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小就生长在基隆附近的三芝，所以我对这本书有特别的感触。这是一个诉说着基隆港口，从繁华崛起到黯然落幕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城市沒落、对所有底层劳工产生影响的故事。这本书让我惊艳是作者魏明毅在讲完可读性更高的故事之后，终于回归分析本身。一本好的地域民族志也许有一小半在于捕捉到潜藏于普罗日常中的本质规律，更有一大半在于找到怎样的概念可以既精确又贴切地串联起散落一地的田野碎片、揭示它们背后那个很容易有所感、却很难明言的逻辑和价值体系。魏明毅带着他在多年的心理咨询现场沉积出的敏锐触觉，成功地找到了这样的逻辑和价值体系，并清晰地梳理出了散落其中又暗自相连的部分之间的关系。在台语影片《大佛普拉斯》里，穷人的世界是黑白的，富人的世界是彩色的。而被新自由主义洗礼的码头工人则亲身经历了生命的色彩斑斓与黑白暗淡。这些色调的转折体验，始终围绕着一个文化意象，即对码头男性工人必须要 “像个男人” 的文化期待。“像个男人” 所框架出来的是一种男人的理想状态，即督促男人思考如何形塑自身以成为一个有价值的男人。而工作是连结个人和文化意象的方式之一。正如书中所言，“工作，不只是一个位置，它同时影响着人如何看待自己、能与什么样的人互动、可以在什么样的时间行走在哪些地方。” 码头工人的工作正是这样一个机制，这份工作决定了男人们在全球劳动市场中扮演的角色和他们身处的社会关系。在工作面临整体政治经济结构转变的影响下，这些角色和社会关系也在发生变动，然而，男人们被所期待的文化形象却鲜少更动，这使得码头工人在发现自己难以快速适应工作和社会关系变动时变得无比焦虑和失落。具体地说，从 gâu lang (有本事的人) 坠入 pìnn-bo-lian (没用的人) 体现的是遭遇了由不确定、不稳定和不安全的工作带来的各种情感失能体验。码头工人变成一个压抑的群体，他们的文化认同变得破碎，社会连带濒临瓦解，成为一个个孤身的工人。更重要的是，他们把错归诸于自己没有本事、没有能力因应这个改变，而无法看穿外在的结构力量。例如，在民营化潮流中幸存下来的李松茂，即便已经进入装卸公司，担任主管并且为孩子攒下房产，他仍然对自己比 “小拇指”，认为自己是最差的，“到头来就只是工人而已”。以码头男性工人为例，跨国供应链和台湾（乃至东亚）地方社会文化情境的相结合，我们社会对男性产生一套期待，例如要养家、要有高学历、要买房、要买车、要满足一定物质条件，否则，男人则被批判为 “不像男人”。于是，这些期待促成了男性的情感形态，这些情感形态包括亲子关系、夫妻互动、家外亲密关系以及同事情谊。然而，当社会整体的经济结构重构劳动和受雇形态，使得个人无法快速因应社会结构的转变之时，男人们则被急速地推向边缘，最终，正如魏明益所言，他们从 “像个男人” 到 “不像个男人”，到最后的无以为人。更唏嘘的是，当他们急于将这些失败归结于个人的无能，便也同时忽视了个人悲剧背后的更加宏大的社会结构与变迁。

每日一书：《静寂工人：码头的日与夜》。本书谈论了新自由主义的四十年，台湾基隆码头的喧嚣与衰落，在码头之上，我们恍惚着，听见男人的声响慢慢的离场，工人们在时代的变迁之中摇曳。人类学，这门将自己丢进他人的日常、置身于无知、试图真实靠近与理解他者的学科，是我在心似落海时所看见的浮木。不同于以往探向内在，这回我需要离开自以为是的熟悉，让自己掉进眼前那人背后一大片的陌生时空。我盼想抓着人类学的田野，以踏实往外看见世界、回返日常生活去回答：是什么样的处境促成了生命决意朝向死亡 —— 不论是肉体上或精神上？林清水在码头民营化时所领的退休金，加上清水嫂几十年来的摊子收入，全数用来向港务局买下土地所有权，再重新整建那栋透天厝，那里现在只有清水夫妇两个人住。几步之遥的那间未改建平房，则是清水嫂用来堆放早餐车的所有材料，以及准备做早点的地方。偶尔，她会在前晚没睡好时，偷空在屋后的木板床上小睡一会儿。从 1970 年代到 1990 年代末，发生改变的不只是港口码头停靠的货船，更是这群码头工人的生命世界。父亲和丈夫不在家的时期，至少要回推至 1950 年代到即将跨进 1960 年代之际，那时李正德、他的车队朋友及其他所有货柜车司机都还没出现在基隆码头边。在那段岁月里，码头男性装卸工人与餐饮娱乐产业女性劳工共构了基隆港城的热闹日常，而那种社会生活是不含括许多在家里的 “清水嫂” 与工人子女的。那时，台湾地区还是日本的殖民地，基隆是岛屿上一座热闹非凡的小边城，特别是位于市街上的东西岸码头，不论日夜雨晴，总有千百个少年与壮丁在来来回回行走着。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直到 1990 年代末，那群或打着赤膊或身穿雨衣、肩扛各色货物的男人，用每一步接连起台湾岛内外的世界。码头外的基隆居民，跟着当时管理码头的日本人如此称呼这群离开故乡来到这城的男人：グーリー，即苦力。从 1960 年代到 1980 年代末，码头上的四五千位装卸工人每日每夜往返踏入特殊的生活情境中。当时间累积得够久，却还来不及察觉时，那原本的 “特殊” 便已发展成如呼吸般自然的 “日常”，也将这群来到异乡码头上的少年与壮丁，圈卷出相异于码头咫尺外的社会生活。王家龙是极少数直到现在还经常跑茶店仔的码头工人。在候工室的计算机旁，他边吐了口烟，边说：“轮夜班的时候，大家会相揪到九份，到茶馆，我们知道不能带酒，就用报纸把啤酒包起来，但其实送茶妹妹都知道。我们就买了牌和酒，去玩牌啊，看星星，玩十三支。” 在 1980 年代货柜船繁密进出的码头上，新形态的劳工与不再是 “苦力” 的苦力，在桥式机底下的时空里短暂交叠。货柜车司机负责停、开车，装卸工人负责在拖车停开之间为货柜进行装卸，即使置身相同空间，但不同的劳动条件不仅划分彼此，也区隔出彼此不同的身份认同、关系网络及阶级意识。货柜车司机居高临下坐在驾驶座，在无线频道上称呼伫立于码头上的装卸工人为 “友仔”，指出其眼中工友之意。在这个由众多码头男性工人构成的场景中，由于社会历史与经济因素，当时所圈入的餐饮娱乐产业劳工，不像市街食摊通常由在地女性或工人配偶经营。茶店仔、卡拉 OK 等娱乐产业的劳工，大多为经济上有困难的外地女性 —— 源于配偶或自身的赌债，或者上一代累积下来的经济困顿。她们只身或手牵幼子迁入这座陌生港城，成为铁路街仔各间茶室里称不上青春的 “阿姨仔”。我太太在我初中的时候就跟我了，当我妈长脑瘤时，她抱着和我一样胖的妈妈去洗澡，我一辈子都不会对她大小声，她说要一个手表，我就买给她，16 万的一只表。我年轻的时候有赚到钱，可是囝仔只会死存，不会转，那个不算有钱；我要是有钱，就去娶细姨，我绝对有这个观念，这样才代表我赚有钱，够 gâu。最后且最新颖的，便是我所站立的这片海洋广场上约两米高的 “Keelung” 七个字母，那既是夜里闪烁着不同色彩的 LED 灯，也是供游客使用的座椅。它的正面朝向海港，由市街看过去，是相反的字母；如果这并非误植而是有意识的安排，不难揣想当时竖立这七个字母时，默认的观看者是由海港外进入码头的国际邮轮及观光客。通过此类单一而频繁打造的七个英文字母，这座城市像是不断对着到访者宣称其新的身份与意象。由码头内的静寂工作情境，码头外围稀落的食摊小贩，以及铁路街仔等待客人的年长妇人所构成的这幅社会图像，描绘的正是 1970 年代由一群码头工人共同创造的公共空间，以及在当中发展出来的丰富情感网络，自 1990 年代末随着国际货柜船的离开，接连快速地消失。这个由总体社会生活、关系网络与自我意识所组构的时代情境，指涉的不只是因经济衰落而被公众（或说政经眼光）普遍界定的底层，还是更深层的码头工人 “孤身” 时代的开始。孤身不单指这群男性工人在码头上形单影只，事实上，码头外的世界才是推倒他们的最后一张骨牌。这些男人在所处的层层多元关系里，浸身于日渐清晰且异于以往的生存感。这群异乡人，逐渐在陌生异地晋升为有能力的 gâu-lâng，那是立基于游刃码头内外各种关系场景的处境意识与生活感。国际货船不只为码头工人带来特殊的工作形态和消费习性，更与地方所蕴含的文化搓揉出男人以国际货船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以及看待自我的认知形式。当国际货船进港，码头上的男性工人 —— 不只作为一名劳动者，也是身为一个人 —— 便集体卷入全球市场的劳动在线，并在某个短暂历史时点的日常实景里连接上 gâu。gâu，这个由当地文化所建构与支撑的价值标准，意指 “像个男人”。关键的是，新自由主义连同文化价值在地方构成的主流叙事，使公众简化且扭曲了对码头工人现况的理解：工人由于自身不够努力，因而被 “现代” 遗弃；他们是经济弱势者，因而成为 “底层”。作者以短短的五余万字，谈论着新自由主义的四十年，台湾基隆码头的喧嚣与衰落，在码头之上，我们恍惚着，听见男人的声响慢慢的离场，工人们在时代的变迁之中摇曳。当我试图以单个个体的生命历程串起这本书的讲述，在这个以男人为主线的故事中，他曾是在少年时期，选择离开家乡，奔赴一个让他得以在喧嚣时代生存，以高额的经济回报、对未来的期待，来构筑些许甜蜜的生活信念，他们，是有尊严的工人。人生辗转到下一个阶段，结婚、生育，成为家庭养育者的他们，也在家庭之外，以小茶室、红灯区，滋养着自己作为男性的生活气质。在成为不止于父亲、丈夫、儿子的男性，成为兴盛的码头文化中，更加具有魅力的 “像个男人” 的路途之中，家庭忽而分崩离析，忽而以扭曲的姿态延续。

快速刷过，未有细看，感觉一点，也是进入 “田野”，眼光所及之处，未够深入，站的高度不够，看的就不全面了。其中促发我的一个感想：一个地方，一座城，需要的都是人，各行各业的人员汇集，以形成一个系统的生态链，而绝不仅能靠几个政策去推动。看一个繁华与否，就先看餐饮娱乐，死气沉沉之处，就何来生机与活力？不要以为一栋栋高楼，就是繁荣，却是阻隔了层次的联系，加剧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