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士人走向民间：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日本的内藤湖南从世界史的视野观察中国历史的发展，认为唐宋之间的变化是 “中世与近世之间的一大转换”。这一观察，后经其弟子宫崎市定的补充完善，成为影响巨大的唐宋变革论。20 世纪初，日本的内藤湖南从世界史的视野观察中国历史的发展，认为唐宋之间的变化是 “中世与近世之间的一大转换”。这一观察，后经其弟子宫崎市定的补充完善，成为影响巨大的唐宋变革论。说影响巨大，是因为其影响溢出了中国历史研究领域，成为很多人文学科回溯历史背景时进行一般叙述的一个筐，或是作为理论支撑，或是作为门面标榜，统统将唐宋变革论装在里面。那么，这一理论范式，用孟子的话说，是不是可以 “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 呢？能否像许多论著标示的那样，用以解释中唐以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形态呢？中国的历史学者，在长期研究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优良的学术规范，那就是有几分史料说几分话，论从史出。详细具体地检视史料，我们会发现，唐宋变革论难以圆满地贯通解释唐代以后的全部历史走向。这一理论范式指导下的考察，甚至走到北宋末年，就举步维艰，抵牾尽现了。因此，解释中国历史是如何走入近代、走向今天的，需要转换视角，在坚实的史料支撑下，运用另外的理论范式。这一有别于唐宋变革论的理论范式，就是我近二十年来所倡导的宋元变革论。一位曾担任过东京大学教授的朋友，最近著文说我的宋元变革论是 “批判性地发展唐宋变革论”。这样说并无大误。我的批判在于斩断了唐宋变革论向下的历史分期，将其截止于北宋末，从南宋开启的则是宋元变革论；我的发展则在于将唐宋变革和宋元变革视为两个互相连续的社会转型。“变革” 一词，由来已久。《礼记・大传》就讲：“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 不过，我觉得《礼记》这句话中的 “变革”，以及古代文献中使用的 “变革”，跟 “改革” 的意思相近，强调改变的主观意志与行为。而我们今天使用的 “变革” 一词，包括唐宋变革论中的 “变革”，更接近在各种因素作用下所形成的客观状态或结果。这一语义的生成，大概是明治维新以后主张脱亚入欧的日本引进西学改造固有汉语词汇的产物。这跟 “封建”“革命”“历史” 等词旧瓶装新酒一样。既然是在各种因素作用下所形成的客观状态或结果，那么变革就不是突变，而是有一个演化的时间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唐宋变革和宋元变革，都不是从字面上理解的唐宋之际和宋元之际发生的变革，而是指长时段的社会转型。我理解的唐宋变革是指自中唐 “安史之乱” 开始，至北宋末终止；而宋元变革则是从南宋开始，至元末终止。两个变革期都长达二百余年，都是渐进性的社会转型。科举规模扩大化，形成士大夫政治，造成社会流动，推动全社会向学，文化水准提升，平民文化兴盛，商品经济繁荣，这是在唐宋变革期积蓄的宋元变革的内在因素。靖康之变，北宋覆亡，南宋王朝在江南建立，终结了从隋唐到北宋的政治、经济中心的二元化状态。这一历史的偶然性因素造成的政治地理变化，则是宋元变革开启的直接促因。北宋积蓄的各种因素在新的场域背景下发酵，每年大量产出的士人由于 “员多阙少”，无法学而优则仕，从而被发达的地方社会吸纳，形成流向多元化，与政治联系紧密的居乡士大夫一同着力经营地方，作为精英引领社会转型。蒙古征服南宋，除了对遭遇激烈抵抗的少数地方进行残酷屠城，对多数地域实行的是不流血征服。这就在客观上使江南的生产力与经济结构没有遭受重创。而元朝长时期停废科举，又加速了士人的地方化进程。明清乃至近代地方上乡绅阶层的强势，就是来自宋元变革的铺垫。以朱子学为主的道学，作为儒学新形态，放下身段，面向民众，以道化俗，在大量士人的推动下，不仅在南宋的江南生根开花，并且伴随着大一统形势，逐渐扩散到全域。唐宋变革论向上看，揭示的是与中唐以前不同的新形态；宋元变革论向下看，阐述中国社会由南宋历元，进入明清，走向近代的步履。

宋元之际，士人在万分之一的中举概率下，或主动或被动的适应社会变化，投身到各行各业。他们不仅被社会改变，也促进着社会的改变。理学与礼学观念随着士人深入到百姓的生活，改变着他们的思想观念，潜移默化的完成了一场 “思想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