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方言是中国七大方言中的强势方言之一，广州话（广府话）作为粤方言的标准语，在粤方言中的 “老大” 地位毋庸置疑。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广州话语法研究成果日益丰硕，对广州话进行系统描写的代表性专著有高华年《广州方言研究》（1980）、李新魁等《广州方言研究》（1995）、詹伯慧《广东粤方言概要》（2004）；针对某些语法项目或从某个视角进行描写的代表性专著有方小燕《广州方言句末语气助词》（2003）、彭小川《广州方言助词研究》（2006）、杨敬宇《清末粤方言语法及其发展研究》（2006）；代表性词典如饶秉才等《广州话方言词典》（1981）、麦耘等《实用广州话分类词典》（1997）、白宛如《广州方言词典》（1998）；相关论文更是数不胜数，仅列举如下：黄家教等《广州方言中的特殊语序现象》（1983）、施其生《论广州方言的虚成分分类》（1995）、周小兵《广州话量词的定指功能》（1997）、彭小川《广州话的动态助词 “翻”》（1999）、方小燕《广州话的疑问语气词》（1996）、杨敬宇《三部粤讴作品中的可能式否定形式》（2005）等。香港粤语和广州话差别不大，香港学者对粤语语法的研究也有很多，如张洪年《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1972、2007），邓思颖《汉语方言语法参数理论》（当中很多内容涉及粤语语法）（2003），梁仲森《当代香港粤语语助词的研究》（2005），Peppina Po-Lun Lee（李宝伦）Cantonese Particles and Affixal Quantification（2012），Carine Yuk-man Yiu（姚玉敏）Directional Verbs in Cantonese: A Ty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Study（2013）等。前贤大多从本体出发，对广州话语法系统或某一语言项目进行共时描写或比较，有的也探讨历时变化的情况。这些成果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但不足之处是：更多地关注语言项目的有无和定性，却忽略了语言项目的实际使用情况以及使用者的各种社会因素对选择语言项目的影响，而这些正是社会方言学变异研究所侧重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