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快一周时间，拿下《贾志刚说春秋》系列的最后一部 “孔子世家”！从上个月的二十七号至今，我从第四部正面叙述春秋历史的最后一部，一路读完第七部，也就是本系列的最后一部，前后竟花费了快一个月的时间，真是如白驹过隙。而据我的读书记录所示，我第一次开始读这个系列至今，已过了一年的时间，是去年 12.23。不过好在，总算是有始有终了。 首先，这部的副标题名曰 “孔子世家”，毫无疑问，其主要内容自然是叙述孔夫子的。而孔子的情况，我想与上一部所述那些 “圣贤” 们的情况大不相同。后者固然非常知名，他们的故事，被今人津津乐道。但我想，孔子远非他们可比。这不仅是孔子这个人更为世人熟知，以至于孔子成为中国百姓人人皆知的人物，甚至渐渐的扩大到全球；也不是孔子的故事更为今人所津津乐道，以至古今中外关于他的事迹、及思想等各方面研究的著作灿若繁星，数不胜数。而是正因为他的影响之大，所以中国古代两千多年来，统治者们对孔子思想的利用，再加上后世某些人、甚至不怀好意或有所企图的人，他们或有意，或无意，因自己的某些需求，要拉起孔子这张虎皮做大旗，进而对其人进行涂抹，对其思想进行扭曲歪解，便使得孔子的 “真面目” 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越来越扑朔迷离，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之那些没有太多文献记载的 “圣贤” 们（如上部所叙述的叔向、子产、晏婴）更难以接近历史的真相。而这本书的作者，在一开头的 “序” 里，便开宗明义，表明了他的看法，也给本书之后的书写，关于孔子的介绍定了一个基调。即是孔子既然归根到底都是一个人。那么，他既不是像中国古代两千多年来，统治者及大众对其所誉为 “圣人” 的那么完美无瑕；更不是像近代由新文化运动而掀起批孔热潮中，激进者对其斥为近乎魔鬼那样可怕。因为，孔子本就是人。所以，这本书所叙述、甚至可以说，所竭力还原的，也是孔子作为人的历史。至于本书，我认为，其最大的优点，还是以其小说的特质，演义的手法，在孔子的生平叙述中间，解决了很多关于论语语境的问题。比如，作者在孔子最后一次周游列国即将结束时，将再一次回到鲁国，而在这之前，孔子本想去晋的，却终究以这个国家无可救药为由，打消了这个念头。而作者推论，此时六十多岁的孔子，一定有如 “年与时驰，意与日去” 的无奈与遗憾，再加上此时他眼前正被黄河阻挡着，便发出了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著名的感叹。这便与《论语》“子罕” 篇所记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这句空秃秃的话相呼应。等等…… 我们知道，《论语》一方面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举止的，但另一方面，其文体又是语录体的，因为这本书本就是孔子死后，其众弟子，为了追忆他们的老师，进而你一言我一语对孔子的音容笑貌，及所说的话进行回忆，然后对其择取，最终汇集成书的，便是论语。所以，无论何人，如果单单读一本论语，常常会感觉到前言不搭后语、东一榔头西一棒槌都是理所当然的，与此同时，还会感到无比的枯燥无味。而这本书，恰恰以小说的形式，把论语中在今人看来，有价值孔子所说的话，以及与其弟子的对话，很好的插入了孔子生平事迹的叙述当中，随之尽可能消除原有内容的违和感。就这一点来说，我认为，作者已经是在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了。而效果，我想也是不错的。因此，我觉得在读论语之前，先读一下这本书也是不错的。另外，为了还原一个相对有血有肉的孔子，作者除了用小说成分，使之变得更活灵活现，更具有可读性之外，在史实方面，我想作者同样是下过一番功夫的。除了参考了《论语》，并将其内容贯穿本书始终的叙述之外，还参考并合理采用了如《史记》、《说苑》、《大戴礼记》等有关孔子的记载。所以，一部历史小说，能够做到如此地步，我想还是不易的。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便是作者对孔子所说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见于《论语》“子罕” 篇）” 的延伸。塑造了一个一生都极其推崇《周礼》、但早年正是由于《周礼》所规定的等级制度而处处不得志，进而对其心生怨恨孔子的形象。当然，令我最印象深刻，以至惊叹的，便是在 261 章出场作为现代人而穿越过去并与子贡一起投进孔子门下的 “胡乱”。根据作者的插述，我们知道，他在今天学习其实是不太好的，而由于时代所造，他还是懂一点历史，及现代的科学的，所以便被古人视之为神人，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说的某些话，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太离谱，太超前了，故名曰 “胡乱”。作者则把论语中没有问的过程，而仿佛都是孔子冷不丁所说的话，归于胡乱所问。而这位胡乱之于本书，似乎始终都是以客串的形式来出场的。而最后一章的题目就是 “胡乱论语”，作者以胡乱这位现代人的视角，并借他之口，来与孔子进行问答，甚是有趣之外，我想这更是作者对孔子思想的一种延伸，一种拓展。以现在所面临的问题，由胡乱之口，转达给孔子，看看他会给出怎样的解决方案。这些虽然都是作者凭主观对孔子思想的认知而发挥的，也尽管篇幅短小，但在我看来，作者所塑造的一些问答，还是有现实价值及学术意义的，也是能够发人深思，令人回味无穷的。在这里，我认为，作者是把胡乱作为古与今沟通的桥梁，是作为现代人的代表，而穿越回那个时代的，以今人面临的种种问题，来让孔子解惑的。与此同时，在这中间，我想也是最能够窥见作者对孔子思想的看法与见解的。总之，我是挺羡慕这位老兄的，他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和孔子对话，更想知道，他在孔子死后，是继续留在孔门了？还是回到现代了？这种方式虽然看似不伦不类，天马行空，以至光怪陆离，但据我所知，易中天的《儒墨法道的救世之策》的形式与本书所塑造的胡乱是有相似之处的，都是采用古今问答的形式，来说明那些思想放在今天是个什么样子，它于今人有怎样的启迪？又会衍生出怎样的问题？这些在我看来，都是这一类著作、这种方式能够很好解决的问题，也是它的意义与价值之所在。当然，这只是题外话，也尽管易中天这本书我虽有计划，但却从没看过。不过至于作者的观点，我认为既有一些可取之处的，更有不敢苟同之处的。比如，他认为，《左传》就是孔子的弟子子夏所撰写的，这一点，虽然有点武断，因为关于《左传》的作者 “左丘明”，厉来都是困扰史学界而引起争论的一大难题。而据我所知，及看到本书的观点后，又进行的一番搜查，发现《左传》这本书的确是和子夏、及他晚年所在的魏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例如，我之前看过的《战国史》，杨宽先生曾有论述，他说：“我们认为《左传》一书，大概是战国初期魏国一些儒家学者依据各国瞽史所编著的《春秋》，如《墨子》所引的四国《春秋》，加以整理按年编辑而成，用以作为《鲁春秋》的 “传” 的。…… 由于魏文侯的好学，子夏为王者师，《春秋》之义成为重要的改革政治的理论，不仅从此有《公羊》、《穀梁》二传的口说流传，而且在这样的气候中，《左传》一书也已编著完成，当吴起从曾申学习《春秋》时，《左传》已有流传了。” 都有和本书的观点相呼应，从侧面反映出了作者推论的合理性。等等。再如，作者说孔子最早研究周礼，然后研究诗经，再之后研究春秋，最后研究周易。这说明了什么？他是 “从理想主义走向现实主义，再走向神秘主义。儒家，是理想主义；法家，是现实主义；道家，是神秘主义。” 虽然这种说法，同样有点新奇，因此，便说孔子不是儒家的孔子，这更是矫枉过正了。但我想，孔子与另外两家的渊源，我们同样不应该简单地忽视。就拿作者所举出的依据来说，在此只举两点：一是孔子的偶像中有管仲、子产这一类法家先驱式的人物；二是子夏的弟子中的李悝，也就是孔子的再传弟子，而李悝，又是法家真正的奠基人物，后来的帮助秦国改革的商鞅，便是携一部李悝所著的《法经》来到秦国的，他的一展身手之地。这便意味着，儒学大师教出法家学生，不只是荀子之于韩非、李斯，从子夏之于李悝便已经开先河了。我认为，通过这些现象来看孔子，及其背后的儒家，是可取的，至少是一种线索，是能够把其特质看得更全面一些的。不过就我个人而言，不敢苟同之处还是挺多的。接下来，便举几处令我印象深刻的地方来讨论一下，顺便也谈谈我的了解与看法。其一、古书上记载，孔子汇编诗经，是把原有的三千多首篇目，只从中选了三百多首（大概诗经原有的是三百一十一首，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亡轶了几首，或是只有篇目而无内容的除外，只剩下三百零五篇了）汇集成书，成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诗经，而作者显然是遵循了这一说法。这个问题虽然现在学术界还有争论，不过我认为，并没有如此的夸张。一来在孔子之前，春秋的贵族都是非常喜欢用诗的，而这些诗，在现在的诗经中都能找到，况且，即便不看儒家的这些经典，看另外的先秦诸子中所引用的诗，在诗经中也是能够找得到的。总而言之，我认为，即便孔夫子在编撰《诗经》时，对其原有的篇目有所删改，量有绝不会有那么大的。而作者直接遵循了说法，这是我不敢苟同的。其二、通过本书的叙述方式，依旧可以看出，作者对孔子还是非常喜欢的，所以就不免爱屋及乌，无意中造成了一些对其思想错误的理解，至少在我看来，是有偏差的。比如，对于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句孔夫子非常著名的话，作者反倒 “别出心裁”，不再 “遵循” 古人及现当代大多学者对此的解释。作者为此，在书中专门辨析，对于孔子这句话的断句，厉来的人都断错了。按照作者的说法，这句话断句是这样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果这样来断句，那么与大多数人所理解的含义便大相径庭了。对于这句话，如果按最常用的断句形式来翻译，是这样的：（统治者们）可以让百姓按着道理去做，而不可以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这样做。这样一来，便是典型的愚民政策了。而据作者给出的断句来翻译的话，是这样的：百姓如果知道该怎么做，（统治者们）就让他们做；而百姓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做，那就应该让他们懂得道理（再去做）。这样来，这句话又代表了孔子 “远超时代” 的人权宣言。至于我的理解，等会再说，在这里姑且不论。再如，作者对于一直以来为大多数人所认为的，孔子对女性的偏见，同样做了微微的开脱。例如，对在《论语》“阳货” 篇记载的：“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逊），远之则怨。”” 这句孔子对女性非常有名的论述，作者竟解释成了他对妻子忍无可忍所说的气话，固然不无道理，因为记载在《论语》里孔子所说的话，本身就没有语境的，也无法查证，作者这样的大胆猜想本身也无可厚非。但只看作孔子对妻子一时的气话，便有些过犹不及了，也忽略了《论语》这部书的取舍过程。想想看，他的弟子们为何会把这句话抄进《论语》中？肯定是对他们有所启迪的。不过与此同时，作者也推断这里的 “女子”，绝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 “汝子”，这既不附合孔子的个性，更不符合古人的说话方式。这一点，我与作者的看法是一致的。又例如，除了 “阳货” 篇孔子对女性的论述，《论语》中还有最后一处，同样常常被人举出并作为孔子对女性的偏见来批判。即是 “秦伯” 篇记载的：“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 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厉来的学者便是拿其中的 “有妇人焉，九人而已” 来作为孔子对女性的偏见。而作者则认为不是，不但不认为这句话是对女性的偏见，反倒认为孔子这样说，恰恰是为了保护这个女性的地位。因为这个女性可不是一般人，她是武王的母亲，文王的妻子 —— 太姒。而按照作者的说法，这个太姒怎么可以当武王的臣子呢？所以孔子才要为她正名。另外，说一下这里的 “乱”，可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乱臣贼子”，它恰恰是 “好” 的意思。所以，所谓 “乱臣” 便等于后世的 “贤臣”。而按照作者的说法，即便做臣子的再好，那她如果不是臣子，就不能是臣子，这也和孔子所说的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 “名不正则言不顺” 的理论似乎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