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金涛先生倡导 “结构主义”（通过产业结构演进推动经济增长）和 “四期嵌套经济周期”（60 年康波周期 —— 长波、人生；20 年房地产周期 —— 中波、投资；10 年朱格拉周期 —— 中波、投资；3 年基钦周期 —— 短波、库存）。作者的核心观点是，我们人生的财富轨迹是有迹可循的，而这个轨迹就是康波周期，从某种意义上看，人生财富积累的根本就是源于对康波周期中资产价格的投资或投机。

从逻辑的角度看，房地产周期首先是一个国别周期问题，它与技术周期和商品周期的最大不同点是，它不具有全球的共时性。但是单纯从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来推导其房地产周期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中国的房地产周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和结果，同时中国经济的增长是第五次康波繁荣扩散的结果，所以，房地产周期国别的差异和非共时性一定不会是单纯国内因素导致的，它是全球繁荣扩散和传递的结果。

熊彼特提出了三周期模型。第一种是长达 50 多年的经济长周期，被称为长波，由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于 1925 年首先提出，故又名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第二种是 9～10 年的中周期，被称为中波。1862 年由法国医生、经济学家朱格拉在《论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商业危机以及发生周期》一书中首次提出，是由设备投资周期为经济带来的周期性变动，故又名朱格拉周期。第三种是平均 40 个月的短周期，被称为短波。1923 年，英国的约瑟夫・基钦从厂商生产过多时就会形成存货，进而减少生产的现象出发提出一种周期现象，基钦在《经济因素中的周期与倾向》中把这种 2～4 年的短期调整称为 “存货” 周期，熊彼特将这一周期现象称为 “基钦周期”。熊彼特认为，一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大约包括 6 个朱格拉中周期和 18 个基钦短周期；一个中周期包含约 3 个短周期。长周期是对中周期起制约作用的因素，并影响着中周期赖以发生的背景。中周期的繁荣和萧条的程度受到长周期特定阶段的影响，中周期与短周期之间也有类似的关系。先看大宗商品的产能周期，它平均 30 年出现一次，现在可得的数据只能从 1947 年开始，我们根据对大宗商品产能周期的研究做了一个划分，那就是大宗商品产能周期的几个起点分别是 1945 年、1972 年、2002 年以及 2030 年，这是大宗商品产能周期的起点。大宗商品产能周期一般呈现 10 年上升 20 年下降的特征，我们从 2002 年启动本轮产能周期，2011 年是本轮产能周期的高点，现在处于产能周期的主跌段，就算 2019 年大宗商品触达最低点，2019 年到 2030 年也是震荡的走势。这里给大家讲一个插曲，昨天路演时我跟我的客户说，我们这一代和 “70 后” 的命运是最好的，“00 后” 也是最好的，1980 年到 2000 年出生的人命运是最差的，因为既赶不上前面的技术创新周期，也赶不上商品周期，更赶不上下一个商品周期。以我对经济周期的理解，我觉得这是完全正确的。所以最佳的人生组合是什么？就是 “70 后” 的人生了 “00 后” 的孩子，这就是最佳的人生组合。领先的大宗商品的顺序是糖、铁矿、石油、铅、黄金等，这个顺序符合大宗商品的走势，糖最先触底，在金属中最先触底的是铅，从历史经验来看这是符合规律的。回落较晚的应该是石油和铝。美国的伊斯伯尔丁对康波做了简单又深刻的描述，基本上符合我们对康波的认识。（1）每个康波是指一个相当长时期总的价格的上升或总的价格的下降。（2）价格的长期波动不是自己产生的，而康德拉季耶夫认为是资本主义体系本质的结果。（3）每个康波又嵌套着几个库兹涅茨周期和几个朱格拉周期。关于康波根本推动力的理论，目前有以下几种：（1）创新说，即把长波归因于技术革命；（2）货币说，即在金本位下黄金产量的变动带来货币量的变化，从而带来价格变动；（3）新的国家进入世界体系，包含战争革命等因素；（4）初级产品及能源的供给限制。康波衰退的前半期主要表现为大宗商品价格的冲击，而在此之后，黄金涨幅超越大宗商品可能在于以下两个原因：其一，货币体系动荡，避险情绪的出现；其二，货币政策宽松带来的实际利率的走低。“中国因素” 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它掩盖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共生逻辑。中国在为世界市场生产产品，所以，中国当然也在为世界消耗资源。抛弃产业在地理位置上的转移，现在的世界经济增长与以前没有本质差别。“中国崛起” 这种说法不过是被世界产业转移和世界经济周期繁荣带动的中国经济高增长迷惑了。而所谓的 “金砖四国” 不过是当今世界产业链上的某些环节，并没有超脱现有的世界产业分工格局和共生模式，它们与世界经济同繁荣共衰退，只不过分工的一体化使世界越来越像原来的一个国家。1890 年以来的房地产周期平均时长为 25～30 年，且房地产周期确实在跟随康波周期运行。在一个 60 年的康波中，房地产周期主要存在两次波动，这两次波动分为一大一小，即强周期和弱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