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五四的另一面：“社会” 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诞生》。五四不仅仅是一场学运。五四以后，“社会改造” 运动不但成了历史的主调，而且由此生发出的各种变革理念也深刻支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个人认为是分析五四最深刻的一本书。出生在岭南的康有为、梁启超相对拥有更强烈的以道德教化手段正君心兴变革的意识，他们的 “道德主义” 诉求不但寄托在对光绪帝改革能力的浪漫幻想上，也持续体现在他们的行动方式上，其突出特征是过多期望通过办报结社等舆论干预的方式支配大众心理，期冀由此管道引发社会变革。和岭南的康梁相比较，出身江南地区的胡适等人的道德教化心态显然要比康梁弱化许多。他们对待传统更多采取的是 “科学主义” 的功利态度，对美国杜威实验主义的张扬和贯彻为什么集中在胡适本人身上就很说明问题。尽管似乎也有一些例外，如出生于江南的陈独秀就提出过 “伦理革命” 是最后之革命的口号，这个口号很符合 “道德优先” 的思想原则。出身湖湘地区的毛泽东，早年他也奉行过生命哲学，崇尚道德自律，晚年鼓动思想改造，引爆灵魂深处的革命。但毛泽东的实践逻辑更加复杂，面对毛泽东早年多面的思想意识，我们根本无法仅仅从道德优先于政治社会的角度去解读其行为逻辑。我的主张是，把五四看作近代历史长程运动中的一个环节重新加以审视，聚焦的目光不限于其作为政治运动瞬间发生的事件含义，也不限于揭示心灵自我重新发现过程中爆发出的内在紧张状态，而是把五四扩展到与清末变革和民初社会革命的前后长线关联中予以定位。从五四到后五四阶段，知识群体一直呈现一种 “核心 — 边缘” 的不均衡分布状态。最初是一批辛亥的老革命家在厌弃民初政治变革失败的悲观气氛里，开始转向了文化讨论，一批留学欧美的知识人随之把五四运动烙上了思想文运动的色彩，他们以北京为中心，活动位置处于五四的核心地带。无政府主义者在五四运动发生的一段时间内，则一直游离在边缘的位置，“社会革命” 成为时代主题后，他们才渐趋活跃。但由于其对 “社会” 内涵的理解混乱不清，导致其组织新型社会的行为缺乏可操作的实践功能，最后难免流于失败。而另外一批身处核心圈外的知识人则开始在边缘地区集聚起了力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第一师范群体就是五四知识圈辐射范围之内最外围的网络群体。历史经验证明，“社会革命” 之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村的文化基础是否能够得到妥善的利用和有效的转换。因此我以为，后五四时期弥漫开来的 “社会革命” 风潮，其要义不在于遏止了个人的自由解放，而在于彻底阻断了乡村文化再生的渠道，这才是后五四时期发生的最大悲剧之所在。五四前后有关 “个人”“个体”“个人主义” 与其他观念或 “主义” 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是清末民初素持变革主张的知识分子呼吁青年摆脱家庭束缚，努力树立对 “国家” 身份的认同感，梁启超倡导 “新民” 即是典型的例子，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重新厘定 “群己” 界线。第二个阶段发生在欧战爆发之后，一些受到 “社会发展史” 思维影响的学人，把 “个人主义” 的产生与西方私有制对财产的垄断联系在一起，“个人主义” 往往成为资本家不择手段黑心牟利的理论基础，“个人”“自我” 开始与 “自私自利” 的贪婪品格建立起了联系，其寻求 “个人” 独立的色彩渐趋淡化，对 “个人主义” 含义的解释也越来越趋于负面。第三个阶段是抗战爆发以后，如何拯救民族危亡几乎成为所有阶层共同关注的核心议题，“个人”“自我” 必须毫无保留地融入抗日救亡洪流似乎成了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不容有任何异议。对 “个人主义” 的讨论从此彻底 “政治化” 了。

作为一个理科生，阅读这样一本有分量的专著，不能不说难度很大很大。       爱阅读，有困惑，即将面临退休。不敢有太多的奢求，只想多明白一点道理，接近一点明白人的边缘，少一点纠结，多一分通达与理解，不亦乐乎。        历史很有趣，同样的一段历史，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视角，能给出不一样的解读。        五四，对中国人意义非凡，百年已过，热度不减，有趣就在于，谁也不能一言以蔽之，下最后结论。        在历史的节点上，变革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形形色色的人物，诉求不同，经历不同，认知不同，观念手段甚至相悖相异，但是一起促成了社会的演进。        学生时也学五四运动有关内容，为了应对考试，基本上是背标准答案，懵懵懂懂，不甚了了。        现在资讯发达，信息爆炸，资料检索比以前方便多了，如果用讨论的方式，各抒己见，不拘标准答案，对学生的思维训练会大有裨益。        社会不断在演进，新的节点总会不断出现。如果每个人都能从更宏大的视角看问题，多一些耐心宽容等待，可能眼前的问题就不是什么大问题。        五四，总会被解读，常会被提起。我们能够也应该从中学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