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宋一朝，晏殊是 “我最爱的词人 Top1”，苏轼排第二。晏殊最爱的儿子 “小七” 晏几道，在我的榜单里排不上号。用王国维的标准来描述，就是我觉得 “小七” 和他老子的境界差太远。
 
对于晏殊词的美学价值以及晏殊在承启宋初词作的奠基作用，叶嘉莹先生在《北宋名家词选讲》一书辟有专门一章，我觉得她把我从晏殊词中能感受的全部已经说尽，在叶先生的解读面前，其他观点都是画蛇添足。
 
相比之下，晏几道的词就显得颇为尴尬。他的词绝大多数属于我最没耐性读的类型，尽管由于被辑录在本书中，我耐性地把每一首词都读到，然而毫无面对晏殊词而生出那种心灵得到安放的感觉，甚至晏几道的词让我越读越焦虑 —— 何以一个有着深厚家学渊源的人，人生除了酒筵歌席和逼逼叨之外，竟毫无任何可取的见识？
 
当我清晰意识到自己这一感受时，脑海中也闪过叶先生在《词之美感特质的形成与演进》、《人间词话七讲》等书中就 “小词” 之小所作的讲解。
 
一来，按照 “词之美感特质” 的范畴，晏几道词正是写自己在酒筵歌席与莺莺燕燕之间的内心戏，而且文学之才情极高（比之近来被挂在网上暴锤的贾浅浅现代诗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应很契合 “词之美感”。
 
二来，与乃父贵为宰相不同，晏几道一生不止仕途不顺，感情生活也不顺，父亲的门生故吏在其落魄时不仅不接济，反而还指责他没有出息、不该成天写那些小词。按照 “天以大凶成就一词人” 的说法，他从命运到气质到词作水准皆该算是堪为天人之作，但为何我就是接受无能？
 
对于晏几道词，叶先生其实在《唐诗宋词十七讲》中也有很简短的评述，“就词之发展而言，晏几道的词，是词的发展这条长流之中一个向回转的漩涡。他不是向诗歌的意境去发展，他所写的是交给莲、鸿、蘋、云这些美丽歌女去歌唱的歌词…… 就比较更带着个人的色彩了。” 我注意到网上有人不同意叶先生的这个观点，认为这是在黑小七。于是我试着换个角度，来求证一下，自己为什么不大接受晏几道词的缘由。
 
有一条时间线，我发现格外耐人寻味，即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秦观和周邦彦这 6 位声名不亚于晏几道的大词人，他们的生卒年代和文学黄金期刚好覆盖晏几道的一生，对比这 6 人的词作，显然能够看出差异：
欧阳修的黄金期在 1030 至 1070 年间；
司马光的黄金期从幼年砸缸一直持续到 1085 年；
王安石的黄金期在 1069 至 1085 年（王安石和司马光同逝于 1086 年，前后脚退出舞台）；
苏轼的黄金期在 1079 至 1100 年；
秦观的黄金期在 1085-1110 年代；
周邦彦的黄金期在 1085-1110 年代。
欧阳修、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乃父的晚辈故旧，苏轼、秦观一长一幼与自己同时代，周邦彦是自己晚辈，其中欧王苏又同为 “唐宋八大家” 之列，晏几道夹在这 6 人中，他所思所写与这 6 人是格格不入的。
 
先说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和苏轼这 4 位，他们皆以文章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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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后世都对欧阳修和苏轼的词赞不绝口，例如欧阳修的 “庭院深深深几许”、“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又如苏轼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但是两人在文学上更著名的并不是词作而是政论文章和散文。“欧苏” 以散文并称，这对比晏几道是很有意思的，可见词作在两人的人生中只是妆点，心怀政治抱负、平衡在政事与人情之间、用词作进行私人情怀写作，是欧苏两人非常鲜明的特点。恰巧，晏殊对词作也是抱持这种态度。
 
至于司马光和王安石这一对秤不离砣的政治冤家，两人则更主要以政论文章为主要创作领域。据说司马光传世的词作仅三首，其中一首最有名的一句是 “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王安石诗词创作也少，但传世的几首诗特别著名，例如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从他们对诗词创作的频率可以看出，这对冤家虽然毫不在乎诗词创作，但两人堪称儒家 “修齐治平” 思想最为极致的楷模，更不要说司马光还留下了一部厚厚的《资治通鉴》，专为教皇帝如何做人。如果要对比晏殊，二人占了其身为宰相、治理政事、实现政治抱负的那二分之一。很极端。
 
有前面这 4 位做参照，大体上能看出晏几道的人生态度是多么的闲散逸趣了。晏几道幼年成长经历和青少年时期，基本上都在父兄的显贵荫庇之中，偏偏他继承了父亲的才情，走出了一条近乎纯文学青年之路，远离政治。用晏殊的 “不如怜取眼前人” 之语来说，或许让最心爱的小儿子远离政治是对他的拳拳之爱，不过从时代来看，远离政治、做纯文学青年，恰恰让晏几道失去了与同时代最优秀人才头脑激荡的机会。
 
苏轼年长晏几道一岁，秦观比苏轼小十二岁，苏轼和秦观结成了忘年交，可苏轼想要拜访晏几道却被其鄙视看不起。读过晏几道的词，我特别能理解小七鄙视苏东坡的理由 —— 你苏东坡的词不如我晏小七的工整精致，你不配！然而正是对比两人的词，包括秦观和周邦彦的词作，我恰恰理解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一句 “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以及他认为关乎词作境界之 “隔” 的审美态度。
 
关于宋词审美中的 “隔” 是什么，我在读《北宋名家词选讲》一书中的领悟是，我给你一个我能看懂的符号，这个符号需要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才能看得懂，但它又不能生僻孤陋和拗口，还得让你听起来就联想到美，这样的一个符号就是 “隔”。
 
在那本书中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晏殊而是苏轼之词的审美张力，其实放在这里用来说明晏几道词更合适了。
 
我之所以视晏殊是最爱的词人，是因为他在政治、道德、才情和智慧之间的达观、真挚和理性。相比之下，苏轼的情绪更奔放、想象力更丰富，不过他绝大多数时候是一个在野派，与晏殊少年成名、身居相位而进退咸宜不同，晏殊在抱负上克制和放弃的要多过所追求的。这也是为何晏殊词中总带有理性的原因，而这一层理性，恰恰是晏殊词之 “隔”。
 
苏轼则不同，豪放派的标志。这两天因为一个别的事情反复让我想起电影《一代宗师》中宫二对叶问说，“拳不能只有眼前路，没有身后身”，我觉得这句话用来形容苏轼性格和他的词极为贴切，苏轼之所以与王安石争、与司马光争，正是因为他舍身忘我、不计身后身，于是被政敌攻诘一贬再贬。在我看来，苏轼至真至纯、如阴阳中的阳，而晏殊则是阴阳调合的均衡。所以苏轼词是在小我和抱负用诗词裹在了一起，仅在文字和才情之间作了一道隔断。
 
晏几道就完全不同了，晏几道词给我的感觉完全是至阴至柔，而且这种阴柔还不是秦观那种质朴的柔，晏几道词中是浓丽、高饱合度的阴柔。原因也很简单，他作词主要是为了给家伎歌唱表演，而他一生人最重要的似乎就是享受歌舞带来的美感，他的词几乎全部对酒筵歌席和莺莺燕燕的抒情。
 
一旦把握了晏几道词的特点，再加上对同时代著名词人（以及十几年后出生的陆游、辛弃疾）对比，就很容易理解叶先生评晏几道词是 “词的发展这条长流之中一个向回转的漩涡” 的理由。
 
姑且不以格局论高下，就算以想象力和表现力来说，苏轼 “一蓑烟雨任平生” 中的 “一蓑”，秦观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中的 “一相逢”，周邦彦 “楼上阑干横斗柄，露寒人远鸡相应” 中的 “鸡相应”，这些超越酒筵歌席的文字岂不是更丰富？
 
词已经能够在其他词人笔下表现出非常大的包括自然、政治、社会、抱负以及私人情绪等内容的格局，而晏几道始终在围绕狭隘的领域搞创作，纵使他也游历了许多地方，但那些游历并没有进入到他内心、进入到他的词中。这就是我觉得他的词很乏味无趣的原因，词藻确实好，言之无物然并卵。
 
读到这本父子词集，我有一个最直接的感慨，即是父亲到底要为孩子留下一个怎样的遗产。
 
不能说晏殊教育子女是失败的。晏殊 47 岁才有了晏几道，到他去世时小七 17 岁。晏殊已尽可能把才情传给了这个最心爱的小儿子，而且，他经营一生客观上留下了极佳的政治遗产，电视剧《清平乐》中，欧阳修便带着尚是少年的晏几道参加宋仁宗的生日爬梯，我猜，晏殊应该是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想给小七留下一个圆满人生。
 
遗憾的是，父亲对孩子人生的设计总不可能按计划实施。晏几道或许便是某种为天赋所累的天才，恰好又有显贵家世为支撑，如同任正非的二公主姚安娜。家世让他不可能像父亲、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人那样，由寒门从头奋斗一次，家世已经给他的心结上了一个笼子，把他与社会现实隔绝开来。当然，家世背景也同样守护了他的纯真，而这份纯真与天赋、家世重叠在一起，进一步让他生活在自己的歌词创作之中…… 形成内卷。
 
所以，到底是给孩子一个风和日丽的温房好，还是给孩子见惯大风大浪、手把手教他打怪通关更好？不同的父亲会有不同选择，不过从二晏在宋词方面的艺术成就来看，宋词中最重要的境界肯定没法传承。或者说，蕴含在一切艺术审美活动中的境界都没法传承，每个人都必须用心领悟、从头修炼属于自己的境界，正所谓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各人”。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和 “酒筵歌席莫辞频” 中的晏殊是清冷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和 “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 中的晏殊是轻盈的。只可惜，他最终也只是把自己独自活成了珠玉，儿子也并不真地懂得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