皆为母亲与儿子，而没有女儿的存在。

本书是台湾学者郑雅如的硕士论文，为早期探索魏晋时期亲子关系的前期拓展之作。郑雅如指出魏晋时期的母子关系，在母子情感与父系制度之间有着微妙复杂的融合与对抗。母亲为家族诞育子嗣、培养贤子，将父系文化的价值观念灌输在儿子身上，也将自己的生命实践寄托于儿子的功成名就。继承家主的孝子为母伸情，儿子跻登贵位或成就大业，亦往往 “母以子贵”，抬高了母亲被压抑的地位，松动父系制度对母子关系的控制。但是父亲的至尊地位并未动摇，母子即使情感深厚，也抗拒不了父命的绝对权力，这在父命母出及儿子奉父命出继的事例中最清楚不过。父系家族对母职的控制，借由礼制刻意压低母亲的地位；在生育文化的压力下，“强迫” 女性必须生育，性别分工将养育子嗣的责任交给母亲，并借由史传称扬塑造理想的母亲形象，利用女性的母职为父系家族传承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