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这本书里告诉我们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市场经济。亚当・斯密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堪比牛顿之于物理学，拉瓦锡之于化学。虽然他的理论已经存在了两个世纪，今天很多经济学家都表示已经超越了他。但是亚当・斯密绝大部分的理论依然被奉为金科玉律，超越他的人都是在他的理论上进行叠加。

由于对国际历史的缺乏，很多内容看起来比较费劲，总算是半吞着看完了，哈哈。深刻而简单的两个道理：1. 物以稀为贵。这决定了，作为普通老百姓，没人没钱没资源，怎么办？练就一个核心竞争力，别人无法替代、哪怕是鸡鸣狗盗的能力，这样的话，走遍职场和社会都不怕，具备了基本的生存能力。结合最近又重温的《士兵突击》，先奔到兵王，成为一个技术专业人才，大概就算成功人士了。2. 法律、国家、垄断维护的是少数人的利益。亚当斯密举了好多例子，户籍制度、学徒制度，都是为了限制人口流动和人才上升的速度。所以有些大 v 说，真正赚钱的都在法律里哈哈，话糙理不糙。大多数人是贫穷的，被统治的，只能做社畜，勉强活下来，买车买房买吃的，幸运的话，能积累一点家底儿，很难财富自由的。3. 结语没有能力千万不要盲目的去玩资本、玩政治，容易把自己玩死。这一点儿，可以参照阅读《天幕红尘》之见路不走，为什么罗家明那么成功的商人，那么聪明的人，结局却自杀而亡？欲望超过能力太多太多，天道难容。

分工带来了效率的质变，动力是利己，每个人改善自身生活的愿望，是驱动他们去生产、交易和创新的最根本、最持久的动力。机制是看不见的手，在自由交易和竞争的市场中，这种利己的动力会被自动引导和调节。只有为他人创造价值（提供好产品、好服务），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无数这样的个体决策汇合起来，就神奇地促进了社会整体财富的增长与进步。因此，明智的治理者（政府）应充分尊重和信任这种自发的秩序。1.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大家一起干活时，把一件事拆成几道工序，各人专门负责其中一道，效率就会大大提高，大家越做越熟、越做越巧，活儿自然干得又快又好。就像一个制衣厂，如果让一个人从头到尾做一件衣服（裁布、缝纫、钉扣、熨烫），速度很慢。但如果分成裁剪工、缝纫工、质检员、包装工，每个人只负责自己最擅长的那一步，整体生产效率会成倍提升，衣服做得又快又好又便宜。2. 每个人都试图用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来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清楚增进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个人的利益。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每个人做生意、赚钱，其实只想着自己多获利。但奇妙的是，大家这么为自己盘算，整体上却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着，不知不觉中让整个社会也跟着受益了，尽管这本来不是他的目的。就像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每棵树都拼命向上生长争夺阳光，每棵草都努力延伸根系吸收水分。它们只为自己的生存，但无数个体竞争的结果，是形成了一片茂密、稳定、能涵养水土的森林，惠及了整个生态环境。3. 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我们吃的饭菜、喝的酒，不是靠屠夫、面包师的善意白给的，而是因为他们要靠这个赚钱。所以我们不必求他们发善心，只要让他们觉得这事对他们自己有好处，交易就成了。我们用外卖软件点餐，并不是因为餐厅老板或外卖小哥有乐于助人的美德。我们付钱，餐厅获得收入和利润，外卖员获得佣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满足了吃的需求，他们获得了收入。交易的本质是互利，而不是单方面的施舍。4. 如果一个产业由私营企业运营能实现更高的效率，那么政府就不应该插手干预，自由市场的自发调节会比行政管制更能保障公共利益。如果一件事让民间自己干，效率更高、效果更好，那政府就别硬管了。很多时候，放手让市场自己运转，反而比政府亲自下场管理更能造福社会。在网约车平台出现前，很多城市的出租车服务（如果由政府严格管控牌照和价格）可能存在打车难、服务差、价格不灵活等问题。当市场向网约车开放后，竞争促使服务提升、选择变多、价格更透明，解决了大量出行难题。这时，政府最好的角色是制定安全和服务标准进行监督，而不是自己下场去运营一个出租车公司。总之，于利己心中，见公益大道。在一个产权明晰、规则公平的环境中，允许个人和企业自由地追求自身利益，通过分工、交易和竞争，能够自发地形成一个高效、创新且惠及大众的经济繁荣。这种秩序不是由谁设计出来的，而是无数个体自主互动的自然结果。

亚当・斯密说：“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足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