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观点明确：用数据和实验取代意识形态，让 “好的经济学” 引导政策。他们尤其为移民辩护，认为低技能移民能促进流入地区的工资增长，带来积极的溢出效应。然而，这种基于宏观经济效益的乐观论述，却选择性忽视某东方大国的过度对外移民对加拿大、英国、新加坡等国的具体影响，其夹带私货的作法，暴露出选择性的叙事方式。班纳吉和迪弗洛确实是戳穿了许多简单化的经济迷思，指出市场并不完美，经济增长本身未必能消弭不平等。他们呼吁关注具体的人，而非抽象的数字。这种情怀在讨论移民时尤为明显。他们认为，反对移民的情绪常源于身份焦虑而非经济理性，并引用研究称移民 “优化了本地人的工作类别”。书中甚至将不愿迁移视为一种需要被经济学矫正的 “病”，建议通过提供住房补贴、交通便利等支持来鼓励更多人口流动。问题恰恰在于，这种充满理想色彩的 “流动性颂歌”，对移民接收国已经发生的社会深层震荡着墨太少。作者的分析框架很大程度上抽离了具体国家的政治文化语境。以英国为例，该书提及英国公众对经济学家的信任度仅略高于政客，却未深入探究这种普遍的不信任与移民政策引发的长期社会撕裂有何关联。英国脱欧公投中，移民问题是核心引爆点之一，而这远非 “移民增加劳动力需求” 这样的模型所能解释。它涉及公共服务资源的挤占感知、社区结构的快速变迁以及本土文化认同的危机感，这些都是 “好的经济学” 模型中难以量化却至关重要的 “外部性”。同样，在新加坡和加拿大这类高度依赖移民的发达国家，班纳吉和迪弗洛的乐观叙事同样遭遇挑战。新加坡通过精密计算引入移民以维持经济增长和人口结构，但这引发了本地公民关于就业竞争、房价飙升和文化稀释的持续忧虑。加拿大的 “快速通道” 移民系统虽被奉为典范，却也面临新移民学历贬值、大城市资源紧张和不同移民社群间融合困难的难题。这些国家的经验表明，移民的经济净收益或许为正，但其分布极不均衡，社会成本往往由特定社区和阶层承担。本书作者作为出身印度、常驻美国的经济学家，其视角或许天然倾向于关注移民输出国的福利改善和全球整体的效率提升，而对于输入国内部复杂的社会整合成本与政治反弹风险，缺乏同等分量的审视。这种视角的不平衡，削弱了其方案的说服力。他们正确地指出 “偏见通常是我们认为世界上许多事物正在变糟从而产生的防御性反应”，却似乎将这种 “变糟的感觉” 过多地归咎于非理性的 “身份政治”，而未能充分承认，这种感觉可能根植于部分群体真实且相对的经济地位下滑与社会资本侵蚀。当他们在美国调查中发现，只有 25% 的人相信经济学家，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公众凭直感察觉到的生活复杂性，可能被学院派经济学过于整洁的模型过滤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