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内珠三角、长三角、京三角、中三角、西三角 * 五个三角 * 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和对比。产业的错位发展和互补，形成协同发展的合力，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这点上，长三角的上海、合肥、苏州等是典型代表。京三角的雄安还需要继续追赶。

2020 年 7 月 30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很可能成为贯穿 “十四五”“十五五” 规划时期的结构性改革总方向。笔者认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至少有三大政策支柱：一是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二是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三是要素流动与区域一体化。换言之，区域一体化也是构建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环节。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长期性停滞）、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将主要在国内，而如何实施新一轮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则可能成为政策的重中之重。事实上，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雄安新区等概念的提出，背后都折射出区域一体化或区域联动的新思路。从资源集约与市场趋势的角度来讲，中国政府都应该推进城市化而非城镇化。但在目前限制超大城市规模的政策已成定局的前提下，城市群的发展无疑是大势所趋。周期调控政策通常用来应对经济的短期波动，主要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于短期稳增长具有较好的效果；结构性改革政策通常用来应对经济的潜在增速下行，目的是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来提振经济的中长期增长，虽然短期内无法起到稳增长的效果，但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在一个主权国家范围内，具有一定地缘关系的省份之间、省份内各地区之间以及城市之间，为谋求发展而在某些领域实行不同程度的经济联合调节，形成一个不受区域限制的产品、要素、劳动力以及资本自由流动的统一区域市场的动态过程。其目的是在区域内实行地区合理分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促进联合体共同繁荣。我国内部的区域一体化战略正在成为国家和地区支撑经济增长新的战略选择。基础设施一体化、产业结构一体化、市场和要素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以及区域政策一体化，在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实现空间外溢和规模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进一步带动劳动力、人力资本、实物资本的集聚以及技术的扩散，在需求和供给侧同时发力，促进了区域内的经济增长。粤港澳大湾区由广东省的广州、深圳、佛山、肇庆、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 9 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组成，与原珠江三角洲和港澳合成的 “大珠三角” 在覆盖范围上一致。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广东省由于毗邻港澳，且拥有绝佳的地理位置，在我国对外开放前十年的进程中独占鳌头。粤港澳大湾区的 GDP、消费总额、工业增加值等指标占全国的比重均超过 11%，说明粤港澳大湾区在全国的经济分量较重。粤港澳大湾区出口表现亮眼，其出口金额占全国比重超过 30%，大大高于其 GDP 占比。这一方面得益于其绝佳的地理位置与世界级港口群，另一方面受香港、澳门的转口贸易影响较大：部分产品从内地运到港澳时，已计入出口额，从香港再转出至第三方，再次计入出口额，存在虚增出口额的情况。

学者对中国城市群发展的研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