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德国在战后正式道歉，而日本始终暧昧？” 这个问题不仅困扰着历史学者，也萦绕在许多关注战后东亚国际关系的我们这一些普通读者的心头。这本《日本与德国：两种战后思想》试图回答的，正是这样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作为金泽大学专攻社会思想史和比较文学的教授，仲正昌树从 “战后责任”、“国家形态”、“马克思主义” 和 “后现代” 四个维度，系统梳理了德日两国在战后思想演变中的异同。本书从两个战败国的相似历程中寻找关键点的差异。作者首先剖析了德日两国在战争责任认定上的根本区别。二战结束后，德国被明确追究 “反人道罪” 并进行国家赔偿，而日本的战犯则被 “综合地” 追究责任，判决书中甚至没有使用 “反人道罪” 一词。这种法律上的差异为两国后续不同的反思路径埋下伏笔。书籍进一步探讨了知识分子在塑造历史认知中的作用。在德国，雅斯贝尔斯关于 “罪责问题” 的讲座为公共讨论奠定了框架，将罪责区分为刑事、政治、道德和形而上学四个层面。而日本缺乏类似的思想家，战争责任讨论被简化为二元对立图式：要么全体国民有罪，要么只有甲级战犯有罪。除了表面现象的比较之外，作者还深入挖掘差异形成的深层原因。在地缘政治层面，德国处于欧洲东西冷战的前线，经历了长达四十年的分裂，在与其他西方国家改善关系时选择有限。而日本尽管也参与了东亚冷战，但未经历国家分裂或直接军事对峙。而美国在东亚并未建立类似北约的集体安全机制，因此无需创建日本与周边国家和解的框架。在思想根源上，日本战后出现的 “一亿总忏悔” 概念将战争责任模糊化。这一说法源自 1945 年日本皇室成员东久迩稔彦的讲话，将战败归因于全体国民的 “道义颓废”，却未涉及对他国的侵略罪行。相比之下，德国从支持希特勒上台到纳粹大屠杀的过程，全体 “国民” 都被要求承担政治责任。作为出生于战后日本的德国思想史研究者，作者在自由派与保守派的观点之间保持了难得的平衡。他既不认同自由派将德国模式理想化的倾向，也拒绝右派 “德国不能成为日本模范” 的极端立场。作者提出了一种分别对待的方式：日本学习德国的做法具有意义，但不是因为德国比日本道德更高尚，而是因为两国在被追究战后责任的内涵和所处情境上存在差异。他认为，德国之所以 “真诚地” 反省过去，某种程度上是出于被迫无奈。然而，如果德国能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在 “清算过去” 方面获得更高评价，那么这种模式就值得研究。尽管本书日文原版早在 2005 年就已出版，但 2025 年中文版的推出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历史认识问题始终是影响东亚国际关系的潜在因素，而作者的著作为中文读者提供了了解日本内部关于战争责任讨论的窗口。本书避免了非黑即白的简单判断，而是带领我们深入德日两国战后的思想脉络，理解不同国家处理历史伤痕的复杂性。书中对 “马克思主义” 和 “后现代” 在两国不同命运的分析，展现了思想资源如何在不同社会语境中被筛选、吸收和转型的过程。在翻完本书之后，确实能感觉到德国与日本对待历史罪责的差异，远非简单的 “深刻” 与 “暧昧” 二分法所能概括。地缘处境、法律框架、思想资源甚至美国在冷战中的战略布局，使得他们各自塑造了两种不同的 “战后”。魏茨泽克曾说：“谁闭目不看过去，谁就会对现在视而不见。” 日本缺少的或许不是记忆，而是如雅斯贝尔斯那般将罪责区分为刑事、政治、道德、形而上的思想框架，让一个民族能在不瓦解自我的前提下直面伤痕。历史从非简单的镜子，而是通过反思塑造未来的工具。

通过比较 “战后责任”“国家”“马克思主义” 和 “后现代” 这四个方面，概述了德国和日本战后思想的演变。得出的结论是：日本没有像德国一样对自己的过去彻底反省。比较有意思的是，在日本和德国都有一段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经历，但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