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展开的是一场对 “正义” 本质的深刻拷问：当我们坚信自己站在正义一方时，我们是否正走向罪恶的深渊？【布里奥妮与其说迷恋 “故事”，不如说热爱 “秩序”，因为她认为 “一个无序的世界完全可以在写作中条理化”，而她 “对秩序的喜好也催生了公正的原则”。】故事开始于 1935 年炎热夏天的某一天，布里奥妮 —— 十三岁的未来作家 —— 站在窗边，凭借着她尚未成熟的想象力，将姐姐塞西莉亚与罗比・特纳之间的复杂关系简化为一个她能够理解的故事 —— 罗比是恶棍，塞西莉亚是受害者，而她，布里奥妮，是正义的化身，是保护者，是真相的揭露者。当她看到喷泉旁那一幕，当她读到那封充满情欲的信，当她撞见图书室里纠缠的身体 —— 每一次，她都选择最恶意的解读，因为她需要维持她的 “正义” 叙事，而且所有与她同一阶层的人都在罗比案件中找到了自己需要的叙事：阶级的边界被维护，道德的秩序被重建，表面的体面被恢复。最终，罗比进了监狱，塞西莉亚与家族决裂。小说第二部分是罗比的视角，为了减少狱中时间，他上了战场，战场是残酷的，随时有生命危险；战场又是荒谬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无望等待。但是罗比还是想活着，塞西莉亚的信就是他活下去的信仰。大撤退的残酷描写让人想到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大撤退就是大溃败，多少人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最后两部分是 “正义” 女孩如何在余生中试图赎罪，而恰恰是这种赎罪的尝试，暴露了更深层的道德困境。晚年的布里奥妮在小说中为罗比和塞西莉亚安排了一个团圆的结局，这是她对自己的赦免，是她对自己罪行的重写。但作者在最后一章揭示，这个团圆是虚构的，罗比和塞西莉亚实际上从未摆脱布里奥妮的指控，他们死在战争中，死在分离中，死在彼此思念却永远无法相聚的绝望中。《赎罪》的终极悲剧不在于布里奥妮犯了错，而在于她终其一生都无法真正赎罪。因为真正的赎罪需要的不是写作，不是忏悔，不是自我惩罚，而是直面一个令人绝望的事实 —— 有些错误无法弥补，有些伤害无法修复，有些正义永远无法实现。布里奥妮用一生逃避这个事实，而麦克尤恩用这部小说迫使我们面对它。在这个每个人都急于宣判、急于站队、急于行使自己 “正义” 权利的时代，也许我们需要停下来想一想：我们以为的正义，是否正在成为恶的化身？

《赎罪》以四个不同的历史片段为叙述内容，以多元繁复的叙述策略讲述一个关于爱与赎罪的故事。麦克尤恩通过主人公布里奥妮的心灵历史重塑，从个人历史的微观层面窥探长达 60 余年的 20 世纪历史图景。小说中所采取的叙述策略契合了当代英美小说经历后现代主义洗礼后的现实主义回潮。

《赎罪》为不同的叙述视角匹配了不同的文风。第一部的全能视角具有简・奥斯丁的古典风范，第二部罗比的视角酷似海明威，第三部布里奥妮的视角重在心理分析，而且通过布里奥妮之口告诉读者真相，这一部分文字深受英国著名意识流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影响。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在评价《赎罪》时，用了一句非常恰当的话：“伍尔夫的微光笼罩着奥斯丁的情节。”