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疆域，即是一个帝国所能调动的能量与能够集结的信息所覆盖的极限边界。古希腊文明是罗马帝国的精神内核，当帝国的普世主义理想的政治外壳被北方蛮族击碎后，罗马帝国的疆域从一个坚硬的，可以看到的、触摸到的实在，迅速消融，旋即把之前要征服的对象纳入到帝国文明的内部核心叙事当中，以致于以前的蛮族在后来成为了叙事主体。在东方，受到异质文明强有力地约束，帝国变得更加务实和保守。教会虽然在世俗层面凝聚了人民，但是不难发现，东罗马帝国始终将自身的生死存亡放在首位，所谓的 “拜占庭” 更像是朱庇特在东方的 “神庙”，在朱庇特与众神之间的秩序安排上 —— 宗教与军事、皇室与贵族、东方与西方，贸易与开放等等诸多关系，都遵循了朱庇特的意志。一、“朱庇特” 在帝国的东方政治环境中，更加世俗化、具象化在西欧，基督教逐渐的把 “朱庇特” 从精神生活空间当中排挤出去，君士坦丁和他的拜占庭帝国，在与东方传统精神观念的互构中，为 “朱庇特” 找到了容身之所。相对于崇拜唯一真神的基督教，多神信仰在政治环境与社会组织中显得更加务实。罗马的军国主义承担着 “征服野蛮、扩张文明” 的使命感，需要从帝国境内集结大量的资源，并且要取得来自底层力量的支持，最普遍的来自于人民，而最核心的力量则是军队。罗马军人常年征战，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战术上依赖严谨的战场纪律，精神上军人们把精神寄托给了 “不可征服的太阳神索尔”。随着军人的地位不断上升，信奉唯一真神的做法在帝国的社会公共信仰中普及开来。皇帝需要社会各阶层的合作和支持，自戴克里先起，通过繁杂的礼仪、宏伟的视觉，皇帝把自己包装成唯一真神在人间的代表。自帝国被一分为二后，西欧的地理破碎性使得西罗马帝国无法建立强政治，在蛮族之锤的不断轰击下，“唯一真神” 的大一统版图逐渐破碎，文明观念却四射而出，孕育和滋养了诸多王朝。东罗马帝国根植的东方统治环境，实行土地财政政策，把各行省的贵族豪强凝聚在君士坦丁堡，发展成了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东罗马帝国的政治中心在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的政治中心在宫廷。帝国的意识形态与行政管理高度统一，皇帝集宗教与世俗二元属性于一身，成为了人间的 “朱庇特”。“朱庇特” 多元兼容的务实态度，使帝国文明借由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这座 “众神殿”，向西亚北非地区辐射。二、加强皇权：务实且灵活的选择帝国的中坚力量自君士坦丁时期开始，东罗马帝国早期，不断扩张的疆域，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权贵来到君士坦丁堡，他们依靠商贸和地产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权贵们不仅出于信仰而将灵魂安顿在了修道院，而且也通过捐赠的方式建立修道院和宗教机构，类似于 “信托基金”，他们将通过宗教来投资，永久享有固定的收入。但是，地方权贵的不断坐大，也严重威胁着帝国的统治。自查士丁尼时期开始，为应对内部 —— 削弱贵族利益集团：一方面强调皇帝对于民众宗教生活的控制，另一方面改造法律框架，使民众寻求法律援助更加方便；为应对外部 —— 废除行省制，设立军区制，以农民士兵阶层中成长起来的军事贵族来重新成为帝国的中坚。自阿莱克修斯时期开始，突厥人扩张，帝国对领土的实际控制力大幅度减弱，导致大量军事贵族聚集在君士坦丁堡，为了削弱他们的威胁，阿莱克修斯开始依赖自己的家族成员，皇室贵族开始崛起。同时在军事上也依赖外国雇佣军。三、扩张与收缩：精神文明空间和世俗秩序空间不断变换的帝国中坚力量，其根源是帝国为了降低统治成本，应对外部威胁，采取的基于土地的阶段性财政赎买策略，历任皇帝不得不以土地和特权来扶持新贵族，然而新贵族很快就在公共义务领域丧失掉支撑帝国的结构性作用，转而将大量以土地为基础的财富据为私有，导致帝国每每在税收问题上耗散力量，不得已以财政和宗教来赎买外部军事力量维持均衡局面。长久以来东罗马帝国的主要税收基础是土地和农民，贵族对农民的盘剥压榨，奥斯曼扩张实施的宗教 — 纳税兼容政策，致使劳动力不断流入东方。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西欧天主教世界并没有成为东罗马帝国的腹地力量之源，历次十字军东征本质上是欧洲充沛的武力无以释放，在本土肆虐并破坏社会生产情况下，教皇不得已而想出来的 “妙招”，十字军并没有为东罗马帝国的存续起到决定性作用。帝国在世俗秩序上遭受的挫折，生成了极为保守的意识形态，这反映在了文学艺术上，他们向古希腊文化中深入的挖掘、靠拢。在与波斯帝国的对抗中，激发了阿拉伯人宗教与政治身份的自觉，一个新的异质文明在西亚北非崛起。在教会的传播下，“罗马帝国” 这个文明概念包裹着古希腊文化的内核，从罗马到君士坦丁堡，经巴尔干半岛一路向北，将帝国的精神版图扩张到了罗斯地区，又激发了斯拉夫民族的普世主义理想。或许，是罗马人多神信仰的主神朱庇特，将罗马帝国的遗产四散在了这片欧亚大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