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条件争取把自己的事情办好。首先是中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内需潜力，这是全世界都羡慕的。由于人口数量全球第一，加上近年收入增长很快，因此中国的国内市场扩展很强劲，今年以来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了 23%，去掉通胀的影响，还有 15% 以上的高增长，是全球哪里也不容易看到的现象。

无论公司、行业还是国家，当没有预想的事情突然发生的时候，究竟怎样来应对？不确定性就是说无法根据过去的经验，来推断事件未来发生的概率。既然过去的经验，甚至不能在概率水平上预测未来，那么应对又从何谈起？天有不测风云，我们到底怎么度过未来的岁月？不确定性一直陪伴着我们。任何公司、行业、国家在一路走来的途中，总不能完全避免不确定性的纠缠，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在对付不确定性。从事后才看得出来的成败得失中，我们可以获得经验教训，可以得到启示，以确定的规则来应对不确定的结果。高度竞争性的体育比赛，结果总是不确定的。这正是大赛吸引全球亿万观众的原因。但是，比赛结果的不确定却要求比赛规则具有高度的确定性和明确性。任何短跑运动员都难以事先确定他或她是否一定比别人跑得快。但是，他或她也一定要明确知道，那个比所有别人跑得快的运动员，一定是比赛的冠军。没有确定的比赛规则，运动场中人的努力就根本无从集中，也就不可能有精彩、结果不确定的比赛。经济活动与体育比赛的道理是相通的。没有非常明确和确定的规则，市场中人的努力和注意力，同样不可能集中于结果不确定的经济竞争，也就无从动员人们勇敢地面对未来市场的不确定性，尽最大努力争取收益、避免灾祸。哪些确定的经济规则对未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呢？第一，积中国过去 30 年的经验，或许还要加上更远久年代的教训，我们认为一个可靠的企业制度具有基础的意义。这是一套关于企业创立、营运、兼并和破产的规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护创业者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的合法权益，从而鼓励社会的方方面面，把资源投入到回报极不确定的在市场里创办企业的过程中来。这是我们走过了历史的弯路，终于找到的承认、保障、鼓励多种所有制企业并存、平等竞争的一条路径。这一点无论如何也不能动摇。企业是对付市场不确定性的组织。既然没有人可以事先打包票，对一个企业的投入一定可以得到多少回报，那就要有很确定的规则：投入企业的资源所有者可以获益的权利一定要得到明确的保护！这个规则很抽象，因为对应的内容完全没准，究竟有多少获益、还是赔本的买卖，甚至血本无归，事先根本不能保证，能明确的只是投资获得回报的权利。这是企业制度的基础，否则就没有办法动员人们把资源放到市场里的公司来与不确定的未来搏斗。这是决定未来能不能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拿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进入到细节观察，某些歧视依然存在，过高的制度费用还是妨碍企业集中注意力对付市场。消除歧视、改善企业运营环境，形成一个各种企业真正平等竞争的局面，其中也包括新创办企业和老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要有一个非常牢靠的基础，动员人们把资源、精力、能力和企业家精神放到企业来，虽然结果不确定，但只要有正的结果，就一定有正的回报，正如有负的结果，也一定承担责任和损失。这是对付市场不确定性的最基础的确定性规则。第二个确定性的规则，就是要由反映供求的价格机制来指导资源配置，使之成为全部资源配置的基础。价格是灵活变化的，但靠价格机制发出信号引导生产则是非常确定的。这是因为，无论明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会减缓到什么地步，中国已经是一个大经济，再也不像一个封闭的村庄经济，可以按照自家或邻居的需要直接指挥生产。作为一个开放的大经济，唯有抽象的、变动的相对价格才能准确而灵敏地显示社会的真正需要。政府不应任意对价格的变化进行行政干预和管制，因为那将阻碍供求信息的传递，妨碍资源的有效配置。第三个就是货币的稳定。政府控制的法定货币的发行，远远超出了经济增长的需要。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大国，究竟怎么处理好自己的货币，怎么让人民币拥有制度上的稳定性和规则上的可靠性，杜绝在任何短期压力下依赖超发货币 “振兴经济”，还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难题。不过这次因为货币超发带来的资产价格从飞涨到飞跌，从通胀到通缩，应该让产业界和企业认清，货币规则的不确定一定带来信息的严重误导，最终带来 “措手不及的打击”。中国要争取未来的健康的增长，就要努力使确定性的货币规则高于倾向于相机调控的权威。再一点就是税收。任何经济增长不可能没有强大的国家保驾护航，而强大的国家就要靠有效的税收来维持。但是，税收具有合法强制性，容易被利用过度，从而适得其反。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从农业经济转向工商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确实要发生税种和税制方面的巨大变革。但是，作为合法强制性的税收体制，本身又要具备程序合法的严肃性，不能成为一个过于灵活的调控开关，想拨一下就拨一下，增加各方面对未来的人为的不确定性。税制改革还是要坚持简化税种、降低税率、普遍征收的基本原则。离开一个确定的税收环境，企业和企业家对付市场不确定的搏斗意愿就会下降，那不但是企业的损失，也是整个社会包括政府的损失。考虑到税制变革与稳定之间的矛盾，有一点可能重要，就是要把总的税负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在宪法层面确定下来。现在的经济困难，很大程度上是国民收入的大分配出了问题，就是居民家庭占有的比重偏低，政府的比重偏高。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启动消费或拉动内需，就不容易办到。因此，要考虑一个税收总量的稳定比例，加了这个税，就要相应地减少其他的税。中国要在未来成为伟大的国家，一定要在这件事情上达成政府、企业、居民之间最基本的一个共识，有一套制度限制，不要让合法强制性的税收变成一个过头使用的权力，导致投资、创业、生产的意愿下降。最后，所有影响市场行为的法律，要有很高的稳定性、可靠性、透明性和变更程序的权威性。这是转型当中不断会遇到挑战的问题，即法律的稳定性、权威性和转型经济难以避免的变通性之间的矛盾，究竟怎样处理为好？我想根据这些年的经验教训，包括新劳动合同法颁布以后遇到的问题，要考虑一条很肯定的意见，就是凡是没有很大把握的法律，或者只经受了经济高峰的检验、却没有经受经济低谷考验的法规，一定先在地方和局部进行试验，然后才可成为全国性的正式法律。贸然立一个法，经不起经济低迷的考验，受损害的就不但是产业和市场，而且连带国家法律的权威。总起来说，基本规则的确定，有助于动员人们振奋企业家精神去应对结果的高度不确定。中国有一句老话：“以不变应万变。” 这是了不起的传统智慧。今天要强调的是，以不变的规则应对万变的结果。“不确定性” 其实是中性的。它不一定意味着仅仅就是灾难。不确定性也可能是未曾预料到的、非常好的结果。中国今天取得的成就，在 40 年前看来也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这是意想不到的机会、意想不到的发展、意想不到的财富。所以，如果我们在法治社会与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方面，经过改革奠定一个扎实的基础，那么未来的中国不但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应对那些灾难性的不确定性，而且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承接机会、承接运气、承接未来。

作者给出的答案：劳力和其他生产要素都不能直接变成产品。因此，廉价劳力优势也不能直接转化为产品的竞争优势。要把生产要素转变为产品，非经过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不可。如果要素成本极其低廉，但生产的组织成本或体制运行成本极其昂贵，那么再廉价的要素也不可能转化成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因此，组织成本和制度成本，或者如阿罗教授在 1969 年定义的 “经济体制运行的成本”，才是理解经济增长的关键。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降低了各类企业的组织成本，才激发了人们的劳动、技术改进与创新、管理以及创业的热忱，才激励人口众多的中国得以在全球舞台上发挥出自己的综合成本优势。在这里我想说，大幅度降低经济体制的运行成本，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真正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