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刘瑜的一篇文章《印度：民主为什么 “不管用”？》，她认为种姓制度和族群意识，所谓 “表亲的专制”，让 “认知逻辑” 碾压 “理性逻辑”，使得民主的竞争机制失灵。依然坚称，虽然资本主义在财富方面制造不平等，但在消除传统社会等级方面，是一种平等化的力量，随着财富的增加，会消除平等，还在歌颂民主的 “慢，或许就是民主制的特点，因为它依靠试错而不是强制来实现进步，而试错需要时间。借此依然攻击” 威权 “政府的” all in“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不得不佩服被西方洗脑的一代知识分子，还在竭力挽尊，印度，阿根廷和菲律宾的现实都表明 “形式民主 “的无用。任何地区的发展的关键就是和平环境，只要和平，老百姓懂得如何发展，而破坏和平主要是外部的地缘战争和内部的阶级矛盾，大部分的动乱都是源于内部的阶级矛盾，对于印度，只要和平一定会发展起来，但是不可能共同富裕，贫富差距和种族矛盾才是印度最大的危机，带有种姓制度的印度教，原本历史上是抑制阶级矛盾的良方（宗教的鸦片作用），但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的平等意识就是对种姓制度最大的冲击，为转移阶级矛盾的只有挑动民族矛盾，印度国内不同宗教信仰的矛盾必定加深，因为资本主义的” 选票党 “是没有凝聚力的，当年甘地家族的国大党，用电话注册入党，很快成为全世界第一大党，但根本没有凝聚力，党员可以随时横跳，莫迪政府近年来国内挑动宗教矛盾，对外的边境摩擦原因都是为了转移国内的阶级矛盾。作者是新华社记者，本书是 2017 年 - 2020 年三年驻印的各种记录，随着抖音和油管的普及，中印各种题材催生了太多的网红，因为印度有太多值得我们思考。本书作者应该是 80 后，通篇还是印度如何如何，习惯于西式的民族和种族的国家概念叙述，猎奇的角度太多，想想外国记者在过去 40 年对中国的报道，失败的都是站在自己国家习惯看采访国，而没有报道为什么，应该重拾教员的思想武器以阶级划分才能最大程度的团结大多数的人民，就是对灯塔国也要把人民和政府分开对待，对印度也应如此，从财政经济的角度才能理顺社会现象，中国当年的棚户区也不会比孟买的贫民区好多少，印度每个邦之间有不同的税率，对于 14 亿的一个人口大国，概括性的描述都会落入 “盲人摸象” 的以偏概全。印度现在的一切 “落后” 在 30 年前的中国我们都应该经历过，环境污染，办事官僚和腐败等等，20 年前我们也没有高铁，我们要研究的是印度是否能够 “摸着中国过河”，Apple 和三星在赌印度可以。关注底层民众，建立民间平等的友谊才是中国和西方的差别，大国沙文主义和鄙视猎奇都会造成仇视和反感，西方洋买办在中国肆意妄为的日子殷鉴不远，日本企业太小圈子也遭到排斥，而中国人本身因语言饮食非常容易形成小圈子，财富的悬殊也会引起 “排华”，对普通中国人来说，了解印度，防备的是殃及池鱼，62 年战争后，在印度的华人遭到大面积的排挤，能善待敌对国侨民，中国可能是唯一了。本书最值得看的是尾声部分，记录在印度时的 “疫情” 生活，全世界的防疫都和中国不同，就明白中国和外部世界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印度裔在欧美政坛出头后和母国印度关系都不错，但华裔在欧美出头的政商两界大部分都是 “反华” 的，阶级不同立场观点自然不同。2024 年元旦的日本地震，有好朋友就在日本，从她的角度看，日本手机和各种新闻媒体的信息预警，各个部门的按部就班的抢险救援，日本人都认为救援工作属于正常，本地满屏的留言都是感恩，就是机场飞机的相撞事故，日本人也归于 “天灾”，而中国对陕西地震的救援，在外国人眼中属于 “不正常的奇迹”。

这本《断裂与新生：一位中国记者笔下的印度日常》应该是目前为止，将印度的最新进展，介绍的最全面的一本书了。由于作者的职业原因，总能最敏锐的捕捉到如今的印度值得我们关注的点点滴滴。全书最精采的部分，就是第 224 页转述的那一篇没有署名的 “为什么是中国而不是印度”。以下是该篇全文:『在这个话题上，我时不时地遇到类似的问题，却不记得有人曾经指出过真正的原因。为什么印度不能在制造业中超越中国，不是因为基础设施，不是因为熟练劳动力，不是因为腐败，也不是因为 “中国人智力上的优越性”。我想用这个名词来回答这个问题：不可预测性。现在，请跟我复述：不可预测性、不可预测性、不可预测性。正是这个最强大的名词，阻止印度成为制造业中心 —— 在印度做生意是如此该死的不可预测，因此在与印度打交道时无法计算你的投资回报。糟糕的基础设施？没问题 —— 那可以被计入运输成本和物流时间。缺乏熟练劳动力？没问题 —— 那可以被计入资本和启动成本。腐败？没问题 —— 告诉我需要付钱给谁和付多少，那将变成运营成本的一部分。太多的文书工作？没问题 —— 虽然更长的启动时间意味着更低的投资回报，但同样，这也可以计算，也可以用更高的利润率来弥补。你知道印度的问题在哪里？没有什么能够被计算。在印度：当有人说 “是” 时，你不知道他或她实际表达的是 “是” 还是 “否”。当一个工人说：“我 5 分钟后到。” 你不知道他是那些守信的工人之一，还是那些只会在 4 小时后出现的工人之一。当一个官员接近你且索要 “进度费” 时，你不知道他会要多少，进度能够加快多少，以及还有多少像他这样的人。当看到一堆文书时，你不知道这是最后一堆，或者接下来还有 20 堆，甚至不知道给你填写的表格是否正确。唉，即使有人要来帮助你，你也不知道他是否会在前来这里的途中撞到一头牛，然后被迫再等待 8 个小时让 “萨满”（shaman）出现并走完程序。所有这些加上偶尔的 “我拒绝与那个种姓的人共事”，加上工会罢工和停电，使得在印度做生意极其不可预测。如果你是企业家，你是愿意在知道该商品很可能会按时、按规格交货的情况下，从某人那里购买价值 3 美元的商品，还是打算从某人那里购买价值 2 美元的同一商品，但是不知道何时，甚至能否拿到？多数人会购买那个 3 美元的，然后再提高利润。商业的全部是关于可预测性的，试图在没有预测能力的情况下赚钱被称为赌博，企业家不喜欢在能够规避的时候去赌博。总括而言，不可预测性是印度制造业的杀手。不是基础设施，不是熟练劳动力，不是腐败，不是智力。是大写加粗的，不可预测性。还有疑问吗？』安心了，哈哈。还有疑问吗？哈哈。

当 “印度” 作为标签出现在公共话语中时，往往被简化成 “软件大国” 的光鲜或 “贫民窟” 的困顿 —— 而《断裂与新生：一位中国记者笔下的印度日常》最珍贵的价值，恰是用 “记者的眼睛” 和 “普通人的视角”，撕碎了这些刻板印象，把镜头对准了承载着国家转型阵痛的 “日常褶皱”。 作者没有选择政论式的宏大叙事，而是将观察锚定在具体的人：德里街头用智能手机接单、却要在停电时靠柴油发电机维持生意的网约车司机；在班加罗尔科技园区敲代码、下班后却要遵守种姓习俗参加家族祭祀的年轻程序员；孟买贫民窟里靠手工缝补谋生、却坚持送女儿去双语学校的母亲…… 这些人物没有 “代表性” 的沉重，却像多棱镜的切面，折射出印度最核心的 “断裂”：现代科技与传统社会结构的碰撞，全球化红利与底层生存困境的鸿沟，个体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固化规则的拉扯。 书中的 “新生” 从不以 “轰轰烈烈” 的姿态出现，而是藏在日常的微小抵抗与坚持里。不是政策文件里的 “改革成果”，而是贫民窟女孩在课堂上用英语流利回答问题时眼里的光；不是产业园的高楼大厦，而是网约车司机私下研究 “如何绕过种姓中介接更多订单” 的笔记本；不是媒体宣传的 “女性觉醒”，而是家庭主妇偷偷用手机学习裁缝手艺、计划攒钱开小店的小声盘算。这些细碎的 “新生”，没有颠覆传统的力量，却像雨水渗透泥土般，缓慢地改变着印度社会的肌理。 作为中国记者的书写，这本书还藏着一层巧妙的 “对照视角”。作者没有以 “旁观者” 的姿态评判，而是在描述印度的 “堵车困境” 时，自然联想到中国城市的交通治理；在记录印度 “传统与现代的撕扯” 时，隐约触碰到每个快速转型国家都会面临的共性命题。这种 “不刻意的对照”，让读者跳出 “看印度” 的单一维度，开始思考 “转型” 本身的复杂与艰难 —— 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在 “断裂” 中寻找 “新生”，从来都是一场需要耐心与温度的旅程。 最后，这本书最动人的，是它对 “日常” 的尊重。它没有试图给出 “印度将走向何方” 的答案，而是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 “断裂” 与 “新生”，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藏在每个普通人的早餐、通勤、工作与梦想里。读懂了这些日常，才算读懂了真正的印度。

知道我在印度工作后，我的很多中国朋友都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强奸现象为何在印度社会屡禁不绝？” 我试探着婉转地向当地朋友提出这个问题。“在我们看来，被强奸的是妇女、学生和儿童，她们是受害者，但是在那些罪犯眼里，她们连人都算不上，只是发泄欲望的工具。欲望上来，他们就被冲昏了头脑，失去了理智。”35 岁的亚什帕尔是一名英文专业博士生，拥有高学历但出身低种姓背景的他谈起这个话题有种出乎我意料的直截了当，表情里甚至带着咬牙切齿的味道。他特别提醒我注意，在大多数强奸案里，受害者都来自印度的低种姓人群。“印度独立后种姓制度从法律上即告废除，各种种姓分类与歧视都被视为非法，但在实际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头脑里，种姓观念依然存在，强奸只是针对低种姓人群犯罪行为的一种。”23 岁的小狄是孟买一所高校的大学生。在她看来，印度强奸案频发也跟人们受教育程度偏低，尤其是缺乏性教育有关。“我们的中学课本里有关于生理卫生以及性教育的内容，但是到了这一部分，老师们从来都是一跳而过，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有的学生为了了解性知识，就偷偷地去上色情网站。” 说到这里小狄话锋一转，“你知道‘谷歌印度’上，被搜索最多的人是谁吗？一个色情明星，桑妮・莱昂内（Sunny Leone）。” 生于 1981 年的卡伦・马尔霍特拉是一名印度裔加拿大人，后来随家人迁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朋友的推荐下，毕业后的她以桑妮・莱昂内为艺名，给《阁楼》等成人杂志拍摄写真，并于 2003 年获评杂志封面人物，此后更是进军成人影视行业。2011 年，尝试回归印度的桑妮参加了由宝莱坞影星萨尔曼・汗（Salman Khan）主持的电视真人秀《大老板》，引发轩然大波。人们谴责桑妮道德败坏，电视台让她上节目则是在推广色情。有人上街游行抗议，有人甚至向印度政府进行投诉。一部以桑妮为主角的纪录片还原了她如何从一名普通的邻家女孩儿转身成为知名色情明星的过程。谈起桑妮在印度引发的争议，片中一位受访者面对镜头说出了这样一段话：“印度人都假装没有性爱这回事，我们的人口居世界第二，但我们假装没有人在做爱，连学校都没有性教育。现在突然间有一位女演员，大方谈论自己的色情职业，这满足了大多数人的最高欲望……” 表面的讳莫如深，私下的暗流涌动已成为印度社会面对性话题矛盾心态的一体两面。这让我紧接着想起两名中国女性朋友在印度的经历。30 多岁的章敏（化名）在中印之间往来做贸易多年，性格大大咧咧，做起事来风风火火，有种不管不顾的气势。她曾跟我介绍，在印度独自出差旅行是她的常态，总的感觉是南印度的安全系数比北印度高得多。印度街头在拍照的年轻女孩儿们 “早年间不了解情况，一个人在印度坐火车旅行，在大城市有时会乘坐城际铁路，后来发现太危险了。只要人一多，车厢里变得拥挤起来，立马就有很多双手在你身上游走……” 另一位某驻印中企员工的家属也讲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有次假期带着孩子来孟买探亲，由于气候湿热，她便很自然地穿起了国内常穿的短裙装。后来带着孩子下楼玩，周围几乎所有的男人 —— 从小区住户到电梯工和大楼门卫 —— 都在盯着她看。起初她以为他们只是好奇她是外国人，后来才发现他们是在看她的腿。“那种毫不掩饰的眼神真的就像是一把把刀子，赤裸裸，齐刷刷，直勾勾，感觉分分钟就能把一切剁碎！” 印度学者莎嘉・达尔米亚曾在《华尔街日报》撰文《印度需要一场 “性革命”》，其在文中称，在印度，街头性骚扰就像司机遇到堵车一样平常，只要踏出家门就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因此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印度女性走路、说话乃至穿着的方式。“我记忆中第一次穿布卡（穆斯林女子穿着的服饰，主要由长袍、头巾和面纱组成）大约是在少年时期，当时我和母亲一同前往位于新德里家附近的一个市场，一群男人开始对我们怪叫、吹口哨，还唱起宝莱坞的歌曲。母亲示意我快速走过，不要说话，也不要与那些人有任何眼神接触。有的时候，如果父亲同我们一起，这些大声的骚扰则会转变为鬼鬼祟祟的手势。如果是在人多的公交车上或公共场合，这些低级的骚扰就会变成明目张胆的‘折磨’，男人们通常会趁着拥挤对女性上下其手。母亲教导我要利用自己的胳膊肘或者随时待命的安全针保护自己。时至今日，这些方法仍在女孩儿中口口相传。”

新华社记者眼中的印度，从外卖小哥到中产阶层，从传统节日到现代生活，深入观察印度社会的真实面貌。记录普通印度人的生活状态、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

议论多过写实

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教授付筱茵认为，从《大篷车》到《调音师》的发展，可以看到印度电影努力探索在 “变” 与 “守” 之间建立平衡，在现实性与娱乐性之间建立平衡，“既注意尊重本民族文化传统，保留民族电影的优良叙事传统和审美特性，增强其品牌建构和民族认同感、凝聚力，又积极进行全球化、现代化的文本改良与突破，积极适应电影的全球化生存语境”，致使其影响力不断扩大。北京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姜景奎撰文指出，宝莱坞影响遍及世界，除了有产业发展的需要，很大程度上还跟印度将电影视作一种国家战略来对待的态度高度相关。印度是一个多元社会，加之实行民主制度，宗派和政党林立，电影对内能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对外则可以提升印度的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记者的笔触，包罗万象的展示，原来这就是印度

一般般，没有看完。远远不如中兴公司驻印度高管汪涛写的《不可思议的印度》。作者看到的更多的是表象，而缺乏抓住内涵和本质，没有往深处探究，缺乏洞察思考。

全面是很难做到的，深刻富有远见的洞察或许需要丰富的经历，但真实而简单的细微观察，同样是必不可少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