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与道，如同氤氲在大唐的两道霞光，使 “唐朝” 这个词由一个时代的名称成为一个形容词，描述那些一度辉煌至极的古典意象。没有佛与道的唐朝肯定不完美，或者说无法成就其伟大，这并非说需要多少僧人和道士来给王朝歌功颂德，而是儒家与外来的佛教融合、与不断发展的道家玄学相交融后，在审美细节、思维方式、遣词造句、生活方式等方面变化中引发精神气质的改变。我是一个推崇佛学的唯物论者，所以，佛与道对我而言更多地意味着思想练习、美学精进和生活方式。
 
一般来说，文学是美学之基础。没有语文作为基础，就无法整理美学思想、无法描述何为美，同时，语言也是任何人都能修炼美学的捷径，这一点不言自明。就拿唐代文学来说，唐诗和唐传奇显然受益于道教风行；以唐代歌舞而言，佛教鼎盛为其带来了极乐和另样风采，而道教风行则为其贡献了飘逸和轻灵。而在唐代美术中，佛与道共同提供了超然出世。因此，道教对唐代文学的影响，不可能是单纯文学层面的影响，而是着眼于整个时代社会美学素养的通感滋养。
 
本书格外精彩的地方在于，从宏观和微观、想象和空间、单维和三维的综合视角，呈现了唐代社会浓郁的道教氛围。书中不仅有炼丹术、神仙术这种修行法门和题材在文学创作的表达，更将表现神仙术的文学创作行为通过具体作者、作品铺陈开来。
 
其他断代文学史和文学评论著作极少将唐诗和唐传奇同题联写，但是在本书中，唐诗和唐传奇不仅通过道教粘合、并行不悖，且很轻易就能从中发现，社会各阶层对道教的需要是唐传奇成为唐诗文学创作转向的内在驱动力。
 
当然，道教本就是李唐王朝无法绕过的一个话语体系，文学是这个体系中表现最突出的一面，仅此而已。道教从人格身份（道士）、文学（唐诗唐传奇）、音乐（道情）、书法绘画（张旭吴道子）等方面塑造的唐长安美学意象，是由这几个方面构成的通感所呈现出来的。
 
所谓通感，即是文学中可见音乐、音乐中可见绘画，而绘画中亦可睹文学和音乐的神仙世界与飘逸轻灵风采。当这种通感达到艺术表现力的顶峰，同样的内在又演变不同的美学意味 —— 安史之乱以前是绮丽飘逸，安史之乱后则是玄怪隐喻。本书在对 “诗鬼” 李贺进行介绍时，我便想起同时期唐传奇中玄怪异事的描写，果然在后面章节提及唐传奇时，又专门写到了他与重要的唐传奇作者沈亚之间的密切往来。
 
不仅是诗人与传奇作者之间，在道教主题下存在着密切互动，诗人与音乐俳优令工之间，也在道教主题下互动频繁。道情融入唐大曲、燕乐表现道情，是长安文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场景，诗人唱和乐曲而作辞令，是诗人极其重要的社交活动。由诗词入道情，以及用道情、清商表现诗词，再平常不过。毕竟，道教比佛教多出一层皇家祝祷的仪制功能，这是道教与唐代文学融合演化出多种形式的根本动力。
 
非但如此，道教在世俗化方面最重要的另一项贡献，是女性社会化的主要途径。在《唐代女性的生命历程》中，能脱离婚姻约束的三种女性身份女妓、女道士、女尼，女道士是三者间独立人格最完整的身份。
 
女道士拥有特殊的性自由尺度，包括与男性宴饮、学术性社交、情趣性社交和一般交往，这是女道士的相对自由特权。一方面修道塑造了女道士的精神面貌，一方面道观特权留出女道士的性自由尺度，故而，妇道士在唐朝实在是一道极其靓丽且不可复制的风景。书中对此已有充分介绍，最著名如薛涛、鱼玄机，兼具才名与艳名。女妓虽有艳名，但毕竟在素养和身份上比女道士低了不止一等，因此，由此书我才明白，原来唐朝女性之开放并不在于酒肆胡姬和青楼，而在于并不卑贱且能获得男性平视甚至仰视的女道士身上。
 
即使不是所有女道士都过着开放洒脱的生活，起码，入道，是女性得以摆脱婚姻束缚的一个有利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来阅读唐传奇名篇张鷟的《游仙窟》，便能体会到女道文化的别样风情了。
 
通过上面提及的文学文本来看唐朝道教，说它是宗教信仰显然不够全面，说它是一个审美体系，起码在文学、音乐、绘画等领域是绝对合适的。这样的处境也特别 “中国特色”。国人自古就有把所有信仰都过成世俗生活的能量，不是么？
 
纵然一开始道教的仙府洞天还是形而上的信仰，最终，人们印象最深最愿意传诵的还是那些绮丽优美的文字描述、久而久之弱化了信仰。哪怕现实已经残酷到粉碎一切美好，哪怕唐末五代持续百年的生灵涂炭和国破家亡，这部分记忆还是被流传下来。即使它与原来那个 “道” 已经没有太多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