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归根结底是认识人的学问。俄国思想家巴赫金就认为，认识物与认识人需要作为两个极端来对照。物是纯粹死的东西，它只有外表，只为他人而存在，能够被这个他人以单方面的行动完全彻底揭示出来。而认识人的极致则是在上帝面前思考上帝，是对话、提问、祈祷。

现代法律主体必须同时具备观察能力、行动能力与反思能力。而大数据神话的信条则预设过往历史业已囊括了未来的所有线索，无需意义的因果建构，无需深层的价值追问，最关键的只是数据、速度以及效率。

梁思成一九四三年所著《中国建筑史》，原名《中国艺术史建筑篇》，一九五五年以油印本印出时改为现名。此书与梁思成的《图像中国建筑史》均成书于抗日战争末期，是梁思成学术生涯第一季，即中国古代建筑调查研究学术历程的总结之作。其后，梁思成倾力于战后重建事业，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以培养人才，投身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的规划建设，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倡导 “中而新” 建筑创作，完成《营造法式》注释。是为梁思成学术生涯之第二季。《中国建筑史》是一座里程碑，可是梁思成生前只同意将此书稿以油印本的形式印出，作为高等学校交流讲义之用。他在油印本前言称这是一部 “古人写的古书”，供批判参考之用。油印本于一九五五年二月在上海第一次印刷，就在此时，风向逆转，《建筑学报》发起了 “对以梁思成为首的复古主义建筑理论的批判”，建筑工程部召开设计及施工工作会议，批判 “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思想”。有论者指出，梁思成的这部书稿，“多不问社会背景，只讨论各种结构式样，因此并不能说明这些结构式样产生和演变的原因”，“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史的研究者，对于建筑‘在社会上、宗教上，乃至政治活动上的历史’是不应丝毫不加以注意的”。在彼时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下，上述讨论是颇具学术性的。遗憾的是，梁思成未能获得公开回应的机会。一九七二年他逝世之后，这部书稿终于得以正式出版。这部 “古人写的古书” 幸未被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然而，针对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学术批评并未停止，在二十一世纪初还掀起了不小的浪头，代表性的言论包括：“当梁思成和他的同仁们在建立中国古典主义的道路上迈出一步又一步时，他们大概都将之视为他们坚强的民族主义信念的实现，以及他们所学到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学术体系在中国的成功应用。然而，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所借以立足的西方古典主义的建筑学术体系与中国建筑体系之间内在的一种根本矛盾。这种矛盾在梁思成等的强烈‘民族主义’观念的张扬之下，显得更为突出…… 这也是梁思成建筑历史观的悲剧所在。”（赵辰：《“民族主义” 与 “古典主义”—— 梁思成建筑理论体系的矛盾性与悲剧性之分析》）这样的批评直指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研究之心法，诚可谓兹事体大。梁思成这位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开拓者，在抗日战争时期贫苦交加的四川李庄农舍，以殉国者的姿态对他所从事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做出总结，确实是出自强烈的爱国心。可是，这一爱国心，即所谓 “民族主义信念”，真的将他导入了以西方古典主义言说中国建筑体系的 “悲剧” 之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