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是明朝皇帝为了维护专制统治而创造的一种特殊资产。由于历代皇帝，对这笔资产的打理方式不同，导致这笔资产产生的 “专制收益”、耗费的 “专制成本” 也是不一样的。通过这种思路，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在中国古代专制权力向顶峰爬升的过程中，除了国家公权力系统，在权力的灰色地带，明朝皇帝是怎么强化统治的。

这本书是关于锦衣卫的最新著作，不仅详实介绍了锦衣卫产生、发展、消亡的历史脉络，而且，把锦衣卫看作是一种明朝皇帝的 “专制资产”，通过介绍历代皇帝对这笔资产的打理情况，展现锦衣卫在明朝政治中的真实面貌。本书的核心内容：本书紧扣 “资产、收益、成本” 这三个主题，在冗杂的明代历史中理出一条锦衣卫产生发展的线索，并重点回应了许多用户关注的问题，例如：明代为什么会突然出现锦衣卫，他们真实的职能是什么？飞鱼服、绣春刀真的是锦衣卫的标配吗？锦衣卫和东厂、西厂、内行厂是什么关系？我们来算一笔账，如果锦衣卫是一皇帝的专制资产，那这笔资产带来的收益和成本，哪个更大？由于这笔资产是皇帝的私产，所以收益和成本问题，会受到皇帝个人价值判断和统治能力的直接影响。明朝前期的明太祖和明成祖是明朝的奠基人，他们的能力很强，在当时，国家的稳定存续也是皇帝的第一要务。所以，锦衣卫在他们手里，能较好地发挥稳定统治秩序、巩固皇权的作用。但老朱家的天下坐久了，锦衣卫就慢慢成为皇帝满足个人欲望的工具。同时，皇帝为了巩固权力，启用了宦官群体，用来对冲锦衣卫带来的不确定性。但这却加重了明朝王室的负担，扰乱了政治秩序，加剧了明朝的衰落。到这个时候，专制成本已经超出了专制收益。

三个概念：其一是专制资产，其二是专制成本，其三是专制收益。最终结论如下：锦衣卫及东厂等相关机构是极具明朝特色的专制资产，通过运用这些资产，皇帝试图收获可观的专制收益，例如维护帝位或者政权的稳定。这里要指出的是，专制收益并不限于政治层面，它还包括皇帝个人欲望的实现，例如实现其作为独裁者的自由与任性妄为，以及实现其作为普通人在生理、心理及情感上的需求，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正因为皇帝的个人欲望相异，在明朝的不同阶段，锦衣卫及东厂等相关机构掌事者的地位与权势各不相同。例如，明英宗对太监王振的感情，决定了锦衣卫必然要屈从于东厂；明世宗对卫帅陆炳的信任，决定了锦衣卫的权势必然要居于东厂之上；明神宗对个人财富的追求，决定了锦衣卫及东厂等机构必然要投入大量的精力用于攫取财富；明思宗对朝臣的猜忌与怨恨，决定了锦衣卫必然会成为他泄私愤的工具。为了获得专制收益，明朝皇帝支付了昂贵的专制成本。这些成本主要体现在锦衣卫一再增加冗员带来沉重的财政压力，在锦衣卫任职的皇亲国戚及元勋权贵的家人或子嗣对人事制度的挑战与破坏，以及司法秩序的混乱带来的社会动荡等方面。至于专制收益是否多于专制成本，则取决于皇帝个人的价值判断。例如，明太祖与明成祖可能更重视政权的稳定、社稷的福祉，而不是个人欲望或者私人享受的满足，但明武宗、明神宗的标准可能正好相反。因此，面对锦衣卫官校以权谋私的事件时，太祖与成祖可能会用重典，武宗、神宗则甚至可能嘉奖。成化年间的锦衣卫官员可以通过向明宪宗进献财宝而获得擢升的机会，但是这种投机的做法在洪武年间极有可能是死罪。确实，皇帝的个人欲望或者价值判断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他们至少在两个方面相同：其一是他们都十分照顾自己的亲戚及亲信；其二是他们都坚守同一条底线，即决不姑息谋逆行为，无论对方是谁，无论对方有何种背景，或者立下过何种功劳。其实，不管在任何时代，在任何制度下，任何人照顾亲戚与亲信都是可以被理解和容忍的规则。但在专制制度下，对皇帝而言，这条规则会带来巨大的专制成本。以锦衣卫系统来说，在锦衣卫担任要职的武官都是皇帝的亲信，而这些武官也会委任自己的亲信担任下级要职，如此依次往下。整个系统似乎从上到下由一条信任链贯穿起来，按道理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拴在信任链上的每个人，他们的地位、品性、才干、欲望等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他们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即只要不触犯皇帝的底线，基本上任何罪过都可以得到原谅。因此，下级官员往往会倚仗上级的信任与支持 —— 这种信任与支持一般都会通过分享贿金的形式进一步稳固与加强，在其职权范围内肆无忌惮地徇私枉法，于是，巨额的专制成本随之而来。

《锦衣卫》作者易强是历史作家、媒体人，以媒体人的视角来讲述历史话题，严肃但不枯燥。作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还获得明史专家、中国社科院张金奎先生的审校，学术性更有保证。本书不仅详实介绍了锦衣卫产生、发展、消亡的历史脉络，而且，把锦衣卫看作是一种明朝皇帝的 “专制资产”，通过介绍历代皇帝对这笔资产的打理情况，展现锦衣卫在明朝政治中的真实面貌。本书将锦衣卫的创建演变置于明代历史的大背景中考察，以锦衣卫的发展为经线，以明代的帝王更替为纬线，勾勒各个时期皇权需求与锦衣卫的发展轨迹之间的关系。锦衣卫创建于明太祖时期，主要任务是维护礼仪纲纪，以应对朱元璋在立国之初对 “正纪纲”“立礼法”“定名分”“明号令” 的急迫需求。随着局势的发展，在后来的时间里，锦衣卫被陆续赋予了各类新职能：治理诏狱、外交出使、缉奸弭盗、监督朝臣，等等。皇权的需求还催生了东厂、西厂的发展。皇权、锦衣卫、东西厂在历史进程中相互交织，在明朝后期，厂卫甚至开始卷入朝臣党争，成为其中的一股重要力量。明朝是被李自成灭掉的，很多士大夫说 “明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厂卫”。这当然是士大夫在努力撇清自己的责任，但这句话不断被人引用，我们也能感受到作为皇帝的权力工具，锦衣卫和宦官群体，给明朝带来极大的专制成本。由于这笔资产是皇帝的私产，所以收益和成本问题，会受到皇帝个人价值判断和统治能力的直接影响。明朝前期的明太祖和明成祖是明朝的奠基人，他们的能力很强，在当时，国家的稳定存续也是皇帝的第一要务。所以，锦衣卫在他们手里，能较好地发挥稳定统治秩序、巩固皇权的作用。但老朱家的天下坐久了，锦衣卫就慢慢成为皇帝满足个人欲望的工具。同时，皇帝为了巩固权力，启用了宦官群体，用来对冲锦衣卫带来的不确定性。但这却加重了明朝王室的负担，扰乱了政治秩序，加剧了明朝的衰落。到这个时候，专制成本已经超出了专制收益。在追求集权的驱动下，明朝的国家肌体变得越来越臃肿、病态。对于国家系统来说，锦衣卫本来就是个肿瘤，不属于的正常躯体，而宦官的加入无异于增生了新的肿瘤。锦衣卫、宦官和各个派系的大臣纠缠在一起，给明朝统治造成巨大的专制成本，加剧了明朝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