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处机一言止杀考。相信大多数人对于丘处机的了解，开始于射雕英雄传，也终结于射雕英雄传。这本书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而且是激烈的论辩。读到最后，金岳霖的金句出来了，作者引用的目的是批评那些不唯实的研究风气。“” 一个人不去证明自己的论题的真实性或别人论题的虚假性，却采用一些激动感情的手法，使听众同情和相信自己，憎恶和不相信别人，这就是诉诸感情。“” 我们也要警惕那些义正言辞的、情绪激动的、贴标签的、流眼泪的、无辜状的、乞求状的…… 字数不多，不必逐字阅读，外行翻翻看，挺有意思。作者是个有趣的人，这是一次有趣的偶遇。

丘处机 “一言止杀” 的文章，刊登于 2002 年出版的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上，篇名即为《丘处机 “一言止杀” 辨伪》。那篇文章八千字，发表不久我就意识到以这点篇幅是解决不了这样的难题的，酝酿改写。2006 年我读了齐鲁书社出版的专著《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其中讲丘处机的章节就达四万字，遂决意改写《辨伪》，这便产生了《再辨伪》。《再辨伪》三万多字，是原来《辨伪》的四倍，足以覆盖《辨伪》的全部内容。现在本书收了《再辨伪》，自然没有必要再收《辨伪》。这次以《丘处机 “一言止杀” 考》用作本书书名，不便之处，有请读者谅解。

书评《丘处机 “一言止杀” 考》杨讷著因为看杨云苏的《幸得故人慰平生》、《巷里林泉》就喜欢作者大伯相关逸事的篇章，并由此知道可爱的大伯原来是著名元史专家杨讷（1935 年生于上海，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于《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后任国家图书馆副馆长、中国元史研究会副会长等），并写了这本对于读金庸的人来说一看标题就感兴趣的书。此外，因为我自己只做过理科方向的学术研究，所以其实一直很好奇不用做试验的文科（比如历史）学术研究是咋做的，因此本书算是满足了我两方面的好奇心。本书确实不是用以消遣的，相比郑小悠的那几本历史科普类的书会更枯燥些，但认真读是能看懂的，并且能由此明白严谨的历史考证应该是什么样的，另外因为里面涉及到的许多历史人物我也算曾有耳闻，所以我确实读得津津有味。抽丝剥茧、条分缕析，整个阅读体验有一种看厨艺大师有条不紊烹制复杂菜肴的美感。巧的是，据杨云苏描述，杨老先生确实擅厨。由本书可窥见的杨老先生治学之严谨，再映照杨云苏笔下的日常，更觉老先生之可爱。此外，很钦佩老先生所持的史观（我粗浅的理解是）：一是总是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立场看问题，二是实事求是、全面客观。比如：“作为一个富有经验的历史学家，陈垣在写《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的时候，是对史料做了一些选择、考订、组织工作的。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本书留下了许多缺憾，其主要论点是不能成立的。原因在哪里？我想原因就在他以古人自况。从他书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看来，他的遗民说不是产生于认真研读全真史料之后，而是产生于研读史料之前。先入之见支配了他对史料的选择、考订和组织。他只顾从史料中摘取自己需要的话语，没有准确、全面、客观地研读所引史料的原文，也没有深入了解该文作者的状况，由此造成了不少失误。我这样讲，并不是说史学工作者在每项研究开始的时候不能有任何先入之见，而是说应该全面、客观、准确地审读和分析史料，在从史料的研究中取得确凿的事证以后，还要用事证来检验自己的见解，切勿让自己的主观之见支配取证工作。”“是，赵先生既不说《全真七子》原先讲的 “依据” 错了，也不另行交代自己的真实依据为何，而是立即宣布 “我们能够对以上文献为何无止杀之语作出合理的解释”，接着便煞有介事地解释起来。可是，稍有一点逻辑学修养的人都知道，论证某事之有无与解释某书何以不载某事是两个不同的论题，不能用后者来替换前者，否则便是转移或偷换论题。而且，解释某书不载某事的原因，须以某事已被证明实有为前提；如果其事本属后人杜撰，前人书中自不会有，何需再作解释。赵先生尚未证明进言止杀之实有就抢先解释《西游记》等书何以不见止杀之语，其奥妙在于诱使读者误以为这个前提业已解决。”“关于赵文的谬误，暂且举到这里。读者想必已经看出，谬误多半出自赵先生对史料的妄释妄改。一般地说，只要对史料的阅读和运用多存几分谨慎，也不至于如此谬误丛生。但是，具体到赵先生，谬误如此之多的原因恐怕不仅是缺少谨慎，还因为他多了一项东西，那就是信仰主义。”“因此我把以科学研究为名，行散播某种宗教信仰之实的行为称作科学研究中的信仰主义。宗教信仰与科学研究是不同道的，但在今天只要各自亮明旗帜，遵守国家法律，两者是可以各行其道的。藏身于科学研究中的信仰主义则是科学界人士应该反对的，因为它冒用科学之名，混淆视听，误导大众，损害科学事业。”“最后，对赵先生向我提出的要注意 “对道教或道教信仰者的同情理解与起码尊重”，我想作一点回应。如果我理解得不错，赵先生说这番话的用意是指责我以及与我持相同观点的人，把我们告到一些对历史真相不甚明了的道教信仰者跟前，以煽起这部分道教信仰者对我们的不满和怨恨，从而达到向我们施加压力的目的。这让我想起过去金岳霖先生主编的《形式逻辑》中的一段话：一个人不去证明自己的论题的真实性或别人论题的虚假性，却采用一些激动感情的手法，使听众同情和相信自己，憎恶和不相信别人，这就是诉诸感情。金书是把 “诉诸感情” 列为 “不正当的论证和反驳的手法” 的” 醍醐灌顶，明白犀利 “这就是尹志平随阿里鲜招谕山东的结果，他们是拿着丘处机的招谕书去的。很明显，如果说丘处机的确起过止杀的作用，主要是他配合了成吉思汗既有的 “顺者不诛，降城获免” 政策，参预劝降。劝降若成，杀戮自可减少。但是，这算不得历史功绩。因为丘处机不是劝征服者放下屠刀，而是叫受害者放弃反抗，屈当顺民。如果这也算历史功绩，后来由宋降元的吕文焕也应受到表彰。吕文焕降元后多次向宋朝将官现身说法，劝他们举城降元，那也是减少了杀戮的。”“丘处机则是 “有为十之九，无为虽有其一，犹存而勿用焉”。所谓 “有为”，并非仅指创观收徒，其全面的含义是积极扩大社会影响，特别是致力于提高教门的政治地位。丘处机在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1188）奉召入中都，受到朝廷礼遇。宣宗贞祐二年（1214），他帮助金朝平定山东杨安儿反叛，可说是已经直接参与政治了。他在西行前对蒙古军队的暴行早有了解，西行途中经撒马尔罕等地，又目睹河中战后惨象，但仍以晋谒成吉思汗为荣，反映出他对汉地局势的估计，他要依托军事上的强者弘扬本教。陈铭珪在《长春道教源流》中引丘处机诗多首，以证明 “其悲悯之怀随处流露”，其中一首《阳九百六诗》云：“劫运天灾不可当，高真上圣救无方。直须受尽丰年孽，再得升平入道场。” 依我看，这首诗以及一些别的诗都透着一股宗教上层人士对民众苦难的冷漠，丘处机真正关心的是这场 “劫运” 给教门带来的发展机会。过去和现在都有人引他西行中写的 “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穷急漏诛残喘在，早教身命得消忧” 诗，以为这表明他欲救万民于水火。我们已从《庆会录》看到，他的救民方案就是在山东、河北建立一个由蒙古操控的刘豫式傀儡政权。我这样讲并非苛求丘处机拿出一个可行的救民办法，而是说我们不可仅仅根据一个人的若干诗文就来判断他对民众的态度，应该看他实际做了些什么。对一个能文会诗的教门头面人物来说，写几句以济世救人为己任的诗毫无难处，他们平常就是以此说教的。”“我不否认丘处机师徒们有过一些止杀行为。他们的止杀行为大致有三类。一是配合蒙古 “顺者不诛，降城获免” 的政策，协助蒙古劝降。二是利用成吉思汗对宗教的宽容和对丘处机的优遇，接纳一些难民为道徒，使他们免遭杀害，同时扩大了教门。此即元人说的 “至有囚俘亡命，辄缁其冠而羽其衣者，一无所问”。三是如李志常（即李浩然）写的《行状》所述，“凡将帅来谒，必方便劝以不杀人”。因为有这些行为，丘处机及其教门给当时和后世留下了救生止杀的印象。但这些行为同 “一言止杀” 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一言止杀” 故事是丘处机去世后全真道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其时全真道与蒙古朝廷关系更加密切，教门领导人的私欲也随之膨胀，他们要借抬高父师来抬高自己，于是造出丘处机建言止杀的故事。但是，在窝阔台时期战争仍在进行，屠戮时有发生，漫无边际地夸说止杀功效很容易被人识破，所以只说到 “顺者不诛，降城获免” 为止。李志常等巧妙地把自己虚构的故事嫁接在蒙古实有的政策上，使人难辨真伪。先前他们配合蒙古劝降，要汉地民众甘当顺民，现在又谎言蒙古对顺者、降城的政策是他们的父师奏请来的，要民众对他们感恩戴德。他们就是这样愚弄民众的。” 再加上阅读本书的《早期全真道与方技的关系及其他》，虽然之前对宗教之画皮有些模模糊糊的认识，通过读本书对宗教的滤镜碎得更彻底了 “最令我不解的是，《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的作者竟然提出丘处机与成吉思汗谁更伟大的问题。在一部学术著作中提出这样的问题，简直叫人惊讶莫名。它使我想起鲁迅关于成吉思汗的一段议论。1934 年，鲁迅在一篇文章中说：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 “盘古氏开辟天地” 之后，有三皇五帝，…… 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二十岁，又听说 “我们” 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 “我们” 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 “我们” 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 “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 “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 的。我久不看现行的历史教科书了，不知道里面怎么说；但在报章杂志上，却有时还看见以成吉思汗自豪的文章。事情早已过去了，原没有什么大关系，但也许正有着大关系，而且无论如何，总是说些真实的好。鲁迅这番话是针对当时有些文章讲的，那些文章的作者搞不清历史的基本情况，受中国旧文化中的精神胜利法的影响，以成吉思汗对他国的征服自豪，殊不知自己的祖先也是被成吉思汗及其后裔征服过的。鲁迅的话可能使有的作者很丧气。但是，鲁迅讲了，“无论如何，总是说些真实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