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常识意义上，中国人作为一个名词是从历史、文化及民族的角度上来使用的，但回到研究上来回答这个问题，界定这个概念的确有一定的困难。其原因在于与此紧密联系的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与中华民族是不断变化与发展的。我们常用 “融合” 来表达中华民族，“包容” 来表达中国文化，“分合” 来表达中国历史，这便说明了中国人的含义变动不居，乃是因为其疆域不定，价值多元，内涵丰富，生活多样等。当中国人发现自己不在世界中心的时候，主体性问题才随之产生，我们才迫切地希望研究自己，以便看看真实的自己究竟是什么样子，为何长久以来会有如此这般的谬误及其由此而生的文化。可见，“中国人” 概念，是伴随着一个国家与民族的觉醒而成长的。它的出现首先需要一个可以同中华文明并肩的其他文明之存在。所谓社会行为取向是指某一社会中的成员在其文化或具体情境的影响下所表现出的行为轨迹和方向。因为有一种特定的文化模式作规范，因此这种行动的路线一般来说是比较确定的，否则，就会成为该社会中的越轨行为。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取向是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的对立要点排列如下：（1）个人先于集体，还是集体先于个人。（2）自我取向，还是他人（社会）取向，重自我，还是重他人。（3）个体人格及其行为表现是受到尊重，还是受到压制。（4）个人具有自主性，还是具有依赖性。（5）个人利益高于集体利益，还是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6）地位等级观念是弱，还是强。（7）人际关系倾向独立，还是倾向和谐。中国家庭属于异质传递，且只偏重权威的传递，而日本和西方却属同质传递。后者的区别是西方家庭重视财产的传递，而日本家庭既注重权威传递，也注重财产传递。所谓异质传递意味着中国家庭在资源转移是长子继承权威，财产却诸子平分。中国人社会行为取向中的四种因素（变量）概括如下：（1）权威（包括对身份、地位和等级的确定）；（2）道德规范（以儒家思想为核心）；（3）利益分配（包含社会、心理和经济性上获得的平均性）；（4）血缘关系（包括扩大的或心理认同上的血缘关系）中国的个人、家庭、乡党、国家乃至天下是连成一体的，一个人是否修身关系到是否平天下。在这种道德体系中，我们不能说个人修身重要还是平天下重要，也不能说前者是后者的手段，后者是前者的目的。这是一个完整体，它不过是在表现一个连续体里的一环环过程。中国人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理解完全不同于西方人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正因为理解上的差异，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取向不适于放在一种二元对立的研究框架中来加以分析和比较；中国人在同任何人，如父子、兄弟、朋友、上下级、同事及陌生人等进行社会互动时都会在权威、伦理、资源分配平均化、血缘关系的可能（或不可能）之四因素的作用下来决定他的行动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