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常被视为制度的对立面，主要是因为它比制度更具有弹性。比如 “三纲五常” 最早的推动者是董仲舒并不是朱熹，朝堂上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因他而起，但是朝堂上依然有淮南王的《淮南子》作对，民间也依然是百家争鸣，所以一直要到朱夫子的时代，“三纲五常” 才从儒家的政治主张变成天下普遍的行为准则。这个制度化的过程用了大约 1400 年。中国人在这 1400 年里能够 “接受” 这项制度，并不是通过照本宣科地教化，而是在润物无声地 “移风易俗” 中内化了这套行为准则，事实上，这套大动作也是由董仲舒及其信徒推动的 —— 这一进程并非完全连续，而是像锯齿状断点般连续在西汉和东汉之间，由一批儒家分头进行，但是总体上是在董仲舒提出的主干上进行，因此本书分析的广度和深度不仅要兼顾两汉间政治与经学的延续，更要兼顾国家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微妙变迁，把名称不变而实质改变的前后两汉纳入一个刘汉 / 炎汉王朝的整体，使大一统国家价值观成为有制度保障的共识，这就是两汉儒家 “以礼入俗” 风俗观的行为原点。真正吸引我来了解这个 “以礼为俗” 原点及进程的动力，并不在于对典藉的原教旨膜拜，而是当看到越来越多民俗流行至今依然保有古典儒家礼法思想时，就必然会去寻找这团乱麻的线头。而且，一旦找到阿里阿德涅的线头之后，才知道这其实不是一根线而是一棵盘根错节的树，看先秦两汉风俗的演变，就像刨出了这棵树的树根。哪有什么自然而然的风俗？一切都是为了教化而演变创新的 “礼”。最早关注移风易俗的当然是孔子而非董仲舒，孔子所处的 “大分裂时代” 本就是一个被松散组合在一起的 “天子 - 邦国” 形态天下，由于这种关系不够紧密而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的争战与杀伐，孔子认为上古三代尤其是 “周召时代” 很紧密，所以无论是《论语》或《诗经》都显示出他志在 “克已复礼” 试图凭一人之力恢复那种君臣、家国、天下紧密有序的礼法秩序。过去我们常被教育的风雅颂，结合《孟子》观点在五经六艺中其实是指 “天下风俗 > 京畿祭祀仪式 > 国家礼仪” 这三个层面的礼乐教化模式，把这个模式的箭头方向反过来，就是自上而下地 “国家推行礼乐教化方法 > 京畿关中用祭祀仪式推行礼乐应用 > 天下依礼乐形成统一的风俗”。之所以说董仲舒及其信徒是移风易俗的推动者，则是西汉经历了文景之治后，汉武帝终于能够凭借强有力的帝国力量来 “整饬风俗”。有了这个前提，再来看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就能明白为何其中以儒学为中心包容了大量天人感应、谶纬思想，这些思想在底部根本与道家思想根本无法剥离的原因或许是因为当时对自然物理世界的认知太缺乏，但更现实的结果是使儒学一举三得 —— 既包容了道家阴阳家等百家思想，又使儒学思想直接转化为神话，还极其贴近 “大一统” 的主流思想。其中：包容性解决了以文核心、重建知识体系的需要，此后影响到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刘向《新序》许慎《说文》和郑玄解经。神话性解决了儒家理论不便于理解、神话更便于传播和重复的需要，此后影响到刘向编《战国策》《列女传》《列仙传》以及刘歆的大部分谶纬创造，乃至直接影响到王莽篡汉所用到的大量神学思想。延续到东汉，则催生了后世儒学绕不过去的班固《白虎通》，以及考证拓展《白虎通》的应劭《风俗通义》。主流性就不用说了，董仲舒以后儒学正式获得制度层面的 “经学” 地位，而与 “经学” 同时期的 “纬学” 越来越边缘化，图谶也连带着在经学迭代过程中被污名化。所以，看两汉风俗观念演变与发展，其实是在看儒学如何巩固 “独尊儒术”、刘汉如何巩固大一统国家价值观、礼学和礼学如何变形成简化版风俗传说的过程。简言之，凡事必定有个开始，风俗的原点不仅是礼更是国家对礼的需要。当然，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很有用的认知框架，真正认知到这个体系的发生学，还需要体验更多风俗参考更多儒家经典。久而久之会发现，我们的当下如同处在汉武帝时代重建礼制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