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时下流行的林语堂版《苏东坡传》，我更中意这部评传。我习惯从时代入手的分析阅读。文学史介绍作家向来是历史纵深处引出某个具体的作家，这样读来，作家作品都有出处，而不是孤立的一个作家或一首诗词。时势造英雄，作家何尝不是呢。苏轼的伟大在于时代，在于那个社会氛围，在于时代给予他的种种选择，自然，出发点是苏轼本人。

#管中窥豹读书计划第 819 本（92）#《苏轼评传》🚢苏轼确实是那种深受人们喜爱的思想家，甚至在他的生前，他的名字后面已经跟随着许多美丽的传说，千百年来，仅仅是这样的传说，已经反映出一部人心中的文化史。每一个中国人，若认真省视自己的精神世界，必会发现有不少甚为根本的东西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苏轼的（这里指的当然不仅仅是文学观念，而主要是就世界观、人生观而言），称他为中国人 “灵魂的工程师” 绝不过分。🚢古今学人在论述唐宋时期的社会政治、学术思想及文学艺术时，心目中早就隐然有了一道分水岭。在社会政治方面，对门阀制度和科举制度的起盛衰亡作研究时，唐代就会被认作这两种选官制度更替的时期，而宋代则意味着这更替的完成；在学术思想方面，所有的论著都会把汉唐经学与宋明道学区分开来，并且对于这种区分，宋明道学的创造者们是非常自觉的；在文学艺术方面，情形更觉明显，我们所谓 “国画”，是从宋代算起的。🚢变法的实质是要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设法改变政府财政入不敷出之局面。王安石的一系列 “新法”，是从商品经济的实际运行过程中看出了某些规律，而想以政府代替大地主、大商贾来做东，将 “利” 夺归政府。这就是司马光等人指责的 “与民争利”。国家作为机构实体，需要经济收入来支撑，“争利” 是必然的；但同时，它也要起到有效的管理作用，其 “争利” 也得通过某种政府干涉商品经济的有效手段，而不至于太背离经济规律，造成社会经济破产。🚢苏轼与王安石之间，一个因 “议论异己” 而不断排挤对方，一个因反对 “新法” 而屡次攻击对方，就个人政见而论固各有是非，就宦场公德而论，则王安石排斥异己在先，为了让他的改革计划减少一个预想中的反对者，而企图堵塞苏轼的政治前途。对苏轼来说，无论其政见如何，击败王安石都是他谋求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其奏疏措辞激烈，不能像司马光那样平心静气，是可以理解的。🚢苏轼在地方上却是颇有政绩的。他的天性中有自由放达的诗人气质，却并不妨碍其处理实际事务的才能。他是个关心民瘼的良吏，也是个果决任事的能吏。在杭州，他帮助知州修复钱塘六井，还巡行属县，监督捕蝗，赈济灾荒，甚至在除夕之夜野宿城外。在密州，他碰上严重蝗灾，处境艰难。他一面上奏朝廷要求蠲免秋税，一面带头节俭，还亲自沿城捡收弃婴，设法招人抚育，所活达千人。🚢苏轼这位宋代最大的诗人，因为写诗而得 “罪”，迎来了他一生中第一轮贬谪生涯。“黜置方州，以励风俗，往服宽典，勿忘自新。” 据说是宋神宗在一片诛杀声中曲意保护了他，实际上谁都明白，苏轼得以度过险境，保留性命，所凭借的真正的力量，绝非谁的保护，而是他自己的学术文章在天地间的巨大声誉。🚢苏轼可谓与长江有缘，家乡眉山有长江上游支流岷江经过；当年沿长江出蜀，写下第一批诗歌；游宦于杭、密、徐、湖数州，亦曾横绝大江；这次谪居，则又在江岸。故他一到黄州，就感到重见长江的欣喜，写下 “长江绕廓知鱼美” 的诗句，而且，初至贬所即 “横江”“破巨浪”，到对岸的武昌（今湖北鄂城）西山去游玩了一番，兴致不浅。

苏轼的人格可以概括为一个字：“大”。“立朝大节” 无非是这种人格在政治上的表现。而且，也正因为 “大” 人格关怀的是整个天下，故其晚年的政治关怀才能走出庙堂，迈向黎民百姓的生存状态，以一个完整的人去感受大地，游戏人间。

资料充沛，纲目清晰，文字畅达，立场鲜明，传主立体，著者渊博。好书，需细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